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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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马当做活马医，解除大达的危机，让它站定脚跟，起死回生。
他们想来想去，认定这一对搭档的最佳人选惟有杜月笙和杨管北。持这一主张最坚决的，是大达公司常务董事兼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越汉生。
很不凑巧，这时杨管北刚好盲肠炎开刀，在闸北仁济医院里休息。于是，双方在医院里开始了接洽。
结果，已经有了点眉目，忽然又横生枝节，掌握南通事业大权的吴寄尘，坚决反对杨管北去管大达公司的事，他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惟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寄尘公开反对杨管北，立刻便知道是“南通地产质询”结的冤。
原来早几年，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南通实业界元老张謇的得力助手，被张謇所倚重的吴寄尘为了解救大生的危机，竟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上海九江路２２号的整幢洋房进行出售，然后把售得的款项移作大生纱厂救亡图存之用。
这一来，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大哗，南通地产是独立的企业，跟大生纱厂无关，它毫无理由被牺牲了去救大生。吴寄尘是迫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大生的危机解除，上海南通地产的股权问题却又变得无法收拾了。上海南通地产的股东们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为保障本身的权益提出质询，要求吴寄尘赔赏全体股票所受的损失。
股东大会举行前夕，愤懑不平的股东们想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时候谁来提出质询？因为南通事业的股东多半是张謇的亲友和旧部，他们站得住道理却是碍不过人情，谁好意思去跟张謇的代表人吴寄尘细算账目，要求赔偿？
于是，有人提出镇江杨家的小开杨管北。杨家及其亲戚投资南通实业为数不少，小开本身是大生纱厂的董事、三厂的常董，又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杨管北年纪轻，冲劲足，他学的又是经济与法律。老一辈的有人找到杨管北一怂恿，杨管北果然答应担任开路前锋。
第一次开会，杨管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口口声声讲法律，要赔偿，吃亏的股东有了开路先锋群起而攻之、这弄得吴寄尘极不是滋味，更是对杨管北这个初生牛犊感到不悦。问题拖了又一年，赔偿仍然不见兑现，再召开股东大会时，吴寄尘请了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担任主席，各股东因为血本无归，心情焦躁，于是纷纷发言，措词激烈，竟使李耆卿气得中途退席。从此，吴寄尘将所有令他难堪的账都记在杨管北身上，认为这一个后辈虽然年轻有才，却是不通人情，形同叛逆。
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2）
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公司的事，杨管北的亲戚长辈纷纷的把股权移转给他，以使他持有够多的股份强化他在公司的地位。同时，杨管北也建议杜月笙不必去当空头董事长，杜月笙深以为然，于是也大量收购其股票；结果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东大会里，杜月笙和杨管北以足够的股权，当选董事，再经过董事会推请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孝若为常务董各兼总经理，而以杨管北副之。此外还有杨志雄和胡筠庵两人，也当选了常董，杨、胡两位常董同为杜系人物。
这时，苏北一带遍地盗匪，声势滔大。由于盗匪多如牛毛，横行霸道，苏北各地交通几已继绝，商旅通过除非预缴“保扩费”，否则随时都会被劫。这样使得在一省之内，从上海汇钱到苏北，１００块钱的汇费高达２０元。盗匪使得苏北货不能畅运，大达轮船公司的货物也经常被抢。
杨管北上任后，立即雄心壮志，准备在这个交通阻塞上打开大达公司的局面。他请杜月笙约来了青帮大字辈前人，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士奎帮忙，高士奎在青帮比杜月笙高两辈，但是由于时局倒转，情势不同了，高老太爷不但对杜月笙很客气，而且还口口声声地喊杜先生。
高士奎一约便到，杜月笙告诉他说：
“有点小事情，想请高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
洪泽湖，位置在苏皖边境，早先是蚌埠通往清江浦的要道，后来因为烟波百里，成了强盗土匪的渊蔽。
高士奎听说杜月笙要请他走一趟洪泽湖，蓦地兴起怀乡之念，他欣欣然地说：
“３０年没有回过家了，既然杜先生要我去，我就走这一遭吧。”
杜月笙大喜，当下请问：
“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便，”高士奎答道，“反正我是闲人，明天后天都可以。”
送走了高老太爷，杜月笙又叫杨管北来，吩咐他送高老３０００块钱的“路费”。
杨管北不在青帮，但是他跟青帮人物很熟，就在他的手下，大达公司大裕轮的买办，众人称为孙大哥的便是一位大字辈，因此，他选大裕作为此行的专轮。
高老太爷抵乡，消息马上传遍清江浦，码头上黑压压的一片，数不清有多少人来迎接———其实，还有不少青帮人物一路远迎，肃候老太爷在船上吃过了晚饭，轮船驶向淮安，到清江浦时，他又接受了盛大热烈的欢迎。
被清江浦的朋友苦苦挽留了６天，天天欢宴，不曾一刻得闲。６日后，高老太爷乘车往杨庄老家。
在杨庄，高老太爷一住又是１０天。他的龙亲老眷，街坊乡邻，一拨儿一拨儿地跑来向老太爷磕头。高老太爷也忙着一家家的拜访、叙旧，他家中存有３００石米，加上自己带来的３０００块钱，一笔笔的送光为止。
到达杨庄的次日，高老太爷派人传个话，叫高良涧和临推头之间，亦即洪泽湖相隔最远的两岸，管事的大寨主吴老幺来见。话传过去，在第４天早上，这位苏北最有势力的大土匪头子挥桨如飞地赶到了杨庄。
一进高老太爷的家门，吴老幺向高老太爷三跪九叩首，执礼之恭出人意外。高士奎跟他叙一叙，这吴老幺居然也是“悟”字辈，算是老太爷的孙子。
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3）
高老太爷望一眼垂手肃立的吴老么说：
“你晓得吧？我这次是特为找你来的！”
吴老么作了个揖，不胜惶恐地说：
“老太爷，我怎敢当？”
“上海有个杜月笙，”高士奎问，“你听说过没有？”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吴老么答道，“就是至今不曾瞻仰过。”
“这位朱信科先生，”高士奎伸手一指，“就是杜先生的要好朋友，杨管北请来当代表和你联络的。杜先生和杨先生在办大达轮船公司，大达的船要开辟苏北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看到大达公司的船来，你要好生照顾啊！”
“请老太爷放心，”吴老么慨然承诺，“大达公司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赔偿。”
就这样，三言两语，打开了苏北航线，甚且远远伸展到蚌埠，清江浦之间。待高士奎回到上海，杨管北立即开始筹备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并另行筹组达通小火轮公司，航行皖北、苏北各线，只载货，不搭客。他设立各地分支机构尽量起用青帮人物，譬如蚌埠办事处请“大”字辈的夏金贯主持，清江浦有“大”字辈冯守义坐镇，扬州、镇江则以通字辈向春廷总管一切。凡此青帮人物一概以经理名义月支薪水大洋２００元。但是实际业务杨管北仍得另外选派有经验的人负责办理。
然而，第一次航行就出现了惊险镜头。达通小火轮公司的一艘船驶到了柏树湾，这一带因为地形关系，河道曲曲折折，成之字形，一向是盗匪出没抢劫船只之地。这时行驶于这一地区的船只俨然一条长龙，形成船队。第一艘是扬子公司的轮船，第二艘是戴生昌的船只，达通公司的火轮殿后，还一连拖了十几条木船。
船队驶抵柏树湾，大概是夜晚九、十点钟光景，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之间，岸上响起清脆嘹亮的枪声，紧接着便有粗犷的声音大喊：
“把灯熄掉！人回舱里去，谁敢探出脑袋，枪就不认脑袋！”
月黑风高，碰到强盗，这时恐怖紧张的气氛达到了极点。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员工水手，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可是他们受惊吓了许久，只听到前面停泊的轮只上哭喊之声不绝于耳，自己的船上竟然毫无动静。于是有胆子大些的探首外望，两岸静悄悄，不见人影火光，心想一定是土匪得手以后就撤退了。当夜他们疑惑不定的各自去睡，第二天清晨一问，果不其然，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货物和行李全部被劫走了，惟有达通公司的船在匪徒们眼中好像不存在没看见似的，秋毫不犯。
随后，达通公司等于是保了险的、托达通运货土匪不会来抢的，消息迅速传开，托运货物的主顾纷至沓来。达通苏北航线的建立和开通，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盈余直线上升。
杜月笙接任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派杨管北接管业务，任何人都以为他们上台一鞠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和大通公司成立协议，遏止跌价竞争以免愈赔愈深，两败俱伤。因为凭杜月笙和通达公司的杨在田、陆费伯鸿双方的交情和作风，他闲话一句，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得平的。然而说也奇怪，当杨在田、陆费伯鸿蚀了不少钱后，眼见杜杨上任上场，笃笃定定地在等杜月笙递过点子过来拜码头，谁知杜月笙闷声不响，声色不动，丝毫没有展开谈判，讲讲斤头的任何迹象。
起先他们很纳闷，后来恍然大悟，杜月笙他们手条子够狠，大达公司自从杜杨登场，情势丕然一变。杜月笙他们跟银行界交情够深，拨只电话就可以调来大批大洋，此其一。大达打开了苏北航线，开设大兴公司，一掼下去就有３０００万的活动能力。大达、大兴、薛鸿记连成了一条线，代办货物，平安运达，立即押汇，三大业务做得热闹风光，一笔生意三层赚头，洋钿银子滚滚而来，拿这里面的赢余来跟大通公司在一条航线上拼，可以说轻而易举，不费气力———搓麻将掉了人又另扳了庄，大通公司今非昔比，他们着着居于下风。
于是，硬挺了一年，反倒是大通公司要叫救命了———再赔下去，就要掼倒。于是，杨在田和陆费伯反客为主，迫不得已向大达提出要求，希望双方相忍为安，顶好是想个什么法子，盘算盘算成本，打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局面，彼此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有一个绝妙的法子，但是，老朋友面前，杜月笙却不出口，他振振有词地推托：
“大达的事情，统统都是小开管。老兄的意思很好，但是要去跟小开商量。”
大通公司只好再去找杨管北谈，杨管北的答复使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他抓住大通方面人士的慷慨陈词、顺水推舟地这么说：
“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那么，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何不联营？”
“联营？怎么个联营法呢？”
“那还不简单，”杨管北双手一摊：“大达、大通成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
“双方所占的比数，怎么样算？”
“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有名的会计师，请他细查大达、大通过去３年的账，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
大通情势危急，只有照办，双方请来了上海滩有名的奚玉书会计师，查过了账，纪录显示，在以往３年，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大达公司占６３％，大通公司占３７％。
第三部分盯上航运业（4）
照这样的比例，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不论船只吨位、新旧、设备、速率，以及包括水上，陆上所有的资产，孰者为多，熟者为少，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要比大通超过将近一倍。这样，大通说这样不能干，大达说不干就算了。几经折冲，几经谈判，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将双方所占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５５％，大通公司４５％。合约刚刚签好，交通部又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１０年的报告，请交通部准予备案，同时，由联营处提供保证：不分客运货运，今后绝不涨价。
制服了大通轮船公司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更逐日递增。不久，当虞洽卿因连任二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而必须改选时，杜月笙便以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一工商界的重要头衔。
第三部分在纱布交易中夺交椅（1）
上海的棉纱交易市场，也是杜月笙想加以控制的行业。
早在１９２８年，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