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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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手书体的白字。校办工厂就在它的旁边。那时的我们总盼着两周一次的学工课，总是比赛谁缝的笔记本多。前院的北屋是一间有着青石板高台阶的大教室。斜对面是不大的校长室。当年是一位姓何的女校长。校合唱团排练就在大教室里，各年级的男女生都有。那年月有时还要到区里去演出。数同班的李凯亮嗓门最洪亮，我俩一起担任领唱，还记得那首歌叫《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冬天里，男生在课间围在前面的火炉旁，侃这侃那。那种火炉同民用的火炉不一样，里套没有瓦，炉壁是带棱的。加足了煤，烧得炉壁红红的。教室北面的窗户就是同学家的小院。　　　　
　　　　这大概可以被看作当年北京城里的小学的缩影——简陋、古朴、温馨，类似一件古董，有一种让毕业生几十年都挥之不去的怀旧氛围。城外新建的学校的毕业生们，少有这样的情怀，而且各个学校之间，硬件上的差异甚大。那些带“育”字头和“一”字尾的，如育民、育才、育英、育红，十一、八一、七一、六一等学校，条件相对优裕，当中的大部分，其实是军队所属的子弟学校。　　　　
　　　　复兴路小学（现在的白云路小学，位于白云观北侧）曾是一所设施一流的地方学校。它有一栋L形的四层教学楼，系苏式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近于礼堂规模的圆形木地板音乐教室，相当于今天的多功能厅。有标准化的操场、教工和学生食堂、图书馆、自己的锅炉房。楼内每间教室配有玻璃黑板、电铃、清洁柜，每层有供热的饮水池。课桌椅是木制的，课桌的设计是平面加坡面的组合，平面也就两寸来宽，用来放铅笔盒，上面有一道能放一支铅笔的小槽，坡面是放书本和写字用的。这样的条件，超过了一般的中学，城里很难见到，城外也不多见。　　　　
　　　　与复兴路小学也就一箭之遥的复兴门外一小，是另一个世界。它的校园在小学当中，占地算是相当大的，楼前楼后两个操场，一大一小，还散落着好几处平房教室，校园里还套着有住户的院子，给人的印象是大而杂。那里的教学楼也是L形，但它是一座类似南方常见的走廊外露的两层简易楼，没有暖气（冬天生炉子），没有电铃（上下课敲钟），没有玻璃黑板（木头黑板）。“复课闹革命”时，甚至连桌椅都供不应求，一部分学生要自带马扎或小板凳上学，课桌也是那种老式的合二而一平面长条桌。整体感觉似一破落地主。　　　　
　　　　育民小学位于复兴门西侧长安街路南，也就是复兴路小学的东北、复外一小的东南方向。“文革”前，它是财政部所属的子弟小学，全员寄宿制。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祝东平教授1962年到1966年在这里就读。2003年暑假，我和祝东平因事路过育民小学，恰值学校准备翻建，一栋楼已被腾空，成了工地。东平一时触景生情，在里面盘桓了一个多小时。这所学校有两个楼，那时候北楼是学生宿舍，南楼是教学和办公楼，两楼之间是一个操场。东平边环视边回忆说，教学楼顶层是一个多功能厅，常举行各种联欢和游艺活动。教学楼南面是餐厅和浴室。他们星期一早晨到校，星期六下午被家长接走。每个班都配有生活辅导员，类似于今天的寄宿制私立学校。育民小学的生活及学习条件没什么说的，惟一让祝东平和他的同学感到不自在的是，他们平时不准跨出学校半步。学校大门也是宿舍楼门，门前的一道线，等同于国境线，两条腿如果都出线将被处罚。学生们经常是把一只脚固定在线内，另一只脚尽量往远了伸（若打篮球时的定点持球状态），头探出去四处张望，透透外面的风。“文革”初，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指斥校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据有人推算，这所学校的学生人均占地六倍于普通学校的孩子。　　　　
　　　　中学和中学之间，反差也很大。好学校，有400米标准跑道的操场以及篮球场和排球场，甚至游泳池，有分开的教学楼与办公楼，有礼堂，有学生食堂，教学楼中有阶梯教室、实验室、音乐教室、图书馆等等。这样的条件，甚至已经超过了吴玉章当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一些名牌大学。　　　　
　　　　地处文化相对薄弱的宣武区的15中，是一所花园式学校。四座低矮建筑—两栋办公楼、两栋教学楼—隐在绿树成墙、曲径通幽的校园深处，即使在校门口，也看不出它是一所学校，以致发生过不明真相的两个老太太误以为是公园，要买票入内的事情。西城区的西单以西，集中了四中以外的几个“名校”。复兴门内按院胡同里的八中，有三个院子（本校、分校和操场），本校的建筑有环廊连带，其舒适和怡人不难想象。巧的是，“文革”期间，八中的斜对面，西侧住着风云人物姚文元，东侧住着后来审判姚文元的江华；“文革”后期，姚文元的两个女儿也在八中读书，其中一个据说腿还有点毛病，而另一位风云人物王力的儿子王鲁军，则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八中的东边，小口袋胡同里的35中，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它也有两个院子，北院有一个木结构的小楼，是志成学校时代留下来的，颇有二三十年代的特点，电影《青春之歌》的若干镜头，就取自这里。“十七年”时期，西城区的中学在声誉上，民间排序有四（中）、八（中）、三十五（中）一说。此外，这一地带还有二龙路中学（教育部曾打算把它建成一所十年制的部属子弟学校）和150中（前身是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实验中学）。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条件一般的学校，多不值一提。拿42中为例，前身是社会路中学，说是中学，其规模、设施、面积，都与一所普通小学相仿。全校仅一个三层的教学楼（行政、教学、后勤人员和学生都挤在里面）和一个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打篮球就没法踢足球，开运动会要借用隔着两条街以及一个月坛公园的月坛体育场。上过这个学校的学生都会有过抹不开身的体会。惟一可以让他们引为自豪的是，这栋教学楼是用建人民大会堂剩下的材料盖的，全校师生，无人不晓。后来才知道，人民大会堂工地剩下的材料，不仅盖了这所学校，更盖了颇有气势的军事科学院主楼及前面提到的永安里那几栋九层高的煤炭部宿舍楼和白塔寺附近的一栋居民大楼。挨着月坛体育场的112中，就更不用说了，人称“棒子面中学”，这是一个双关称谓：一者，玉米面的价格当时是0。112元/斤；二者，学校差，廉价的意思。　　　　
　　　　其实，当年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都差不多。因而学校的条件怎么样，教学质量怎么样，学生和家长都不大介意，介意也无济于事。毕业于四中、14中还是44中，无论是学生及其家长还是局外人，都绝无谁高谁低的感觉，这是一个事实。倒是有不少普通学校，后来沾了按片入学的生源的光，如被国家机关宿舍“包围”的44中，“文革”结束后，升学率与声誉同步跃进，成了一所莘莘学子趋之若鹜的学校，这又是一个事实。但是，话还得两说着，即便不以成绩论，也即便不影响毕业以后的前程，北京的孩子，毕竟是成长和学习在或优或劣的校园中，面对的是不同层面的老师，也给了他们或多或少的心理上的影响，这同样也是一个事实。　　　　　
　　　　复课以后，北京香厂路小学马上干了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香厂路小学关于建立“红小兵”　的材料，此后，红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队，成为全国少年儿童惟一合法的基层组织（此前，小学生也挂红卫兵袖标）。它的标志最初是一种红底金边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别针别在左衣袖种牛痘—即以前和以后的大中小队干部所佩带的几道杠臂章—的位置。这种臂章原是棉质的，不禁脏，要到综合修理部压一个塑料膜，后改成塑料制品。“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个让孩子雀跃的事情是红领巾的恢复（当时做了绸子和布两种面料的红领巾，由同学视经济条件自己选），但红小兵的名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复课以后入小学，又是头一拨加入红小兵的孩子，有点　“黄埔一期”的意思，“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恐怕都忘不掉当年历史性的一刻。陈庚子，是复课以后入学的，表现积极，很有第一批加入组织的希望，由于家长的株连（受审查），未能遂愿。他还记得，那天躲在教室里，隔着窗户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在操场上举行加入红小兵的仪式，把新发的臂章往袖子上别，他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至今提起来，还挺委屈。其实没过多久，其父“解放”，1968年的“五一　”，他就成了第二批红小兵。那时能不能加入红小兵，或者第几批加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天大的事情。　　　　
　　　　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并没有取代班组织，只是“文革”前“班主席”一职的称谓，改叫班长，班委会委员、小组长、课代表等，依然如故。此外，低年级（一二年级）每个班里，有一两个高年级（五六年级）品学兼优的同学来做辅导员，协助班主任。有个大学同学上小学一年级时，班里的辅导员叫姜雁奴，这个名字有点儿“各”，也容易让人记住，但他一直不解其意。十几年后，我们在学校的宿舍里议论起名的话题，他说起这个名字，上铺有学问的同学告诉他，“雁奴”系一个僻典，指的是人字形雁阵中领班的头雁，寓意不言而喻。　　　　
　　　　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尽管红小兵被当时的“中央文革”视为“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的组织，但广大红小兵毕竟是学生，而且是小学生，不可能有太大的“革命”作为。作为“文革”期间入学的“当局者”之一，我的记忆中，好像除了随大流参加一些象征性的“革命活动”，如开批斗会，游行，吃忆苦饭，早请示晚汇报等等，还是“以学为主”。当然，那时不会有计算机课，也没有外语课，也不存在一环扣一环的升学竞争因素。但小学的课程设置规范，即使是在“文革”最轰轰烈烈的那几年，也基本没有被破坏。自然，课文里的时代烙印，是抹不掉的。这里照录一本1970年秋季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的目录（主课文十七篇）：　　　　
　　　　一　　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二　　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三　　全球响彻《东方红》万岁万岁毛泽东　　　　
　　　　四　　傣族百岁老人心向红太阳　　　　
　　　　五　　毛主席教导　　　　
　　　　六　　绝不许潘家峪惨案重演　　　　
　　　　　　　—一位老民兵的控诉　　　　
　　　　七　　红灯记（唱词选段）　　　　
　　　　八　　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　　　　
　　　　九　　毛主席诗一首　　　　
　　　　七律　到韶山　　　　
　　　　十　　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　　　　
　　　　十一　　“打破洋框框”的一曲凯歌　　　　
　　　　十二　　雪山雄鹰　　　　
　　　　十三　　天山脚下的牧马姑娘　　　　
　　　　十四　　毛主席教导　　　　
　　　　十五　　平型关大捷　　　　
　　　　十六　　痛打美国“空中王牌”　　　　
　　　　十七　　伟大祖国的尊严不可辱　　　　
　　　　　——记战斗英雄孙玉国①　　　　
　　　　这本教材还附有四节单元练习、四篇阅读课文及“附一　应用文：祝贺信”、“附二　标点符号用法”、“附三　农村常用字”。　　　　
　　　　算术课本的字里行间，时现用黑体字标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应用题也多被时代化了。也是1970年五年级的算术课本里，有几道练习题，可作一叶知秋的见证：　　　　
　　　　1。“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北京离地拉那7805公里，在一幅世界地图上量得它们之间的距离是22。3厘米。求这幅地图的比例尺。　　　　
　　　　2。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法宝。两位阿根廷青年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来到日夜想念的北京。在比例尺1：50000000的地图上量得从阿根廷的首都到北京的距离是36。7厘米，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公里？　　　　
　　　　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以老红军为榜样，从井冈山步行到遵义，又从遵义到延安。在比例尺是1：90000000的地图上量得从井冈山到遵义是8厘米，遵义到延安是11。5厘米，分别求出它们的实际距离。②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千篇一律的教室

　　　　低年级的课，有语文、算术、体育、大字、图画等几门。三年级以后，陆续开政治、常识、珠算、美术、音乐、自习等课。期中和期末考试都是百分制，闭卷，成绩要由家长签字。语文课是从汉语拼音学起，然后是生字、组词、造句、作文。一年级第一课的课文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一三”事件以后，高年级课文中开始出现一些要求学生背诵的古代经典寓言，如“揠苗助长”　、“刻舟求剑”、“对弈”、“自相矛盾”等。我们班有一次上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理想”，这是几乎所有孩子都碰到过的一个被写滥了的作文命题，今天也不例外。许多同学那时正受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影响，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至少没出工农兵的圈子，只有一个叫惠建明的同学例外，他的理想是当科学家。他后来是否当上了科学家，不得而知，这篇作文，当时是老师眼里的范文，被当众表彰。算术课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在应用题的叙述里，多了一些“贫下中农”这样的时代语言而已。黄帅“反潮流”以前，也就是“修正主义回潮”时期（1972—1973），有的学校三天两头测验，甚至经常出那种附带一两道稍难的选做题的算术卷子，如果全部答对，成绩便是100＋优。上中学后，有个复兴路小学毕业的同学和我们大说他小学时目睹的几个学习尖子的当堂表演：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课所不及的题，很快有人用五步解出，接着有人用四步、三步，又有人用两步解出，似乎是一个赛一个的智商高。他当时是指名道姓（这几个解题的孩子也分到我们学校），用一种加油添醋的说书的口气来叙述这件事的。可见，学生之间，多少还留有一些成绩竞赛的遗风。当然，若论学习氛围，不能与“文革”前比，更不能与今天比，但和西方国家以玩为主的小学教育比，学生所学的东西，要正规得多，也扎实得多。　　　　
　　　　千篇一律的教室　　　　
　　　　学校的条件参差不齐，但教室的布置大体一样：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主席像，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大多是手书体的条幅。教室侧面墙上一般要贴几张文字简单的印刷品，如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林副主席”语录：“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语录被摘下，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及八个字依旧挂着。那时，有的小学时间上拉不开栓，一二年级实行二部制，即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各上四节课，一两个星期一倒。三年级以上全日制，每班有自己的教室，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70年代以后，北京各小学教室里的木头课桌（椅）陆续更新为铁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