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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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若狂。他指出在北京耳目众多，不易行事，万一失败了不好交待。接着，　

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干吧！别无他图。”要竹下到北京只要把张作霖的准　

确行踪告知河本就行了。当竹下表示那是他亲自受命于村冈司令官时，河本　

大作循循善诱道：“作为司令官，亲自参与那样的谋划不相当。……对你来　

说，不存在违反司令官阁下命令的问题。你奉命去北京好了。你放出的刺客　

在北京，还是在什么地方，司令官阁下并没有限定场所……”并保证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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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能够完成任务了，愿意担负一切责任。这样，在竹下少佐的默认中，两　

个谋杀计划融为一体了……　

　　　　　经过严密的侦查，河本大作选定了爆破地点——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和　

京奉铁路的交叉处。在这里，京奉铁路上面是一架铁桥，南满铁路横穿而过，　

日本人在桥上昼夜巡逻，中国人不允许靠近，选择这样的地点，既便于安放　

炸药，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怀疑。　

　　　　　地点选定以后，关东军就派出十几个工兵，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成　

30麻袋，装置在两路交叉点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电爆装置则安置在桥　

墩500公尺外的了望台上。诸事准备妥当，就静候张作霖的出现了。　

　　　　　6月4日，凌晨5时23分，当张作霖的专列行至皇姑屯时，关东军东宫　

铁木大尉一按电钮，随着一声巨响，一股黑烟腾空而起，高达200公尺。张　

作霖所乘的第八节车厢炸得粉碎。张作霖当场昏倒在血泊之中。　

　　　　　张作霖被运回沈阳大帅府后，对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了！　

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罢不久　

即去世，时间距被炸后仅4小时零7分。　

　　　　　张作霖被炸的当日，张学良在北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杨宇霆也参加了此次会谈。当时，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基　

本条件。即：东北地区必须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奉军中的孙传芳部和　

直鲁联军必须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东三省必须服从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却交换了意见，确立了国民政府对于解　

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　

　　　　　6月4日，是张学良的诞辰日。中午，张作霖被炸的消息就传到了张学　

良所在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司令部。但是，祝寿的宴会晚间仍然照常　

在怀仁堂进行。因为得到了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所以大多数人都很恐慌，祝　

寿的气氛并不十分热烈。但张学良却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张作霖被炸，正应了古人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阴谋，其真实　

意图并不是为了杀张作霖这个人，而是借张作霖被炸引起的人心慌慌和社会　

混乱之机混水摸鱼，大规模地挑起武装冲突，并进而吞并整个东北。　

　　　　　果然，炸车以后，日本军人和侨民不断地寻衅挑斗，企图引起事端。他　

们到处制造爆炸事件，仅6月10号晚间，就在东北地区数十处投掷炸弹。他　

们还出动了18000人的军队在沈阳城南的浑河沿岸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并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来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气焰真可谓嚣张之极。　

　　　　　日本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因此，奉天当局一方面对张作霖的去　

世秘而不发，而且每天按时开饭，医生按时出诊、换药、记病历，甚至找了　

一位和张作霖相象的“替身”，每天下午都穿着“病号衣”按时在花园里散　

步；另一方面，派人去北京密报张学良火速返奉。这是日军没敢冒然采取进　

一步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则，正如河本大作所说的“如果当时在那里紧　

急集合，满洲事变也就在那时发生了。”这句话，是日本当时驻北京的武官　

田中隆吉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的。　

　　　　　张学良回到奉天后，面对着丛丛荆棘，立即开始挥舞起了他手中的利剑。　

他公布了张作霖于6月21日逝世的消息，通知了各国驻奉天的领事馆，正式　

成立了丧礼处。同时，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举一动都保持了严密的注　

视和高度的警惕。密令东三省的奉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应付紧急情况　

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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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哭老鼠”是阴谋家们惯用的政治手腕。在宣布为张作霖治丧以后，　

日本政府特派前驻中国公使“中国通”林权助为专使来奉吊祭。日本政府给　

林权助的训令是：“万一敌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实　

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在8月3日举行的吊唁典礼上，田中　

首相所送的花圈与写有“雨公千古”的蒋介石所送的花圈并排地放在显眼的　

位置上。　

　　　　　8月9日，张作霖的葬礼完毕以后，张学良由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陪同，　

前往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答谢。宴会后，双方的交锋便立即开始了：　

　　　　　林权助开门见山，一开始就提出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我是承日本内阁　

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　

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　

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地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　

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　

并且我们听说，张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的打算。我们对此特别关切，　

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对此，张学良略加思索，巧妙得体地回答：“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　

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　

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　

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现在我和他们还没有来　

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　

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也可以说是友邦，　

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情恐怕不会太感兴趣吧！”　

　　　　　对于张学良的回答，日本人气急败坏，立即露出了强盗蛮横的嘴脸来。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林久治郎恶狠狠地说：　

　　　　　　“帝国政府对东三省向南方妥协，表示坚决反对。甘冒干涉内政之嫌，　

亦在所不惜。请阁下三思！”　

　　　　　张学良听后，正言道：“我的决心是看东三省人民的想法如何而定，违　

背东三省人民意向的事，我不能做！”　

　　　　　到后来，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以命令的口吻说：“我们日本就是不　

准你们东北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张学良勃然变色，怒声喝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林权助出来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　

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您自已着想。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　

手腕非常毒狠，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　

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　

怕他们，只要你肯同我们合作，我们便会绝对支持你。”　

　　　　　说着说着，林权助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以教训的口气说：“你的　

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倩。愿向你进一言：　‘你　

的想法十分危险！’”　

　　　　　十足的侮辱人格！张学良愤然而起，高声还击：“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　

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　

　　　　　这次会谈共4个多小时。回来后，张学良立即召开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　

会议，传达了谈判的经过，商讨了对策。　

　　　　　事后，他对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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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司令了。”他对王家桢说：“日本人太欺侮我们了！”并告诉门启官没有　

王家桢的批准，不准日本人见张学良！这次交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霸道野　

蛮的嘴脸暴露无遗，张学良更加认清了日本的嘴脸，同时，更加坚定了服从　

国民政府的决心。　

　　　　　日本的野心没能得到满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这次交锋不久，林久　

治郎回国述职，临行前又施展了引诱、骗人的伎俩。他对张学良说：“我们　

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关系，那　

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　

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愿意　

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只要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　

内地有居住权的话。”　

　　　　　对此，张学良未加思索地就答应了。其实，这是日本的又一骗局，日本　

当时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并无商租权，不可能租到房子。张作霖在去世前　

的13年间共发了40多号训令，严禁日本人租用中国土地经商和中国人出租　

土地给外国人。所以在东北地区根本不存在治外法权问题。而张学良答应了　

日本的内地居住权，这正是日本多次要求张作霖未成而梦寐以求的。张学良　

明白了日本的圈套后非常着急。王家桢建议张学良写一封亲笔信给林久治　

郎，就说由于这次谈话很重要，担心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内容再扼要地　

复述一遍，免生误会，此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东北问题上，日本人真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然而，它却没有如愿以　

偿。　

　　　　　蒋介石“二次北伐”开始时，在津浦线上遇到的主要敌人是张宗昌、诸　

玉璞的直鲁联军。　

　　　　　直鲁联军是1928年初形成的。当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李景林任直隶督　

军　（后来褚玉璞接任了李景林）。为了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宗昌和李景　

林结成了直鲁联军。　

　　　　　张宗昌是山东人，矿工出身，后与土匪为伍。他有个外号叫“狗肉将军”；　

又有人称他为“长腿将军”，因为他个子大，腿长。山东人民中流传着二句　

民谣：“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　

的张宗昌”。他是出了名的“三无数”，即兵无数，他不知手下有多少兵，　

一时心血来潮，就随便封人为旅长、师长，有没有兵他不管；钱无数，他滥　

发军用票，强迫人民接收，高兴时，给别人钱一下就是几十万；女人无数，　

有多少姨太太他不知道，姨太太跑了他也从不追问，而且还可以随便和副官　

调情打闹。当然，这难免是夸张之词，但由此亦可对他的品性窥见一斑。　

　　　　　褚玉璞原来也为土匪，追随张宗昌多年。二人互相利用，形影不离，狼　

狈为奸。　

　　　　　张、褚二人从津浦线上败退下来以后，暂时驻扎在唐山一带。这时，张　

宗昌声言要率10万大军开出关外整训。他向张学良提出要开到辽东半岛一带　

整训，并将此地划为他的永久驻防区。其实，张宗昌是另有所图，他是企图　

依靠日本的力量而图谋不轨。　

　　　　　对张宗昌的企图，张学良非常清楚。张学良当机立断，同国民革命军白　

崇禧部南北夹击，消灭了直鲁联军，进一步取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　

　　　　　直鲁联军被消灭后，张学良纯化了东北军内部，减轻了内部的压力，对　

早日实现易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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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和奉军撤往关外后，蒋介石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接着，在6　

月20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服从国民政府。这样，除了东北地区外，整个　

关内都飘扬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　

　　　　　当时，蒋、冯、阎、李的四个集团军共有67个军又9个师，号称　100　

万，而东北军只有40万人。但是，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内部并不统一，各人　

有各人的算盘；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干涉，所以，蒋介石极力主张免用武力，　

和平统一。蒋介石很清楚，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矛盾重重，他　

们之间的战争迟早要爆发。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同时更是为了取得处于举　

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的支持，他竭力取得张学良的“好感”。同时他清楚地　

认识到日本决不会坐视他挥师出关，担心“济南惨案”重演。在当时的日记　

中，蒋介石写道：“东三省为我国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久矣，吾　

措置办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西战略之导火线一旦爆发，不可收拾　

矣！”　

　　　　　张学良回到沈阳的第二天，即发布公告，宣布了张作霖的所谓“遗命”：　

　“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　

　　　　　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后，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会上，张作霖　

的结拜兄弟张作相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封建正统思想极为浓　

厚，且讲究义气，视张学良为“先帝遗子”，因此坚辞不就，并竭力推荐“老　

把侄”张学良担任总司令。于是，省议会联合会才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　

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　

　　　　　7月4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通电中，　

他“敬以至诚之意”，向全国“父老”“倾吐素抱”，表示“国家大事，民　

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后，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　

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志愿所在，生死以之。”　

　　　　　在发表通电正式就职之前，张学良曾经发出一个和平通电，宣布与南京　

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蒋介石立即作出反映，在北京向日本东方社记　

者发表了谈话，声明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　

　　　　　为了表达诚意，加快“易帜”的进程，张学良派出了邢士廉、王树翰、　

米春霖、徐祖诒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进关与国民政府磋商有关“易帜”的具体　

事宜。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接见了他们。　

双方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东北提出的条件有：东北政治委员会主任由张学　

良担任；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关外；南京政府不得干涉东北的军政；南京不　

得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热河省划归东北管辖。南京政府的条件则是：　

奉军必须出关；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服从三民主义；东北政治分会主委　

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东三省划归第六军区，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派任。然　

而，蒋介石私下又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和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一切问题　

均好商量。接着，南京政府又派出代表刘光、张同礼等人到沈阳，商讨东北　

的易帜问题。双方的接触越来越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