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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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职工告诉我们，这是一亿年前的植物，有活化石之称。我们都很稀奇，回来逢人就宣讲，多年后去南方一看，到处皆是。
植物园的学农与进村下地学农有天渊之别，周围诱惑太多。我们第一次为期二十五天的学农生活，真正在植物园劳动的时间也就占一半。其间，去过一次卧佛寺（沿小溪走到《闪闪的红星》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一次香山，一次李大钊墓（万安公墓），三次大红门生产队（参加劳动），两次盲人工厂（参观）；听了三次植物知识讲座，两次解放军的报告，一次团课，一次“帕米尔高原上的白求恩—杜红亮”事迹报告；看了《平原作战》、《列宁在1918年》、《胜利油田》三场电影；开了两次批判会，一次团员纳新会；还每人轮着开了一次手扶拖拉机。剩下来的时间，是在草药组里干干锄草、翻地、刷漆的活。
第二次去植物园学农，是1976年9月。8号到园，9号下午，我们正在锄草，突然通知到一个空场听广播，4点钟有重要新闻。这是极少见的现象，大家都预感出了大事。果然，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刹那间，有天塌了的感觉，连班里平日最闹的几个孩子都失声痛哭，有个叫“弯弯绕” 的孩子平时没少瞎折腾，这次竟然哭晕了过去。那几天的学农生活被彻底打乱，虽也勉强干活，但心神已不能安定。有老师回去参加遗体告别，回来对我们说，很多人建议保留毛主席的遗体，中央在研究。我们在植物园也进行了各种悼念活动，还在17号到19号返城参加学校的追悼活动。开追悼会那天，学农的同学在学校的灵堂轮流守灵。20号回到植物园，又呆了十来天。其间开过一次团员发展会，一次撤销对一个同学的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红卫兵组织生活的会，其他小组会，班干部会，不计其数。回校前，植物园的一个姓马的负责人给我们作该园概况的报告，提到了江青，称其为“敬爱的江青同志”。没过几天，学农假期尚未过去，江青一伙就被“粉碎”了。
这二十来年，不断有同学专门或顺便到植物园，走访自己的“故居”。据说现在还在。也曾有同学提议在那里开一次同学会，未果。
注释
①②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月第一版。
③⑨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子》，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二期。
⑤⑥⑦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时代背景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地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
世事和环境的变迁，必然会连带“玩”的主题的变迁。倒退三四十年，北京孩子上语文课，老师讲课文的次序是先讲时代背景，后讲段落大意，那么，对于当年的北京孩子，“玩”这堂课外的“大课”的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孩子是玩的主体。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七个八个也不新鲜。因而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不论住胡同还是住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孩子皆可以“群” 论，形容起来就是“呜泱呜泱”的。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和今天比，当年的孩子学习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记。寒暑假不必多说了，就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也返校一两次，但都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意思意思而已。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和提高班向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常态。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汽车”和“飞机”的转盘游乐区），没有电子游戏厅，没有滑板、轱辘鞋，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行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着玩，好在当年的北京城里楼少，城外楼也不多，高楼尤少，禁止孩子进去折腾的绿地花园更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砖头、沙子、木头、铁丝网多。从撒尿和泥到爬树上房揭瓦，从构筑工事到追追杀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利用这个天然游乐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和楼群间普遍栽着一些有年头的树，像槐、柳、杨、枣、榆等等，小树林也不罕见，住在大庙附近的，还能与更有年头的松柏树为邻。这些树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远和采摘的去处。院里如有一排柳树，遇春夏两季，有时候棵棵树上挂着孩子。孩子爬树，经常是毫无目的，就是爬着玩。看谁爬得高，爬树的高度与心理上的恐惧感加荣誉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孩子回首当年，一定还记得院里的哪棵树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脚踩空了或踩折了树叉摔成脑震荡。我们院有个外号叫“包子”的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小学时曾从一棵柳树的高处失足，被低处的树枝接住，拣了条命，但幸运没能长期和他相伴，“文革”结束后的一个夏天，他和几个同事去郊区游泳，家长没挡住，20 岁出头就葬身在怀柔水库里。有目的的爬树，也很多见，像摘槐花，用背心当口袋摘枣，掰柳树枝做笛子吹，摘杨树叶子玩拔根儿，捅树上的马蜂窝，摘桑叶或榆树芡喂蚕，上柳树粘鸡鸟……孩子从树上下来，弄不好就是一脸杨剌子蛰过的痕迹。爬树或利用树做没有章法的玩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当中，也是一种常态。就当年的男孩子以及相当为数的女孩子而言，谁没爬过树呢？西藏中学教音乐的张老师在佟麟阁路一带长大，他和我说过，从闹市口到白塔寺，两侧胡同里的枣树没有一棵他没上过。
当年的孩子也“出游”。最简单的玩法是漫无目的的干走，称“遛圈”，类同大人的散步。有时候也遛人，即几个孩子合谋途中甩掉一个。那时候孩子都觉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从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长途跋涉的感觉。巴掌大的院子转着圈玩，都觉着没边际。有机会搭一段卡车，则是一件相当爽快的事情。有个朋友说起过，他们院有个孩子父亲当司机，有一次把卡车开回家，这孩子左磨右求，当爹的终于破例拉着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车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没忘了玩坏，冲着人群大叫一声：“老张！”引来好几个张姓路人的抬头应答。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终于在归途中遭到报应，有个孩子光顾着体验兜风的畅快，不留神脑门被树枝剐了个两寸多长的口子，急送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伤及眼睛，至今伤疤还在。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收藏加赌博类
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到处张挂毛主席的几道重要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把毛主席指示落到实处的重大举动之一，是挖防空洞。特别是林彪一号令发布和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北京便掀起了全民上阵，大挖特挖防空洞的热潮，举目便是工地。胡同大院小院，工厂机关学校，都不例外。挥镐抡锹、脱坯烧窑的场面比比都是，较之今天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基建规模要热闹得多。开始是挖防空壕，不封顶，各单位三天两头演练紧急集合时，往里面钻。有的单位还发给白布单，演习苏修一旦使用核武器时往脑袋上蒙，据说能有效抵御核辐射。包括孩子在内的一般市民也有一种战争在即的紧张感。后来防空壕升级为防空洞，再后来又升级为连为一体的人防工程，而战争的氛围则看减。毛泽东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北京孩子则可以说，利用防空洞玩，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所谓“利用”，也是多方面的。
防空壕时期，是“跳”，即跨越壕沟，姿势等同加助跑的跳远。成堆的孩子天天跳，到处跳，比着跳，一遍又一遍地跳，防空壕越宽越跳，挖得越深越跳。很多孩子如登山运动员心里算着还有哪座雪山没上过那样，惦记着周围还有哪个防空壕没跳过或没跳过去。跳遍了咱院的再跳别的院的。就这么来来回回跳沟，乐趣何在呢？大概是刺激感、征服感和好胜感轮番“作祟”。不少孩子没少崴脚，甚至不少孩子留下了后遗症 —至今走长路还爱犯崴脚的毛病。至于没跳过去，折进沟里嗑着下巴颏紫药水红药水乱抹一气之类的“事故”，也难免发生。
防空洞时期，是“钻”，类似抗战时的钻地道。或打着手电或点着蜡烛或摸黑，也没有任何目的，就是钻着玩。想穿了，当年孩子钻防空洞，心态可以照比今天大人的旅游—换一个环境呆着。因而是越黑越好，岔口越多越好。最好是从此地进去，从几里以外的某个彼地出去，便不失一种刹那间的征服者的欢悦，回院后免不了向没钻或没敢钻的孩子反复陈述：是从哪进去的，从哪出来的，过了多少阵子还断不了搬出来当重大历史事件回顾。有的孩子听来恐怖故事也刻意挑钻防空洞的时候讲，图个之又。我曾多次听一个住北蜂窝的中学同学说起，他四五年级时和另一个孩子摸黑钻防空洞，走着走着就听身后响起“唰、唰、唰”的脚步声，两人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声也停了。一抬脚，“唰、唰”声又起。如是反复数次，两人从紧张到肝颤到筛糠般地哆嗦，就差晕过去了。好在他们熟悉这个防空洞的若干出口，屁滚尿流地逃之夭夭。他说，此后再也没敢钻过防空洞，哪怕是一堆人打着手电的时候。几十年后提这件事，他们仍不承认是幻觉、回声或别的什么可以解释清楚的理由，而坚信是真真切切的脚步声。
挖防空洞的时候，沙子、砖、胶泥、石灰、水泥预制板等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孩子当然要利用这些材料大做“玩”的文章。至于如何去做，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能用电影《地道战》里的话说，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防空洞里的一大特点是潮气袭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很多北京孩子偶遇地下返潮的场合，或许还能勾起玩防空洞时的记忆。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玩的种类很多，很繁杂，数不胜数。多数玩法通行全市，只有大同小异之别；但细分起来，也有少数玩法因孩子居住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胡同里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腾的余地不大，但上房容易，翻墙容易，上树也容易，枣树、桑数较城外的机关宿舍多得多；大院的孩子上房机会少，但因院子大，空场多，玩成规模的“兵团作战”的游戏，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至少跑得开。大院里的水泥甬道，也是当年一些游戏需借助的“器材”。那种机关与宿舍连为一体的院子，礼堂、洗澡堂、食堂、车库、操场样样具备，孩子更是如鱼得水。总之，六七十年代，院子越大，结构越复杂，隔三差五地施工，孩子的玩就越丰富多彩。这大概也应了那句学术用语——“地理环境决定论”。
那时候玩什么，都是一阵一阵的。这阵子流行烟盒，过一阵子就是弹球，再过一阵子是冰棍棍……品种五花八门，规则的版本也很不一样。但基本上是土法上马，用接近于零投入的成本赚取莫大的乐趣。以下的分类，也属于今天的他们强加给昨天的他们的。
烟盒、弹球、糖纸、冰棍棍、瓷片、铁片、牛奶瓶盖……这些柜台里见不到的玩具，可以攒，因而曰收藏类；玩起来也可以争输赢，因而又曰赌博类。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烟盒（1）
烟盒最具赌博色彩，在六七十年代，它是有“面值”的，大体以香烟的档次及罕见程度定分值，各院版本不一，看上去都是天文数字。我的印象是：大中华全无敌，工农兵半无敌，老牌（解放前或已经停产的品牌）三亿，小外国两亿，红蓝牡丹、群英一类150万，大前门、恒大、光荣、墨菊一类30万，战斗、大生产、红灯、永红、葡萄、飞马、金钟、绿叶、海河一类15—20万。好像还有20分的，记不准是什么牌了。
王朔提供的他们院的版本是：
“红双喜”是头子，金卡，全无敌；等而下之是一批名烟：中华、上海牡丹、云烟、熊猫，当时卖五毛几都称为“三十万”；大前门、恒大三毛几的“十万”；飞马、海河两毛几的三万两万不等；有一品“战斗”，暗绿的包装，烟钱一毛九，我们定它“九千九百九”。后来三十万一档又添了“凤凰”，上海出的，闻上去有股巧克力味儿；十万里加了一个“香山”，北京烟，次烟里多了一个九分钱的“丰收”，烟纸之差还不如小学生作业本光滑，不带它玩。还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老牌子烟和外国烟“哈德门”、“三炮台”、“骆驼”什么的，已经失传，不知其价，烟纸都很精美，一律归入三十万行列—都是大孩规定的。
一个署名“东子”的北京孩子在他取名《烟盒》的书中，记得更细，甚至专门列出了一个清单，如下：
（大）中华无敌
（蓝）牡丹 100亿
（老）上海 95亿
（红）牡丹 90亿
（新）上海 85亿
北京 80亿
红专 75亿
双猫 70亿
幸福 65亿
金扇 60亿
凤凰 55亿
群英 50亿
极乐 40亿
云烟 35亿
紫罗兰 30亿
新青岛 25亿
阿诗玛 20亿
友谊之花 15亿
以上简称为“滑溜毯儿”。（中华除外）九龙壁、石林、茶花、美丽 25亿
红山茶、紫藤、青岛、白塔 24亿
红炮台、陵兰、栈桥、礼花 23亿
一只笔、宏图、翡翠、人参 22亿
千佛山、泰山、香山、秦岭 21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