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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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像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秕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像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像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像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噪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边。
“‘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