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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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些大学还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让他们到社会中锻炼，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不足。比如，布朗大学三年级的女生Carly　Rush就是从托马斯·杰佛逊高中毕业的。她在应付功课大有余力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组织本校民主党俱乐部的活动。等她毕业时，也许已经是位颇有经验的政治家了。
　　当然，也有许多高等教育人士对高中的精英化趋势提出批评。著名的本科生学院Pomona的校长David　Oxtoby指出：“现在的高中模仿大学，教大学的课程，使许多学生忽视了基础知识。”另有许多大学，觉得AP考试太标准化，怕出现高分低能，开始抵制AP。斯坦福大学就越来越不愿意让学生凭AP的成绩免修课程。还有些学者认为，对于理解有些科目来说，高中生还不够成熟。更有些教授担心，这样的竞争，使学生变得太功利，总算计着如何早达到某一个具体目标，对教育采取一种完全是职业化的态度，限制了他们的大学经验。在这方面，布朗大学本科生院院长Katherine　Bergeron的批评也许最一针见血：学生要把大学生涯当做一个反省人生，探求世界的过程。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准备读医学院的学生沉浸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之中。可惜，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急于在他们的领域内突破。
　　不过，这些批评者都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大学初级甚至高级课程的许多内容，优秀的高中生不仅学过，而且掌握得很好。大学的课程不断重复这些内容，他们就会厌烦。大学必须想出办法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大学的整个教育结构，要进行重新调整。
　　当然，人们最担忧的，还是这些从事过度竞争的高中生本身的身心健康。最近已经有几本新书出版。比如在《特权的代价》一书中，临床心理医生Madeline　Levine指出这些超优异的孩子在学术上和社会中都很成功，但内心充满焦虑、愤怒和脱节感。这些现象当然有不少，但以笔者的观察，却不可夸大。毕竟，这些成功的学生背后，有父母紧盯着。他们家庭稳定，有足够的感情和经济支持，使他们能够在外面承受超强的竞争压力。一位社会学家对我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东亚的家长才会一天到晚盯着孩子的功课。看看美国的中高产，他们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他们有一种全球化的忧虑，总怕自己的孩子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就说：“我小时候，父母总是说，把盘子里的饭吃干净，第三世界的孩子正在饥饿中死亡。现在我对我的孩子说，快完成你的作业，中国印度的孩子，正拼死要抢你的工作。”后来他把女儿送进了耶鲁。
　　在我看来，美国的中高产阶层本身受的教育高，看得远，先于劳动阶层看到了全球化的挑战。他们有一种斯巴达的心态：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已经被远远多于自己的人口包围了。这些人甚至大多对美国充满敌意。所以，对孩子从小就必须进行近乎残酷的训练，掌握以一当十的技能，以适应未来的生存竞争。可以想见，这批精英的素质，将决定美国对世界的统治能否维持。不过，这些高中天才的大量出现，和那些根本毕不了业的高中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两部分人技能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未来更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一旦形成，政府再怎么扶贫抑富，再怎么收富人的税，给穷人福利，怕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美国的高考指挥棒是怎么指挥的
　　夏季到了。在美国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到处可以见到十几岁的小孩子彬彬有礼地为你服务。我马上意识到：这又到了孩子们暑假打工的季节。
　　从中国初来乍到时，很难理解在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打工。难道家长就缺那么几个钱吗？难道不怕这些孩子耽误功课吗？中国中产阶级的家长，绝不这样亏待孩子！
　　未成年人打工，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不久前，国会刚刚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反对的人声称，最受这一议案伤害的，就是那些打工的孩子。因为拿所谓最低工资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非法移民，一类是未成年的孩子。美国的许多服务业，如旅店、商店、旅游、夏令营等等，都靠拿最低工资的未成年人来降低成本。最低工资一涨，许多雇主可能就不再给这些孩子工作了。这一论断是非如何，还要等时间来证明。不过，这种观点本身，就说明未成年的孩子打工在美国社会是多么天经地义。
　　当然，一些下层的家庭，孩子打工乃生存之必须，毋须多论。但大部分孩子打工，恐怕还是出于教育的需要。我8岁的女儿在学校中大班的同学，父亲在哈佛工作，母亲平时领她上各种各样的班，45分钟的钢琴课就要50美元，家里不像缺钱的。可是，她还差几个月就到了13岁，是合法打工的年龄，她母亲骄傲地向我们炫耀她给别人看孩子的照片，暗示也可以看我的女儿，显然没有到法定年龄就“抢跑”了。那些有十几岁的儿女的家长夏天一见面，问起彼此的孩子，往往第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夏天的工作。
　　事实上，最近孩子打工的风气渐落，美国的教育界已经感到危机。比如，最近《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塔夫脱（Tufts　University）等几个精英大学已经开始重申：在申请大学时，有打工的经验对你绝对有帮助！
　　根据美国政府劳工部的数据，2000年6月，60％的美国青少年都在打工。90年代末曾跳到60％以上。不要忘记，那些贫民窟的孩子，往往是不打工的。把他们和一些行为不端的孩子除去，一般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打工。孩子夏天不打工，和成年人不工作几乎是一样的异常现象。但是，今年6月，青少年打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9％。短短7年就出现两位数的下跌，不能不引起的教育工作者和部分家长的警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下降？这里的一个要害，就是大学申请。美国大学申请不仅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你的生活经验、课外活动、社会成就。如今入学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家在这些方面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上流家庭，借助财政优势，提前几年开始包装自己的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提高考试成绩还在其次，最流行的一项，就是掏钱让自己的孩子到最艰苦的第三世界当义务人员。媒体上也不时出现这样的故事：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男孩，帮助非洲贫困地区建了多少个水井、救了不少人的命，在当地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我过去的文章中也介绍过，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女孩，跑到非洲艾滋病救济站义务服务。于是，在大学申请的作文中，录取官员们频频看到类似这样开头的文章：“我在中国的孤儿院中志愿服务了两周。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十几年前大学录取官员刚刚看到这样的作文时，无不为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对社会的付出和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感动。不用说，这些孩子很容易就被录取了。他们的成功引来了效仿。如今，当这样的申请作文堆满了录取官员的案头时，录取官员们就不禁会问：难道美国的孩子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特瑞萨修女了吗？再仔细一审视就发现：越是往穷国跑、越有戏剧性的经历的孩子，家庭越是富裕。这样的经历当然反映着他们和他们父母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也说明为什么有钱人上大学时除了分数之外还有许多天然优势：他们提前几年，就把孩子包装成一个有复杂人生经验的救世主、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逼着你不得不录取他们！
　　许多人就是这样相信，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发展中国家渡过几周神奇的人生转折，一只脚就踏进了名校。于是，许多上名校心切的孩子们，就开始忽视了他们传统的工作：到当地的商店、旅馆、夏令营打工，每周投入大量的时间，干那些最枯燥乏味、最琐碎重复、工资最低的工作，减缓辛劳的父母的一点经济压力，学到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
　　塔夫脱的本科录取部院长Lee　Goffin指出，现在塔夫脱的学生，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曾经长期保有过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经验，甚至在中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中也很少。所以，如果你在超级市场每周工作20个小时，录取的官员就会眼睛一亮。
　　像Lee　Goffin这样的录取官员，自己从小就是打平凡的工长大的。Lee　Goffin年轻时就是在麦当劳酷热的厨房里翻汉堡包，他因此认识了许多在他高中的荣誉课程里不可能认识的、那些不准备上大学的同龄人，长了许多见识。波士顿学院本科录取部的主任John　Mahoney，年轻时则在一家折价的男装店打工，要耐心向顾客解释本店的退货政策。这些经历使他们认为：你是否能够长期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耐心地履行职责和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这非常能说明你的素质。比如一个学生，在自己高中当清洁工，每天早晨7点就得到，要在盛夏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干重复性的工作。她当时想，这些对上大学不会有用，因为大学不是在招清洁工。但是，从大学方面看来，这恰恰证明她小小年纪就决心干一些事情，而且坚持干下来了。加分！更有些录取官员认为，那些小小年纪到第三世界当志愿人员的经历已经很不自然了：这样的孩子是在大慷父母之慨，拿着父母的钱去当圣徒。他们一天到晚放眼世界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们为自己生长的社区做了什么？为父母做了什么？Smith　College的录取部主任Debra　Shaver说，从这些孩子的经历中，找不到为社区服务的模式。她很高兴自己还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到医院的餐厅工作：他从中可以学会守时准点，不能因为自己不想起床就称病。
　　戏剧性的海外经历虽然确实可以开阔眼界、转化孩子的人生，特别是让他们面对想象不到的贫困，更懂得珍惜自己已经有的一切；但是，因为时间太短，孩子可以趁着到另一个世界时的新鲜劲儿克服起初的困难，然后整装回家。这样很难考验孩子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大的问题，则是使孩子有了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很了不起的人物，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不能接受低起点、不能忍受琐碎的工作。一位母亲深有体会地说，她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到了31岁，才终于算是接受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她小时候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打那种枯燥琐碎的工，毕业后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有时你需要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起步，需要接受很辛苦、工资很低的工作。生活不是场戏剧，不会不断出现奇迹。生活需要脚踏实地，需要耐心。
　　如今，录取官员对申请大学的孩子们出奇的人生经验开始三思。平凡的人生经验在一色出奇的申请材料中，倒是显得出奇了。录取官员的新判断，马上就会反馈到申请大学的高中生中。比如，今年在塔夫脱所在的地区的一位高中女孩子，为了申请大学，想过几种准备方式，比如学习中文或者阿拉伯文等等。但是，最终她决定了另一项活动，认为它更能吸引录取官员的眼球：到餐馆擦桌子、擦地板，一周干40个小时，一小时挣7。5美元，几乎就是最低工资。下面几年，也许就是平凡打工的回潮。
　　美国和中国一样，高考指挥棒在指挥着中学和高中生们的行为。不过，人家的指挥棒，总是承担的重大的社会责任，会随时针对社会的倾向做出调整。
　　高中正在消失
　　美国大学日益普及，无意中带来了高中的“认同危机”。在某种意义上，高中的形式还在，但高中教育的内容则正在消失。
　　高中，英文中叫High　School，直译应该是“高等学校”。说其“高等”，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高中是义务教育的最高阶段。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工人享受“新政”后种种优厚的福利，生活舒适稳定。高中就是给这个“世界工厂”输送员工的训练营地。一张高中文凭，基本上就意味着一个中产阶级的铁饭碗。
　　如今，美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外包，工厂消失。高中毕业生已经没有什么出路。高中也陷入两头不靠岸的窘境。一方面，高中还有“高等”的意味。在1940年，美国已经有73％的适龄青少年在高中读书。如今，写在纸上的比例虽然高了，但有30％的高中生中途辍学，拿不到文凭。说是义务教育，但高中对许多学生确实有些高不可攀。另一方面，那些读完高中的学生，大部分要上大学。高中不过是升学的一块跳板，高中文凭犹如废纸一张。对他们来说，高中越来越像大学预科了。
　　这一点，在不久前《新闻周刊》的全美高中排名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一排名的标准简单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看哪个学校的学生参加的AP和IB考试多。所谓AP是指“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起源于1956年，目的是给少数优异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学课程的机会。AP包括英语、英语文学、法文、法国文学、西班牙语、西班牙文学、德语、拉丁文学、维吉尔（拉丁文）、意大利语言与文化、艺术史、音乐理论、世界史、美国史、欧洲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政府与政治、美国政府与政治、人文地理、心理学以及化学、计算机、生物、环境科学、物理等等35个课程和考试，跨越20个学科。2007年，中国语言与文化和日本语言与文化也将进入AP考试。通过了这样的考试，进大学后就可以免修相关的课程。也就是说，AP考试要测验高中生到底掌握了多少大学课程。
　　IB则叫“国际中学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起源于1968年。当时由于一些外交官和上流社会人士常常居无定所，周游列国，其子女的教育环境和语言一两年就得变，难以适应。结果，一种连锁式、标准化国际中学就在各国建立起来。那些随父母周游世界的孩子不管到哪个国家，都可以进这样的学校，而且这个系统的学校有全球统一的学制和教育内容，孩子跨国转学后不会面临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不过，这种学校因为专给国际精英服务，学术水平极高，不是一般高中能望其项背的。所以，这种学校的毕业考试非常难。通过了就说明你的水平早已超出一般的高中，达到了一般大学有关课程的水准。许多大学因此把IB和AP等量齐观。只是承认AP的大学要多得多。
　　AP也好，IB也好，本来都是给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但很快就渗透到了一般的高中之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提出了高中要使学生为上大学做好充分准备的明确目标，导致课程升级。本来，大学入学考试只需要一个SAT的基本智能测验。但是，随着大学申请战的升温，大家都把SAT的分数拼到了顶，分不出太大差别。于是，为了给录取官员留下深刻印象，高中毕业生们就不断加码，拿出许多AP和IB的成绩来。
　　这次《新闻周刊》以学生参加AP或IB考试的数量而不是以普通中学课程作为高中排名的标准，说明AP和IB已经在高中教育中喧宾夺主。比如，这次排名第一的，是达拉斯的英杰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里平均每个学生参加了14。128门AP或IB考试，这等于完成了一年多的大学课程。排在下面几位的学校，每个学生也平均参加了6到9门AP考试。排在前100名的高中，平均每个学生参加的AP或IB考试都超过了3门。本来，高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