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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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本世纪，问题则变得更为严重。布什上台后，推出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标准考试等等手段，对公立学校加强监督，要求学生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否则学校则会受到财政上的惩罚甚至关门。可惜，此一法案重点在于保证教育的底线，效果是给那些不及格的学生施加压力，和高才生并无关系。于是，各校把精力和财力全放在这些后进生上，保证达到联邦或州里的标准，对于聪明的学生则不管不问。比如，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后，伊利诺斯州从天才教育中削减了1600万美元的经费；密西根则把这项经费从500万削减到了50万。如今，美国公立学校每年花费80亿美元的巨资对弱智学生进行特别教育，但教育天才学生的经费连统计也没有。不久前，《时代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天才的问题》的封面故事，估计美国在这方面投入的经费最多不过8亿。在美国6200万的学龄孩子中，智商超过145的大约有6200位，同样数量的孩子智商在55以下。两组学生尽管数量相等，但在后者身上的投资超过在前者身上的投资的10倍以上。可是在现实中，后者即使接受了最昂贵的教育，最多不过能胜任类似售货员、清洁工一类的普通工作，生活自立自理。但前者则是产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的群体。这样本末倒置的教育投资，可以说是最大的教育浪费。这也难怪有研究表明，日本、匈牙利、新加坡等6个国家的高智商学生，在数学上明显比他们在美国的同类能力要强。《时代周刊》还指出，在冷战期间，随着苏联卫星的上天，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全社会大力注重天才学生的培养。到了60年代末，美国的博士产量持续猛增，到1970年，年增长率达到15％。但是，最近十几年，博士的增长率仅为3。5％，2004～2005年度的博士产量（也是历史最高）仅为43354位。美国正在失去其竞争性。
另外，教育界还流行着一个传统偏见，即认为聪明的孩子不用管；他们因为聪明，自己会成长起来。但一系列研究表明，聪明的孩子，就像有天赋的运动员一样，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成长。智力和肌肉一样，不练是长不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聪明的孩子得不到注意、被同伴孤立、对过于简单的学业提不起兴趣，结果他们的辍学率和低智商的学生几乎一样高。根据《天才教育手册》的数据，辍学的学生中，五分之一的人是这种高智商的孩子。
《时代周刊》的报道，举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例证。比如，得州一个叫Annalisee Brasil的女孩，3岁就能写出语法正确的句子，7岁就做六年级（11岁）的功课。但是，她妈妈带着她四处求学，竟没有学校肯收她，除非她愿意和同龄的孩子上一个年级。最后她只有在家跟着妈妈上私塾了。但是，到了13岁，她已经远非她妈妈能教得了的了，不得不面临失学危机。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她和妈妈最后跑到内华达州的里诺（Reno）安家，在内华达大学校园内的戴维森学院（The Davidson Academy）就读。
这个戴维森学院，多少有些类似中国当年的“少年班”，代表着美国社会对天才危机的回应。其创建人是詹妮丝和罗伯特·戴维森夫妇 （Janice and Robert Davidson）。他们两人靠经营教育软件起家，到1996年把自己的公司以11亿美元的价格卖掉，做起慈善事业来。他们捐助的这所戴维森学院，其实是和内华达州政府合作的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任何人都能申请，条件是家庭必须在当地居住（因为这不是寄宿学校），孩子要有高智商和高成绩。其录取标准，智商是145，也就是千里挑一的水平，并具有远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绩。比如在美国大学新生录取通行的学术能力测试（SAT）中，七年级的孩子（12岁）必须达到1200分，这基本已经达到一些常青藤大学的录取分数；十年级（15岁）则要有1420分，这基本就是哈佛新生的水平。建立这所学校的目的，是给天才学生提供一个良性的成长环境。用戴维森先生的话说：“让一个已经有良好阅读能力的孩子上学前班就是犯罪！做这种事情的人应该进监狱！这是对孩子感情的折磨！”
戴维森学院的教学不分年级，完全个性化。但是，在这些天才中，也分等级，有的课程容易，有的则难。目的是谁也不拖谁的后腿，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智力水平接受充分的挑战。课程分为核心、大学准备、大学准备加研究三个“轨道”。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在必要时，学生还可以到内华达大学听大学课程。
戴维森先生把自己的这项事业比作文艺复兴时代大家族对艺术和发明的资助。他挖苦说：“许多教育工作者希望有平等的结果。但在我们的世界这很难实现。我希望我和麦克尔·乔丹有一样的篮球技艺，可惜我从来达不到他的程度。”因为他坚持这种绝对优异的原则，戴维森学院的学生成分和美国人口的构成就非常不同。在45名学生中，有26位是男孩，远超出一半。在16位少数族裔中，仅有两位是黑人。不过，这种学生构成却颇为忠实地反映了智商的“现实”：男孩子比起女孩子来智商更为分化，高智商和低智商的男孩都多，女孩子的智商则多集中在中间。黑人的智商，则大多集中在低于平均水平的领域。乃至有人说智商测试本身就有歧视。
戴维森学院的努力虽然可贵，可惜实在是杯水车薪。毕竟，天才学生有6000多，该学院才有45名学生，才开张一年多。大多数天才的家长，也不可能为了孩子的学业全家移居荒僻的内华达。更重要的是，美国这种以弱势为主的教育体制和文化，伤害了那些智商在100～145之间的聪明而非天才的孩子。我女儿上一年级时，已经能通顺地读书。但是，在学校里每天的功课竟是给一个字母涂上颜色，因为平均水平的孩子在认字母。女孩子性情一般比较温顺，没有可学的，就干脆把上课当游乐，每天开心得很。但我一同事的儿子就不同了。男孩子功课太容易就烦，烦了就造反。家长知道问题所在，要求老师给他更难的功课，老师不仅拒绝，还要求家长带孩子看医生。最后，家长拿着医生的诊断，说明孩子一切正常，只是需要更难的功课来消耗其精力，老师才肯妥协。所以，我嘲笑“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是“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也不让一个孩子超前”。这样的教育不改革，正常的孩子也成了智障。这学期我在大学教课就出现了可笑的情况。一个学生拿着一大叠学校的文件，证明自己被诊断为学习有障碍的人，按法令要得到特别照顾。可是，因为班太大，我忘了她是谁，等明白过来已经过了半个学期；一查每周的测验才发现：这个被医生诊断为有学习障碍的人，在没有得到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竟在班里排在中等偏上。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学术表现在有学习障碍的水准之下！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的基础教育，总是以弱势为中心，最后就沦落成了弱智教育。
美国的高中
美国的高分复读生
近年来，中国的高中出现了大量高分复读生，即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成绩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因为没有考入理想的大学，宁愿复读一年再考。
在高竞争的升学战中，这额外一年就像马拉松比赛的额外30分钟一样，当然会带来不可忽视的优势。实际上，高分复读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比如，最近美国的高中复读现象就越来越普及。
在美国，过去一提复读生，人们总想到那些最差的学生：因为功课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无法毕业，只有重读一年。最近美国提高了对各级学校的教学要求，对那些不过关的学生越来越不迁就姑息，复读现象也自然增多。但是，更有趣的现象，则是“好学生”的复读。这种复读，在一些顶尖的精英寄宿学校中特别流行。
请看下面的几个数据：
康州的Avon Old Farm寄宿男校，2005～2006年度学费34650美元，高中新生中的16％是复读生，其中包括三位全A的优等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名声显赫的St。 Paul’s，也就是克里的母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至少被一所常青藤盟校录取。该校2005年录取的高中新生中，有22％是复读生；在二年级学生中也有6％的复读生。在康州的另一个著名的贵族寄宿学校 Kent，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中竟有11％是复读生。普林斯顿边上的Lawrenceville，2001年150个的高中新生中只有一个是复读生，2004年则有15个，今年又有11个。
过去在这些昂贵的私立学校，只有很小一部分学生会复读，而且男生比女生多得多。男孩子成熟晚，有时需要额外的时间才能懂事。有时男孩子需要多一年让身体长得壮一些，改进各种运动的技能。因为美国的学校和社会都特别看中体育。男孩子在运动场上有两手，既受尊重，自己的信心也足，对成长大有好处。
如今则不同。家长的目标实际得多：让孩子进常青藤。从初中到高中这一转折点，是复读的最好时机。第一，美国高中和初中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层级的学校。孩子如果在同一个学校复读，或在跟着原来的同学从同一个初中升入同一个高中时复读，会被同伴笑话，抬不起头来。而美国是学区制，学生一般都在居住地的学区就读。要在公立学校复读，除非搬家，否则很难避开原来本学校的同学。于是有钱人家采取读两个高一的战术：第一个高一在公立学校和原来的同学一起读，第二个高一则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创造一个没有熟人的环境。第二，这样复读，到了大学申请时便于做手脚。比如，学生可以把在公立学校初中的成绩和在私立高中的成绩寄给所申请的大学，而不寄在转入私立学校复读前在公立学校高一的成绩。从大学方面看，该学生初中、高中的成绩完整、连贯，粗心些就不会觉得这个学生比别人多读了一年。结果，这个学生纸上的成绩就显得格外优异，容易被录取。
比如在马萨诸塞的Westchester，当地的公立高中本来就非常有竞争性。一位女生平均成绩只有B＋，对申请大学毫无把握。她母亲认识一些复读生的家长，马上去取经，最后毅然决定把女儿送到寄宿学校复读高二。为了不伤害女儿的前途，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但坚称这是她一生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使女儿的前途一下子光明了许多。
大多数复读生都希望掩盖自己的复读经历，怕给人一种得益于不公平竞争的印象。美国的大学录取，比较强调照顾弱势阶层。有的录取官员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在18岁以前，从生活中该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甚至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也得到了，那么即使你的SAT成绩非常高，我在做录取决定之前也要想一想：为什么这次还要把机会给你？相反，一个穷孩子，生活里该得到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但一直奋斗到这里，分数就差那么一点。就凭天地良心，我也得给他或她一个机会。这也许是他或她一生中的第一个公平机会。”
上面这些复读生，能上得起一年3万多美元的寄宿学校，家境当然都非常富裕。这些富裕家庭，住的一般都是房价贵、学区好的地方。他们的子弟上的公立高中，比一般老百姓的子弟的学校好不少。已经有了这么大的优势，再上贵族寄宿学校复读，便宜自然占大了，拿出来的高中成绩单、SAT成绩，也很容易超人一头。贫富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就越来越大。所以，高校录取官员对这些复读生盯得很紧，要给他们的成绩单打折扣。大部分学生选择高一复读，就是因为他们的复读经历不容易被察觉。不过，这里的风险也非常大。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面对两份完整的初中和高中成绩单，有经验的录取官也可能察觉出来：这两份成绩来自不同的学校，中间有一年空缺。这个学生那一年在干什么？如果你隐瞒了在公立学校高一的成绩，一旦被人家看破，就可能落得个不诚实的恶名，反而降低了被录取的机会。
不仅是高校录取官员，有些私立学校和寄宿学校也开始拒绝接受复读生，宁愿放弃送上门的学费。他们生怕此例一开，会助长富人在教育上的贪恋，复读生源源不绝。事实上，如今一流的精英寄宿学校，会给家境贫寒的学生优厚的奖学金。比如波士顿远郊大名鼎鼎的寄宿学校Groton，学费虽然3万多，但30％的学生有奖学金，奖学金平均金额高达26000美元以上，目的是不使任何一个合格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被排斥在外。可惜，这种公平，只有最财大气粗的学校才支付得起。在未来一段时间，财富与公平在美国的教育上还会有许多轮恶战。
2005年11月26日
美国高中的精英化
不久前，美国的两张大报在同一天报道了北牛顿高中。《纽约时报》的报道放在头版头条，而且接下来又用了整整两个版面，讲的是这所高中里“不可思议的女孩儿”。《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则摆在地方新闻的显著位置，讲的是这所有2000名左右学生的学校斥资1。5亿美元左右的昂贵校园翻修计划。
一个高中这样成为媒体的明星，多少有些偶然性。这所高中无疑是优异的学校。其校长是普林斯顿毕业生，哈佛的博士候选人。其中许多教师，都拿着常青藤或其他精英大学的文凭。不过，这也不是所优异得不同寻常的学校。比如在《新闻周刊》的美国百所优异高中榜上，找不到这所学校的名字。在当地，其知名度也赶不上声誉卓著的波士顿拉丁。真正值得注意之处，是这所学校提供了美国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日益激烈的大学升学战中，大量富裕社区的高中越来越精英化，培养的简直就是小超人。
牛顿是波士顿以西六英里处的一个繁荣的镇，人口将近84000人，是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高知人才的聚居之地。不过，这绝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社区。全镇中等家庭年收入为八万美元（即一半家庭在这个水平之上，另一半在这个水平之下），虽然比五万美元的美国平均水平高不少，但考虑到波士顿地区的昂贵，特别是比起周围几个中等家庭收入在十几万美元的镇，显然还属于老百姓住的地方。事实上，镇上的居民不少仍属于劳动阶层。镇上有两所高中。其中南牛顿高中在2002年马萨诸塞州的公立高中排名中，居第五位，北牛顿则居第八位。另据《波士顿杂志》的马萨诸塞州排名，南牛顿曾居第11位，北牛顿第18位。可见，北牛顿若以学术而论，在镇上的两个高中中还是个“小老弟”。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镇。镇中心的商业区充满了升学补习班和咨询机构。家长们在当地的“全食市场”（Whole Food Market，一所高档有机食品超市）彼此碰到，马上就议论起谁家的孩子上了哈佛或耶鲁。每学期高中最后一期的学生报纸，都有长达两页的毕业生名单，并标明他们所上的大学，就像发榜一样，为全社区所瞩目。这里的孩子，要拿好成绩回家。毕业后即使不上常青藤和一些精英名校，也要上一个至少有体面声誉的学校。学生要在升学的挑战、家长的期待和同伴的压力之间奋斗。
美国的教育不是唯分数论，要考察学生的社会表现。所以在这样的高中成功，至少要有三个面向。第一，功课出色；第二，什么都做；第三，举重若轻。
先说功课。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