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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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零配件。他每次出去总是穿着那种破烂得“开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满是油污，又黑又脏。他利用一次去岳阳的机会，开着车把建妹子送到岳阳的医院流了产。但是回来后却被人发现，于是以私自逃离劳改队为由关到“小号子”里去了。场部和机械厂都没有小号子，刘成宇是被关在三大队的小号子里。几天后，岳阳法院来人调查他与建妹子的关系，建妹子从来人的口气，觉得小刘可能被起诉加刑。建妹子边说，边抽泣起来，看来她真在为自己的爱人担忧。我问她：“你真喜欢她吗？”她重重地点头。“还没变？”她边点头边“嗯”一声，好像怕我误解了。我告诉她，“只要在调查时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刘成宇好，是你主动，就有可能使小刘加不了刑。”我这样安慰她，但自己其实没有一点信心。因为类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们中队有个小伙子父亲早死，从小随母亲长大。母亲一直没改嫁，守寡带大这个孩子。孩子长到十六岁时，母亲起了勾引儿子的心，夜里一丝不挂睡在儿子身旁，终于母子有了多次“乱伦”。邻居发现后报告公安局，儿子被逮捕，母亲多次去公安局证明，“乱伦”完全是她主动，她的责任，但儿子还是被以“破坏社会道德风尚罪”判处七年徒刑。这是个在与性有关的法律问题上歧视男人、袒护妇女的社会，我其实根本不能肯定小刘会不会加刑，但我看着这位美丽的泪人，只能这样鼓励她试一试。几天后，我下课从学校回到场部，看到一群妇女围着一个人在叫骂，走过去一看，被包围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丽黑发被人扯散披在肩上。这群妇女看样子是劳改干部的太太们。她们大多是农村长得漂亮的妇女。有个妇女向地上吐口痰骂道：“臭不要脸的婊子，自己承认主动去勾引一个臭劳改，你知不知道这有多羞耻！”建妹子一点也不退缩，她轻声但坚硬地回应：“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我听了这句话，两眼一热，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不忍看下去，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赵晋湘。她的出现使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认为她一定是鄙视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原来是两个敌对营垒的人，我们有绝然相反的感情。一天后我才知道，由于建妹子坚称她与刘成宇的性关系完全是她的责任，刘成宇昨天被放出来。没有经验的建妹子一听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两早已被监视，两人见面拥到一块，就被赶来的劳改干部抓住，刘成宇五花大绑又送进了小号子。这件事使我开始嘲笑自己对赵晋湘有过的“爱”。我终于肯定，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在与我敌对阵营中的人。
但是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满离开劳改队后，却又发觉，我其实忘不了她，我们又开始了热烈的通讯，那种“像”情人一样的通讯。我在信上告诉她我爱她，她在信上也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无意中留意与我有关的每个消息。是的，我敏感到她对我的好感并不是我的过敏感，她承认她爱我，为我有几夜无法入睡。可是她却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时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产的电影《流浪者》的时候），说：“我没有勇气做丽达，你知道劳改农场的人会怎样看待与劳改犯恋爱的人。”我们一直通信了一两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她在信中总是抱怨不理解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她不喜欢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不理解为右派平反。而我却用很多页信纸解释为什么右派和右倾的观点是对的，而毛泽东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观点却是错的。我每次写完这种信就害怕，如果我告诉她我至今认为造反派反迫害的观点是对的，在支持造反派这一观点上我喜欢毛泽东而不喜欢邓小平，那她会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吗？她与我的政治距离太大，她是我第一个不知不觉真正爱上的人，也是政治上与我完全敌对的人，我珍藏着她的信，将之视为这种敌人之间爱情的美感的记录。后来，我很高兴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时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名誉，重新当上了工程师（当然也离开了建新农场）。我心中暗暗祝愿，但愿赵晋湘心地里再没有对老何的歧视。她后来又来过信，说她到长沙找过我，但我那时已离开长沙，父亲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没有见到我。
自离开劳改队我再未见过她。记得离开农场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块在场部汽车站等公共汽车，赵晋湘像是偶然地经过车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当有干部走过来时，马上又有意识避开去，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令人伤心的是，建妹子与刘成宇的爱情比我和赵晋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刘成宇满刑出狱后回了长沙。他后来没有被加刑，大概是因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了的缘故。建妹子的父亲是刑满强迫就业的人，只有农村户口，没有资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没有资格移居城市。这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身份差别不但一代人内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随母亲，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永远得不到粮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资的配给，在这种等级身份制的压力下，刘成宇终于抛弃了建妹子，而与另一位长沙姑娘结了婚。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前显现出建妹子那夜坐在我床上哭泣的泪眼，以及她倔强地对那些侮辱她的妇女们说“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的神态。想不到这样一位美丽的让众多男子害相思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她为之奋斗的爱，不是因为政治的冲突，而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王师傅和卢师弟王金国和杨自力是基建组的两位主要泥工师傅。杨自力是四级泥工，有丰富的独立施工经验。王金国是二级泥工，工作起来没有杨自力敏捷麻利，也没有杨自力那么多独立施工的经验。泥工共有八级，由于自一九六四年突出政治运动以来，评级提级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的级别还是上十年前的级别。
我一九七二年到基建组后跟王金国学徒。杨自力有个叫卢国安的徒弟，我们互称师兄弟。王金国个子不高，样子长得很帅，但是左眼却自幼就瞎了。所以犯人们有时称他独眼龙。王师傅为人非常随便，大概是因为年轻，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习惯脾气像那种不罗嗦、不斤斤计较、办事干脆的青年哥哥。他讲话做事不紧不慢，十分沉着老练的样子。王师傅文革时是“湘江风雷”红旗战团的司令。这个战团的战员都是建筑工人。一九六八年军管当局宣布解散所有非官方的政治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拒不服从，与军管当局发生冲突，他这个司令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杨自力那时是红旗战团下面一个支队长，因为在那场冲突中与军管会的代表互相拳打脚踢，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王师傅和杨师傅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自认为是与“真正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不同的犯人，因此他们与其他因组织反共组织的反革命犯人及右派分子保持距离。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他们的案情，是因为他们把我视作与他们类似的造反派，也认为我与“真正的反革命”不同。王师傅还几次提醒我，不要与那些老右派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关系太密。我不喜欢王师傅和杨师傅这种歧视其他政治犯的态度，但他们是我的师傅，我也从不当面反驳他们的劝导。我自己理解他们这种态度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而可能是种下意识的政治策略，用这种方法否认对他们判决的合法性，而尽量把自己的地位打扮成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
我觉得改变他们这种态度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们懂得更多政治历史。我当时正在看世界通史，我试着把英国大革命前后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讲给王师傅听。他读过初中，应该比杨师傅能接受新知识。杨师傅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而且对人宣称他是文盲，从不看书写字。王师傅对英国大革命后复辟时期辉格党和圆颅党互相迫害，政治反反复复的故事十分有兴趣。他听我读这一段历史给他听时羡慕地说：“英国复辟时期后还有光荣革命，被迫害的造反派还有机会与保守派形成合法的党，互相斗争，中国可不会有这种事，他们保守派现在是把我们彻底镇压下去了，我们再没有机会翻身了！再也硬不起来了！”我反问他：“中国的造反派怎么不可能有辉格党当年那样的机会呢？政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了，局面就会变，今天的敌人会成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敌人。”王师傅直摇头：“中国与外国不一样，共产党厉害呀！”我总觉得他对政治历史了解太少，才会对自己的短视深信不疑。”假设明天有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你会怎么样反应呢？”王师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早就看穿了，共产党就是耍我们造反派的猴把戏，不管他再搞什么平反或其他讨好我们的把戏，我再也不会上当了。只要他把我从牢里放掉，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上山当和尚去，与世隔绝，再不问政治。”我理解王师傅当初造反时的心情。记得毛泽东公开支持第一个非官方的学生组织时，长沙的学生也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组织到长沙市委去示威，他们的标语是“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他们反对共产党对学生的控制，要求市委允许非官方学生组织注册。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共产党组织还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我怀着同情而无望的心情看着这些大学生造反，我不相信他们会成功。长沙市委马上把共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组成了“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赶到市委门口，把示威的学生包围起来，批斗和殴打学生。我当时亲眼看到了那场冲突，心里充满着不满和恐惧（我那时已被省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很多学生被保守派工人打伤。直到傍晚时分，去市委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这支队伍由工人组成，无声无息。工人抬着横幅和标语上写着“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造反行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三相信！”“罢孔安民（市委书记）的官！”“改组市委！”那时，大多数市民都对市委组织保守派镇压学生的行动敢怒不敢言，看到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游行支持学生造反，好多人都热泪盈眶。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不久就命令《人民日报》公开支持造反的工人和学生，打击支持保守派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以后造反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又有过很多次反复，保守派占上风时总是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造反派的最大政治要求往往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我希望从王金国那里了解这些工人造反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夜里睡觉前，我们总是喜欢躺在床上聊天。从这些聊天，我得知，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建筑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处，这是毛泽东为了限制刘少奇的权力而玩的一个鬼。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到地方负责掌管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底，他们成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他们把政治处干部“揪”出来批斗，把他们抓去游街。王师傅向我保证永远再不介入政治后的三个月，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报纸上出现了“批林（彪）批孔（夫子）”的口号，长沙的造反派领袖人物的文章又出现在《湖南日报》上。那几夜我难以入眠，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的一幕幕又在我脑海里浮现。这次我政治上已比文革时成熟得多，我知道毛泽东在秩序恢复过程中在党内再度陷入孤立，又要打造反派这张牌来反对他的保守政敌——周恩来了。我不再对造反有盲目的激情，也知道造反的后果又会是秩序的崩溃和经济的停滞，但我却为被迫害的造反派有机会反对政治迫害而暗自高兴。我知道这场冲突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悲叹为什么两个敌对的派别不能在一种民主制度下共存和平等竞争。吃过晚饭后，我无心去何敏和那里上课，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脑海里思潮翻滚。最后得出的结论竟是：两派要最后能共存而形成多党制的唯一途径可能是两派互相迫害同样厉害，然后才能下决心禁止一切政治迫害！我左思右想，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应该用文字的形式记下来，于是决心写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时我的师弟卢国安正在向我学习一些基本的几何和三角函数知识（他已经从我设计桥梁的经验得知这些知识的用处）。我与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非常支持。他给我做了个小台灯，于是我在监房熄灯睡觉后，用这个台灯写作。我给这个剧本取的名字是《同时代人》。这个剧本是关于一家人的故事，主人的叔叔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主人的父亲也参加了迫害右派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党是正确的。一九五九年，主人公的父亲发现右派的观点是对的，并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他又被划为右倾。而主人公的母亲当时认为她丈夫的观点是错误的，支持党组织对她丈夫的批判。到一九六二年她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完全支持丈夫一九五九年的观点，他丈夫也在刘少奇支持下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本的主人公还是个学生，他一点也不懂他叔叔、父母的观点的意义，只是出于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运动的反抗以及对保守派和当局迫害出身不好的人的不满而参加造反的。他后来在一月革命中亲眼看到人民如何痛恨共产党干部的特权，如何把所有高干的特权地位剥夺（让所有高干靠边站），终于接受了“极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需要重新革命。而剧中主人的情人却参加了保守派，不但为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辩护，而且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反对造反派，歧视和迫害他们。这个剧本通过主人公与他的情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想向人们说明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其理性和荒谬的一面，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无意义，有意义深远。处于一种反叛心理，我在写这个剧本时特别把刘少奇和彭德怀对毛泽东路线批评的积极意义刻意描写，因为一九七三年底，一九七四年初，正是左派又开始抬头，大肆批判“复旧”和右倾的时候。剧中主人公文革前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九六四年学校里的“革命化运动”、“突出政治运动”和“贯彻阶级路线运动”中的感想。他在这些运动中开始认识到一九六二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六二年他埋头功课，专心学好数学、物理、化学，一心要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这是“业务第一，智育第一，忽视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升学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妈妈也有读儿子日记的习惯，她看了这些日记后，表示不能同意其中的观点。妈妈与儿子讨论了很多次，她用她一九五九年错误地批评她丈夫的经验告诫儿子，提醒他一九六二年的很多所谓“右”的观点是对的，而一九六四年很多“左”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她为了说服儿子冷静地独立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