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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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我曾经几次要妹妹送《资本论》给我，都没成功。看守所当局拒绝接收《资本论》，理由是“省无联”的头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能让他们看见马克思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就够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复述当局的话道。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因此我有机会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卢瞎子也有机会细读第三卷中他感兴趣的那些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陈老师借给我的《资本论》后来一直跟着我到了劳改队。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不久我们就被判处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无联”下属的一个工人组织，“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头头陈本望。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反革命杀人犯，被指控为指使下属杀死了一位公检法的干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判刑前我们被转到二十三号，在那里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劳改农场或监狱去。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对我们这些造反派来说，也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与保守派周恩来联合起来镇压所有造反派的时候。左家塘的有线广播经常广播中共中央的布告，这些布告都是以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组织解散，否则就当作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我当时感觉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官僚的这出戏已经结束，我已丢掉了对毛泽东的任何幻想。
　　陈老师也到了二十三号。他的处罚相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轻的。他被判五年强制劳动改造，简称“强劳”。强劳比劳教（劳动教养）处罚重，但比劳改（劳动改造）处罚要轻。陈老师三十岁左右，戴付度数不深的眼镜。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种中国人所说的“小白脸”。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极具同情心，说话细声细气，温和而谦恭。但我们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他的内心比他的外表强硬得多。他对现政权极端不满，特别喜欢用他在大学里教学的经验去批判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那时所有官方的宣传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专家路线，白专道路”，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向工农学习。大多数人都只能接受这些东西，不敢批评，甚至不敢怀疑。而陈老师在二十三号每天都要向我发表他对这些官方宣传的批评。
　　“现在拼命强调实践，把基础训练看成没用的，这怎么能培养出好学生呢？”他的普通话江浙口音很重，讲话不动情绪，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动脑筋的人，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绝不会轻信官方的宣传。“知识积累的窍门就在于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教数学，不教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学生同时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反对专业化，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会去吗？”
　　慢慢我了解到陈老师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右的，他反对当时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却支持他的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他自称他的思想倾向是造反派的。我有天好奇地问他，“你的判决书上说你是操纵‘省无联’的黑手，他们抓到什么证据没有？”
　　“你知道，‘高校风雷’是‘湘江风雷’的成员组织，我与‘高校风雷’中的我很多学生关系很好。但我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组织。我被抓只是因为我姓陈，正好与康生说的陈老师相合。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审讯我的干部坦白地讲了我的许多观点。我告诉他们我反对文革中很多对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经告诉我的学生，他们是造反派——你们应该造当局的反，来争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现在并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时机。最后当权派总会在这次文革中把你们镇压下去。你们应该积蓄力量，准备在下次文化革命时进行成功的造反，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变。谁知道，我自己告诉审讯员的这些话却成了我判刑的根据。他们说我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企图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陈老师说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我把当局想得太好了”。几天后，我才从周国辉那里知道，陈老师被判刑前还是共产党员，湖南大学的“模范教师”，在数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这可能是陈老师把当局想象得太好的原因。陈老师后来后悔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告诉审讯员我的观点，他们没有任何判我五年强劳的证据。”但是陈老师对自己的安危并不是最关心的，他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告诉我，要改变这个非理性的政权，我们一是需要理论，二是需要组织。我看着他眼睛中闪烁着的光彩，知道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改变中国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陈老师在二十三号还在读英文和钻研他的数学。我告诉他我已下决心在两年内学完大学微积分的课程，请他介绍一些最好的微积分教材。他向我推荐了樊映川编写的《数学分析》。正如人们传说的一样，陈老师是位非常贤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来洗冷水澡，然后打扫号子里的地板。端饭端水等工作，他都争着干。他在坐牢后还练出缝补衣服的本事，谁的衣服破了，他都帮着缝补。看着他善意的微笑，我在问自己“共产党为什么连这样一位善良的文弱书生都不肯放过？”
　　一个月后，陈老师被押送到长沙河西郊区的一个新生水泥厂去了。据一位叫刘乐扬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为坏分子的人说，新生水泥厂是个强劳单位，专门生产石灰石和水泥。刘乐扬因政治问题被判为坏分子后曾在那里劳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无联”，又被当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没听到陈老师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满回到长沙碰到章雨刚时才知道他以后的事。章雨刚也因“省无联”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们当众烧毁了。章雨刚因参加“省无联”被判刑的判决书上，“烧毁文革前的内控右派材料”是一条主要“反革命罪”。章雨刚刑满后在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的外文部碰到过陈老师，那时陈老师已刑满，湖南大学不准他回大学，他被强迫在新生水泥厂就业，当一名看门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数学期刊和著作。陈老师告诉章雨刚，他正在译一本英文数学教科书，并且开始写一本数学著作。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却突然失踪了。章雨刚向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的店员打听过陈老师的下落，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因为陈老师以前每周都按时来外文部，风雨无阻。但自从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就再也没来过新华书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厂的政治犯出狱后，人们才从他嘴里知道陈老师从新生水泥厂失踪的背景。四人帮倒台前，陈老师曾告诉过这个政治犯，他预见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暴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根据这个消息，我和章雨刚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将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刚去湖南大学参加校方给陈老师举行的平反大会时碰到了陈老师的妹妹。这是位漂亮端庄的少妇。她长得很像他哥哥。她仔细地向我们叙述她幼年时心目中的哥哥。她说她之所以选择数学专业，成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数学教师，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哥哥是位坚韧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过肺结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术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学习。病好后马上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始终是妹妹最崇敬的人。这位妹妹按照我们的线索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陈老师的踪影以及他的数学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离开中国，没有人知道陈老师的下落。他的失踪就像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样神秘莫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他最后的故事，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秘密一样。“舵手”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徐络腮把门重重地关上，随着哐啷一声落锁的声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适应了号子里的昏暗。我发觉与我同案的“省无联”的其他头头已在这里。他们中有“高校风雷”的领袖周国辉，“红旗军”的头头毕健，“湘江风雷”的头头张家政，文艺界的宋绍文。“省无联”全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二十几个各行各业长沙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会筹备小组中没有官位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旗军”（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红中会”（中学生的造反派）、“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的造反派组织）、“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的造反派组织）都参加了“省无联”。张家政这时看去像个驯服的小人物，每天忙于各种精细的工艺活。他帮宋绍文装订、裱糊一个精致的本子，里面收集了宋绍文在看守所的书法练习。他还常被徐络腮叫出去绘制各种歌颂毛泽东的油画和用石膏制作各种毛泽东像。这在看守所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出号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号子里大得多的行动自由。张家政这时的目光看去驯服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个千方百计谋生计的艺人。大家这才记起他文革前是“大众”电影院的画家，专门绘制各种电影广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风雷”刚平反时。张家政文革初被当局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亲是共产党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杀害的国民党官员。他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当局发动的镇压造反派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并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那个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长沙市靠湘江边的海员俱乐部看到他与“湘江风雷”的其他负责人在一起策划战事。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女学生告诉我，张家政一出监狱就和她谈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声称他手中有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当局镇压“省无联”时，张家政又被拘留。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指挥武斗”，还有“反对周恩来”。
　　周国辉是湖南大学的学生，这时他看去与张家政截然相反，他还保持着他那在野政治家的风度，绝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评论时局，批评当局。而张家政早与政治话题绝了缘。一个温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号的第三天，号子门不断地开关，好几个样子看去奇奇怪怪的人被送进这个号子。一个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学教员，一进号子就告诉我们，他是被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抓进来的。他参加了“教师联合会”，加上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烦。我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他顿时来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刘少奇，结果被刘少奇的死党打成了右派。”另一位瘦长而有对三角眼的陈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参加“省无联”要求当局为他平反而被捕的。还有位七十多岁老得满嘴牙齿都掉了的张伯伦（他的名字听去与英国二次大战时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责与国民党有关系，因利用“省无联”为他自己过去的罪名翻案而成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周国辉看着这些怪模怪样的人轻声对我说：“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当局有意将这些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与‘省无联’联系起来，以便证明我们有罪。”一位穿着中式对襟棉衣，没有右手的新来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肤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说一口岳阳腔很重夹着长沙腔的普通话。他的名字“刘凤祥”听去有点耳熟。他一进二十三号就与其他右派朋友交换消息。显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乾的右派记者在我们号子里呆了三个多小时，又被转到别的号子去了。肖乾一进二十三号，刘凤祥就迎上去与他轻声交换外界的消息。刘凤祥的一句问话“军队的情况怎么样？”飘进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惊。第二天我才想起来，人保组的人审讯我时曾专门问及这个刘凤祥。他们问话中的刘凤祥简直是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刘凤祥却其貌不扬。我问他的手是怎样断的。他告诉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报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时，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切断的。又是一个右派。我问他什么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诉我：“我们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批判旧省委的走资派，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