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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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娱乐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初经常聚会，有时跳舞，有时唱歌。很多舞蹈（例如伦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都是当局禁止的，所以这个娱乐沙龙不久就被当局指为“黑社会圈子”，参与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兰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绸厂织布。新生绸厂是个女犯集中的地方，刘家进这样的男犯人极少。他这样潇洒的男子汉，自然成了女犯们注意的焦点。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在监狱里实行一种所谓“牢头制”。少数被当局认为表现好的犯人被任命为“牢头”，牢头直接管理小组的犯人，而干部只管理“牢头”。王白兰这个组的牢头是个与奸夫一块谋杀亲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被减为二十年徒刑。她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二娘。这个组的女人们在吃饭，睡觉前都要议论刘家进一番，有的骂他“郁实鬼”（意为对女人的调情没有反应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哝，“别看他小白脸，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只有两个人在这种议论中一声不响，一个人是白兰，她真的爱上了家进，当然不会附和这些议论。另一个是孙二娘，她是牢头，自然是一本正经，不参与这类议论。
那时新生绸厂的粮食定量不高，男犯们都吃不饱肚子。白兰注意到家进每次中午吃饭时，饭盒总是吃得一粒不剩，于是每天总是留下一点饭包在纸里，趁人不注意放进家进的工具包。家进吃了好多天这种饭，终于发觉“狐狸精”是白兰。白兰有次生病，两天没出工，家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被孙二娘看在眼里。第二天孙二娘把家进叫到一边，告诉他“白兰是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进着急道：“我怎么能去她的监房呢？”孙二娘盯着他，十分关怀地说：“我明天让白兰在我的号子里呆一个小时，你可以去那里看她。”原来牢头属于“自由犯”，一个人有一间小号房子，住得离车间较近。第二天家进假装检查机器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里，推门进去，果然白兰在那里。两人大喜，抱作一团。自此以后，白兰每月总要“病一次”。他们俩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后的第二天，白兰没有出工，家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快吃中午饭时，孙二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牢头那时是不做体力活的，她的任务就是监视其它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小号子去，白兰在那里等着。家进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么毛病，中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还不到两点，家进就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边。推门进去，不见白兰，却见孙二娘面带红润笑吟吟地坐在那里。家进忙问出了什么事。孙二娘笑道，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你陪我玩一会儿，说完抱住家进就要脱衣服。家进反抗道：“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你与白兰行，为什么与我不行？你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可没你的好处！你不应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这里会白兰了！”家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强打精神满足了孙二娘。从此之后家进几乎每月要与两个女人各幽会一次。他心里充满对白兰的负疚，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敢把真相告诉白兰。家进困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终于，有天白兰告诉他她已怀孕时，他把孙二娘的诡计也告诉了白兰。他问白兰怎么办。他愿意做任何白兰要他做的事。白兰前思后想，也找不到摆脱羞辱的办法。白兰最后告诉家进，三天后再告诉他，她要他做什么。三天后，家进收到白兰的一个字条，要他与她及他们的孩子一块去死。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人们发现新生绸厂围墙的电网上挂着两具尸体，后来的消息告诉人们女尸中还有一个不满月的胎儿。
老余讲完他的故事，我忙问这是真事，还是人们编出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也问过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反正这个故事已在新生绸厂流传了很久。我离开六栋里回建新农场时，老余还在那里。我后来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还是被释放了。他被关在六栋里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谜。但是他教给我的对工程技术价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浑厚、温和的长沙话，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好多年后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黄文哲之死一九七一年夏忙季节过后，是犯人们望眼欲穿的一个短暂的农闲季节。炎夏的余热还未完全散去，水稻田里的水温中午时分还有点烫脚。刚插下的水稻渐渐加深了绿色。一天早晨我所在中队的汤指导员走进监房的铁门吹响集合哨后宣布今天不出工，“政府今天对犯人进行分编分管。”
分编分管：犯人换环境
很多天后，我才明白所谓分编分管是将反革命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分开来管理。七大队新调来我所在的三大队的姚宝，他的全名叫姚希贤，告诉我，三大队现在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专关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大队和二大队成了专关历史反革命的大队。四、五两个大队也是专关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七大队的反革命犯大多转到我们三大队来了，而三大队的刑事犯也转到七大队去了。一位老犯人告诉我，分编分管是文化革命前劳改队的规矩，文化革命后，这个规矩就被搞乱了。
从七大队转到三大队我这个小组来的现行反革命犯有三位，姚宝是一个，另外两个叫戴雷和曹国。一两周后，我逐渐知道了他们三个人的一些情况。姚宝是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三姨太的儿子，他操机械流子的职业，在江湖上游荡，精通焊工和钳工技术，经常接地下私人企业的机械活做，或承包一些国营工厂内朋友转包给他的机械活。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攻击污蔑”。戴雷的小名叫“驴子”，这不但因为他个子矮小，而且因为他体力极好，往往能像驴子一样挑起二百多斤的担子。曹国正好相反，个子高大，但却从不做重活。他从不说话，冬天干部发给他白棉衣棉被他拒绝接受，丢在一边，而且拒绝干活。大概是因为他罪名本来不重，加上他从不说话，行为反常，干部在推搡他几次强迫他干活失败后，终于听之任之。他高兴时干点轻活，不高兴时蹲在一边看别人看活。戴雷最了解曹国，总是不声不响地关照他。他们两人都是犯写反革命标语罪。
姚宝是个棋迷，他有一付塑料象棋，每天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总要找人下棋。他们对手之一是我们小组隔壁的另一个小组的黄文哲。黄文哲也是从七队来的“现行反革命”。高高瘦瘦，看去十分老练。那些天，汤指导员在中队犯人大会上训话时，鼓着他那对大眼珠说：“这次分编分管后，很多犯人换了环境，这是你们改过自新的新起点。不管你以前表现多么坏，现在都可以重新做起，靠拢政府，立功赎罪，争取减刑。”不少犯人“递条子”
近一年的劳改经验告诉我，所谓“靠拢政府”就是向干部打“小报告”。犯人们给这种行为取了很多名字，如“KGB”、“递条子”、“滔老倌”等等。但由于干部对犯人的情报有极大的需求，所以不少犯人暗中从事这类克格勃的活动。其主要方式就是“递条子”。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递条子”是怎么回事。在一些老犯人指点下，我慢慢发现每天干部进监房和监视犯人劳动时，总有人趁其他人不注意靠近干部“递条子”，即送交情报。其他犯人了解“条子”的内容和唯一途径是通过干部。当干部批判某个犯人并指控他犯了监规时，被批判者才会知道，他被人“递了条子”。
汤指导员在十月份的另一次犯人大会上，果然有了新的斩获。他对着话筒恶声恶气道：“五组黄文哲所在的组，有些家伙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至今还在盼修（苏联修正主义），盼蒋（蒋介石），盼美（美帝国主义）的复辟。有人宣扬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毒素。在犯人中讲“封神榜”、“西游记”，把个五组搞得乌烟瘴气。五组组长李早平也与反改造份子同流合污，把伙房多发给他们的一钵饭私下分吃了，好大的狗胆！”坐在四中队监房大坪里的犯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训话。我心中暗骂，这又是哪个想减刑的家伙递了条子。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听到隔壁五组开斗争会的喧闹声。被斗争的是一个叫杨国昌的犯人，罪名是他有“三盼思想”。斗争会由学习组长李早平主持，我们听到隔壁李早平闷声闷气的“今天晚上斗争反改造份子杨国昌，杨国昌你站出来！”我想起杨国昌那圆圆的脸，他不到三十岁，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那天晚上我们六组是在学习湖南日报批判林彪的文章。透过敞开的前门，我可以隐约听到隔壁的斗争会开得不顺利。被批斗的杨国昌死不承认有“三盼言论”。坐在五组监房门口的汤指导员阴阳怪气地说道：“杨国昌今晚反改造气焰如此嚣张，怎么没有人出来压压他的气焰？靠拢政府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这是通常干部示意应该动武打被批判者的口气。汤指导员像往常一样，说过此话后就故意离开五组，那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动手放肆打，我只当没看见。隔壁响起了拳打脚踢的声音，有人在叫“跪下”。但听得出来，打得并不厉害，杨国昌是个不讨犯人厌的人。黄文哲靠拢政府
第二天，一中队的犯人中就流传着一个消息：“黄文哲是这次递条子的克格勃。”我这才注意到，黄文哲有好多天没与姚宝下象棋了。我悄悄问姚宝，黄文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姚宝说：“他是个好人，在七队时从不‘滔老倌’，还是七大队有名的‘反改造份子’，经常挨批斗的，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的角色。”“那他怎么现在成了‘滔老倌’了？”“天晓得共产党又把他改造成什么‘新人’了。共产党真有本事，可以把人变成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的。”姚宝皱着眉头，用手抓着后脑皮，若有所思。”他是什么事进来的？”我问。”他是一个叫‘民主党’的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判了十年刑。也许他认为要改变他的政治策略了。”这些天，我们经常听到干部在会上表扬黄文哲，说他劳动积极，捡棉花质量好，产量高，说他一改在七队的恶习，靠拢政府重新做人。五组的犯人们却把他恨之入骨。那正是开始收摘棉花的季节。洞庭湖上这块湖洲土地肥沃，棉花树长得近一人高。摘棉花是可紧可松的活，如果每天要摘七、八十、上百斤棉花，又要保持棉花中没有叶子，那就非得用两只手同时快捷和细心地摘，而且双脚要走得很快，不怕棉枝挂破皮肤和衣服。这样一天下来，人非常疲劳。但要慢慢捡却要舒服得多。我在捡棉花时，碰到几次黄文哲，他正是那种每天摘七八十斤棉花的姿态。好远就听到他碰撞棉枝的声音。他双手摘棉，走得极快，不久就消失在棉枝中。每天收工时到晒坪称棉花，黄文哲的产量总是在前三名以内，质量也总是二、三级。收棉花的季节里，三大队的三个中队合起来开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报告大会。那天晚上由黄文哲向全大队几百犯人们介绍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反动世界观的经验。大会开始时天已全黑下来了。犯人们拿着自己的小木凳列队后在大操坪里坐下来。黄文哲就着马灯灯光看着他的发言稿，向我们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九六二年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蒋匪帮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撕毁条约，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我出于反革命本能，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参加反革命组织，利用三年自然灾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困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那种我不熟悉的“认罪服法”的态度。如此自然地把对现政权的敌视和颠覆它的阴谋向公众宣讲也使我感到意外，我不明白当局是如何使姚宝称之为有政治头脑的人如此大胆地把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向他的敌人和盘托出，而且是用这种“认罪服法”的态度。黄文哲被打得头破血流
不久，五组传出风声，李早平向干部提出不愿干组长了，理由是，全组所有人都是“反改造”，只有黄文哲一人是靠拢政府的。他没法管理这个组。李早平是华容县一个农民，也是“攻击污蔑”罪进来的。当时的政治气氛，发牢骚讲文革前的小说故事，念唐诗都可以算“反改造”，黄文哲把五组所有人的重要言行都报告给干部，当然只有不说话的人才不是“反改造”。接着李早平告诉我，五组的大多数人都向干部“递条子”，指控黄文哲思想反动。黄文哲在五组完全孤立了。当时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正在利用大多数共产党员对文革的不满，把文革的罪责往林彪身上推。
不久，一次一中队犯人大会上，汤指导员批评黄文哲。”有个反革命家伙把五组搞得乌烟瘴气，指责别人都是反改造，只有他一个人是好的，其实呀，他是最大的反改造！”第二天夜里，五组又开会批斗黄文哲。这次没有任何干部示意打人，杨国昌就带头动手打黄文哲。周围被黄文哲打过小报告的人一拥而上，把个黄文哲打得头破血流。接下去的几天，我们都看到黄文哲又变了个样子，出工掉在最后面，做事懒洋洋，不洗脸，不刷牙，一身又脏又乱。看得出他已有点精神失常。干部问他“怎么啦，黄文哲？”半天没有回答，问几次后，他才懒懒地答道：“我想不通！”精神失常以后杀人
黄文哲被批斗后的第四天深夜。我突然听到一声惊悸的叫声，好一段时间后，隔壁有人大叫“打死人了呀！打死人了呀！”我和六组的人围到五组门口，看见杨国昌床上一片血迹，头被打开一个窟窿，脑浆和血混在一块。第二天一早干部进监房，从床底下取出一把十字镐。黄文哲马上被关入“小号子”。“小号子”坐落在三队监房大院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岗哨楼，共有六间极小的监房，没有窗子，六面都是水泥。小号子专门用来惩罚不顺从的犯人或所谓“重新犯罪”的犯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极低，八两米饭，蔬菜也极少。特别是在黑暗、潮湿、狭小的小号子中的单身囚禁，正常人也会精神失常。姚宝以前是黄文哲的好朋友，看到他这样倒霉，十分难过。一天他借口给黄文哲去送些他要的衣物，和一位送饭的犯人一起到小号子门口去看黄文哲。姚宝回来后告诉我，黄文哲又变得与在七队一样，见人就骂共产党。姚宝再三劝他小心点，他也毫不在乎。黄文哲很认真地告诉姚宝“共产党政权险象丛生，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日子不多了，姚宝，你耐心等着吧！”姚宝看着他瘦削下去的脸和叮当作响的脚镣，心中觉得好凄惨，再三告诫他“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
黄文哲被判死刑
一个月后，汤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黄文哲在小号子里在被子衣服上书写反动标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他马上就要到闸口去啃草皮了！”黄文哲是在每年两度的全农场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的。处死时，它被武装士兵拖上台，全身死绑，背后插着一个又长又窄的白色标牌，上面的黑字是“反革命杀人犯黄文哲”。“黄文哲”三个字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叉。一位胖胖的干部宣布了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后这两句响亮而威武。黄文哲马上被拖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