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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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功课。大学入学的学术能力测验SAT早已不够用了。拿了SAT满分的学生已经不那么稀奇。为了加大自己的竞争优势，毕业班中500个学生中有145个参加了3到5个高级课程或荣誉课程，有得甚至参加了六七个。我曾经介绍过，所谓高级课程叫Advanced Placement（AP），有专门的考试，其内容以大学课程为基础。通过了考试，在许多大学可以免修相应的课程。换句话说，这等于在高中提前读大学了。这一潮流如此巨大，乃至《新闻周刊》以学生参加高级课程的平均数目来进行高中排名。进前百名的学校，学生平均参加的高级课程都达3门以上。
所谓什么都做，则体现了美国教育中“培养完整的人”的理想。仅有高分并不一定能进好学校。人家要看你的领袖才能、社会责任、参与意识、服务精神等等。而培养这些素质，你就要参加运动队，参加各种俱乐部，加入学生组织（包括竞选学生领袖），投入于当地社区的建设，当志愿人员，从事戏剧表演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体育和戏剧。体育在美国教育中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体育上的成功，说明了一个人具有许多难得的品性。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战争是最能塑造领袖的。而体育则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自己年轻时出生入死的丘吉尔曾对将临战阵的将士说过一句名言：“每一个小时都必须是你们一生中最完美的时刻！”在高度激烈的体育竞技中，你确实要在每一时刻都保持完美状态，否则就会被对手抓住机会。这种严格的纪律、百折不挠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在体育竞技中最容易体现。因此，运动队是检验你人格是否可靠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一个球队，就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在这里谁都想出人头地，但大家只有彼此配合才会赢，只有全队的胜利才能给个人提供出风头的机会。作为一个好的队员，你必须在场上引人注目，但又必须向队友证明：你的表现，并不是为自己出风头，而是为队里做贡献，为队友提供机会。这样才能获得队友的认同，而不至于招致嫉恨。所以，理想的运动员，应该是律己、自信、可靠、临危不惧、有感召力的人。而这也正是所谓领袖的品性。
另一个不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教育则是戏剧。中国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古谚，有“戏子”这种对演员的蔑称。而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自古就有高度的身体性和表演性。你的权力，来源于你是否能说服公众。而这种说服，不仅要通过你写的东西、说的话，还要通过你的肢体语言。比如在古雅典，戏剧是一种政治娱乐，是城邦政治的核心。许多政治家有戏剧训练，甚至有从演员改行从政的。当今的美国也一样。里根、施瓦辛格都是从演艺界出来的成功政治家。现在许多共和党人还呼唤曾演过总统的好莱坞明星、前参议员汤普森出来选总统。其实不仅是在政界，在企业界、学术界，“现身说法”的要求无所不在。没有这种才能，就没有感召力，你既难说服人家选你，也难说服人家雇你。所以，许多美国的孩子，从小的教育中戏剧（包括舞蹈等表演艺术）就是一个大课。
有了这些还不够，还要能举重若轻。这也许是最难的。美国的一个精英高中生，要功课全优，要参加各种比赛，要演戏，要当志愿者，要参加俱乐部，要竞选学生团体的领袖，即使是有三头六臂，也每每感到分身无术。去年我碰到一位来自波士顿拉丁学校，并上了哈佛的女孩子。她告诉我，她大概从13岁开始，每天就睡不够7个小时。晚上12点以后入睡，7点以前起床，是她学校里的通例。另一位来自精英私立女校Winsor，后来上了哈佛和牛津的学生也告诉我，她在高中时，很难保证7小时的睡眠。在她们看来，学校让她们多休息的号召是虚伪的：你怎么能一方面给学生这么多功课，鼓励学生参加这么多活动，一方面又让大家保证睡眠？北牛顿的校长承认，她学校里的孩子，从14岁就开始操心如何在大学录取官员面前包装自己。要能抵制这样的压力，非得是超人不可。
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在高中生们的青春期文化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同伴压力：最“酷”的人，要既优异又潇洒，不是死用功，不那么斤斤计较，样样在行，但又照样能放松地享受生活。这当然是一个近乎荒谬的要求。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同时做这么多事，又显得对一切都漫不经心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写的是以一个叫Esther Mobley的“优异高中里的优等生”为中心的女孩们的故事。之所以讲女孩子，是因为如今女孩子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学术表现都超过了男孩儿，乃至大学录取时为进同一所学校女生分数要比男生高才行。可想而知，她们的压力比男孩儿更大。Esther的一个女友，17岁的Lee Gerstenhaber，同时上4门高级课程，晚上还要排戏。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在凌晨4点钟还在赶高级课程的物理作业，最后终于顶不住了，大哭起来。结果，她放弃了这门物理课。
Esther本人则是个不愿意追赶潮流的女孩儿。她大大方方地承认，她是个蹩角的运动员。她跑步，但跑不太快，缺乏竞争性。她的课程中，只有两门高级课程，一门荣誉课程，属于“才两门”的阶层，显得与世无争，虽然她一直坚持上高级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她的同伴大多盯着那些油水大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她则对神学情有独钟，常常跑到教会服务，和父兄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给无家可归者发放食品。不过，她课上读的书，包括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好像是哲学系的研究生的阅读。她的伦理课老师，在教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领导大家就美国社会的公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位老师还给学生提供了SAT成绩和考生的家庭收入的关系，证明富裕家庭的子弟有更优越的资源准备这种大学入学考试。Esther因此决定放弃参加SAT的私人补习班，因为这种班穷孩子上不起，她不愿意利用父母的钱而享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这种行为在遍地SAT私人教师的牛顿镇，无疑是一种反叛。不过，这种不争的精神，并不能掩盖她在学校中的明星地位：她三年级的历史高级课程的作文赢得了学校的最高奖，她是出色的演员，并在教会中担任青年团体的主席。
Esther的父亲是当地一所神学院的神学教授，母亲就职司法界，是一个助理公共辩护人。Esther一直把不追求金钱的父母作为自己的榜样。她父母也希望她不要承受过大的压力，保持一个完整的灵魂。但是，在高度的竞争面前，如此看破红尘的父母，也有些情不自禁。她母亲一方面说她不为Esther担心，不在乎她的成绩；一方面又表示，如果Esther拿一个B的成绩回家，她就要问是谁给了她B，她要找那个老师谈话。用她的话说，现在孩子的标准太高了。“他们起跑的地方，是我们那一代人冲刺的终点。”
这一“起跑的地方”，就是大学录取。许多家长意识到，升学竞争的白热化，已经使他们的孩子上不了他们当年自己上的大学。去年12月15日，第一批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到达了北牛顿。Esther的朋友们，有上哈佛的，有上达特茅斯的，有上布朗的。大家兴奋异常。Esther正在上微积分课时，她的手机响了。她爸爸向她报喜：Williams College，她最理想的本科学院，给她来信了！她大喜过望，马上让父亲把信送到学校来。十分钟后，父亲赶到。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录取通知书总是厚厚的邮件。这一薄薄的信，肯定是拒绝信。果然，Esther一打开信，就大哭起来。
几天后，Esther总结出她失败的原因：“也许这是因为我不是运动员。”不过，她已经决定忘掉Williams。她还有申请了几所著名的本科生学院：Amherst，Middlebury，Davidson，还有她母亲的母校，著名的女校Smith。（这几所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本科生学院排名中的名次是：Williams第一，Amherst第二，Middlebury并列第八，Davidson并列第十，Smith第十九。）在申请Smith的材料里，Esther还特地加了一封她父亲的信，描写的是Esther还是个婴儿时，父亲抱着她去参加妻子大学毕业后10年的返校聚会：看着列队走过的校友们，她们就像一队天使一样打动他的心。当父亲的真希望女儿长大后，也能和她母亲一样加入这一行列！
不久，Amherst和Middlebury的信到了，全是拒绝。Davidson一直没有消息。但是，Smith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也许是父亲的信打动了录取官员，也许是母亲上了该校，使她作为校友之女有了一些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位才女，仅以毫厘之微，而免于被锁在名校之外。
Esther的父母在上大学时，绝没有想到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竟是这样难。这是一代小超人。他们在高中时所经受的压力，所获得的成就，是他们父母当年无法比拟的。而这也正是在本世纪的全球化中准备领导世界的一代人。
美国高中的两极分化
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媒体的热点。而这种分化还在继续发展。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美国教育的两极分化程度，也许比目前的贫富分化更令人震惊。
看看去年的《新闻周刊》就知道，4月份一期的封面故事是“辍学之国”，副标题写道：“30％的美国高中生将在毕业前辍学！”9月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也指出：由于基础教育的失败，美国40％ 的大学生要上特别的补习课程，在2006年参加ACT考试的高中毕业班学生中，只有27％在生物课程中达到了大学入学水平，在代数上则仅有42％，在社会科学中有53％，在英文作文中有69％。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学生，达不到大学入学的标准。
而另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评比美国最好的公立高中，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当然，这个评比不是衡量学生的绝对学术水准，而是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一些富裕地区的精英学校，因为学生的成绩更依靠家庭环境而不在榜上；但一些学生来源差的学校因为能更有成效地刺激学生的进步，反而榜上有名。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排名还是透视出美国高中教育的趋势。排在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本是为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而设立。这一课程的考试分许多科目，通过后进入大学可以免修相应课程。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本是给周游世界的国际精英的子弟开设的国际学校的考试，水平甚高，也享受和AP差不多的地位。由于目前美国大学竞争激烈，一般的高中课程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AP和IB大行其道，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无怪有人说，大学低年级的课程现在已经被搬到了高中。
高中生修了十几门大学课程后，进了大学会干什么呢？最近《纽约时报》在周末教育专刊上刊登一篇题为“难以置信”的文章，讲述了这些孩子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麻省理工或耶鲁的课程，竟远赶不上他们高中课程的难度！
Regina Goldman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她目前在耶鲁大学读三年级，这学期上了一个美国研究的高年级讨论班。一般而言，高年级讨论班在本科生的常规课程中是最有挑战性的了。但是，这门课的难度和要求，远不如她高中的美国史必修课难。那门高中的课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乃至她上完以后，再不敢学历史了。直到上了耶鲁后，她突然发现：“天呀，在耶鲁，这里的历史课容易对付多了！”
麻省理工也许是美国最难读的大学。可是，一个叫Jeff Zhou的华裔新生进校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如同度假。他选的课其实很重。但是，他考大学时，考了10门AP，全拿了高分，又学了3年高级化学课程。到麻省理工头两周，上了许多课但仅记了4页笔记。用他的话说，这里的课基本还是高中课程的复习而已。他这么个好学生又不需要复习。于是，他玩水球，冲浪，飞盘，甚至看电视连续剧。连他自己也说，他实在不该这么放松。
这一切，并不说明美国一流大学的水平降低了，而是高中的水平提高了。学术成就，已经成了美国中高产阶层家庭文化的标志。前面那位Regina Goldman高中上的是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她那时一天的日程是，早晨6点15分开始游泳训练，到半夜一点钟完成所有的作业，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用她妈妈的话来说：“你从一年3万多美元的教育中还能期待着什么？”不玩命不行！我去年夏天碰到一位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的中国裔女孩子，刚刚考进哈佛。她从12岁起，每天仅有不足7小时的睡眠。这样努力的结果是水涨船高，竞争好的大学，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用一些教育家的话来说，这些孩子就像是职业运动员一样：从小集中精力，严格作息制度，专业化，追求优胜。他们那些受了良好教育的家长，一遍又一遍向他们灌输这样的哲学。同时，这些家长也都知道，他们如果现在来考大学，他们的程度，已经根本进不了他们当年进的大学。
其实，如今高中生的“厉害”，已经不能用AP课程来概括了。在一些顶尖的高中，课程已经进入了“后AP时代”。比如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是一所优异的公立学校。学生可以在14门“后AP”课程中选课。上这些课程的先决条件，是在有关AP课程中取得良好成绩。这些课程包括许多非常前卫的题目，比如bionanotechnology，学科太新，中文里还无词可译，主要是研究小生物组织和技术的关系。另外有非常高级的数学课程，如复分析（plex analysis），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用于物理、电子工程、流体模型等应用分析。讲授这门课的，是George Mason大学的教授、前数学系主任Robert Sachs。他说这门课用的材料，和大学里三四年级的课程是一样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的荣誉课程的水平。上这门课，不仅要事先上AP的微积分，还要在此之后再上满满一年的高等数学。但是，尽管设了这么高的门槛，在这所高中中竟有35人选这门课！可想而知，有多少高中生已经在这方面达到了大学高年级的水平。该校学生服务部的主任说，实际上，许多刚上高一的学生，就已经通过了微积分的AP考试。
高中精英如此优异，自然向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么进一步激励这些优异的学生不断成长？一流大学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许多大学，开始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和跨学科的课程，鼓励学生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不同的领域。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本科生的数字，从每年三百增加到了每年两千。该校生物学教授Russell Fernald特别强调实验。他说：“在课堂上，我们讲授我们知道的东西，不讲授我们不知道的。但在实验室，学生被推到前沿，要面临未知的东西，探求发现的秘密，要决定问什么样问题才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些大学还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让他们到社会中锻炼，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