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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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在债券交易市场上的殖利率与同期同额普通国债的殖利率之差，将会真实反映市场对黄金、白银货币的认受程度。这一重要参数，将作为下一阶段试点的参照系。
第二阶段的工作可以进行银行系统储备金结构的重新调整。无论外资还是国有银行，其储备金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或白银，同时减少债务票据在储备金中的比例，储备金中金银比例越高者，将获得较高的贷款放大系数，同样，债务票据比例越大，贷款能力将被调降。中央银行应该停止对黄金和白银之外的一切票据进行贴现。这一措施将强化黄金和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加银行对黄金和白银资产的需求程度。没有金银作储备将严重制约其发放信贷的能力。同时，银行系统将逐渐把债务票据从货币流通中驱赶出去。银行也将有兴趣向人民开办实物黄金白银的储存托管和买卖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实物黄金白银的流通市场。
全国所有高利润行业，如房地产、银行、烟草、电信、石油等，在其营业税中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和白银，这将进一步刺激黄金和白银的市场需要量。
第三阶段，以财政部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全额抵押发行“中国金元”和“中国银元”纸币，一元“中国金元”为中国货币基准度量衡，根据中国的黄金白银储备情况，每一元“中国金元”含纯金若干克。“中国金元”主要用于大宗贸易结算，银行之间转账，和大额现金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金元”可到财政部兑换实物黄金。“中国银元”可作为辅币，每一元中含纯银若干克，主要用于小额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银元”，也可到财政部兑换等值白银。“中国金元”与“中国银元”之间的比价由中央银行公布并定时调整。
一般认为的“劣币必然在流通中驱除好币”的原理，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政府介入，以强制力规定劣币与好币等值。在自然的市场中，情况正好相反，好币必然驱除劣币，因为市场中没人会愿意接受劣币。
当中国通行金银中国元时，市场上仍然流通着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政府需要规定所有税收必须以金银中国元缴纳，市场可自由选择金银中国元定价或是普通人民币定价，金融市场将根据供需关系决定金银中国元与普通人民币的比价。此时，人们将会发现，由商业银行发放的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信贷购买力，与金银中国元相比，将逐渐贬值。金融市场两种货币的比价将清晰地显露这一信息。
最终控制金银中国元发行的必须是财政部，而不是商业银行系统，原因很简单，财富的创造始于人民，也终于人民，任何私人不得垄断和染指货币发行。
尽管中国出口的旺盛势头将随着中国元的日益坚挺而逐步下滑，但实际上这是GDP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出口拉动型经济本身副作用太大，其本质是靠美国的债务增加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而美国人民早已不堪债务重负了，持续透支他们的债务负担能力，将会造成中国出口经济结构更大的失衡，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将来调整过程必然更为痛苦。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最终的双输。
当黄金白银背书的中国元发行量越来越大时，中国元势必成为全世界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元可自由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坚挺和强势的货币，它将理所当然的成为“后美元”时代世界各国首选的储备货币。
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保护并能使之升值的地方，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和稳定的货币，必将使中国成为世界财富汇聚的中心。
（全书完）
附录 日本惨败后的这一站：“货币战争”贴身紧逼中国
宋鸿兵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想当然地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外资银行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如果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架空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了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做大之后，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实现“金融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通过资助地方经济发展来拉拢地方政府，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通过投资来控制电信、石油、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只能从国有银行贷款，当这些行业主要依靠外资银行的资金时，它们的资金链将有可能会“突然”断裂。
外资银行还会建立各种“基金会”逐步渗透到中国的教育事业、新闻媒体业、图书出版业、司法执法系统、医疗制药行业、甚至军队系统。它们将广泛捐助社会公益项目，广泛培植人脉关系，以润物细无声般的耐心和细心，默默地推广着有利于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念。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
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增加金融情报研究部门，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SecurityClearance）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是采取紧盯美元的政策。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者择一。
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从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了中国金融生态环境。
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反之，如果美国需要制造中国的货币供应紧缩效应，当然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前者。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
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是十年之遥。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3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
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生产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的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了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
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高度依赖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沼谠？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
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了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太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的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的。
“国际惯例”的形成完全在业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条件下，也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封杀中国银行业生存壮大的“国际惯例”，这一手已经成为居于金融行业垄断制高点的美英银行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
当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业扩张势头的老巴塞尔协议，已经改头换面地升级为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完全可能被用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头上，从而成为阻止中国金融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障碍。
如果中国本土的银行尚未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意味着这些银行在美国和欧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制甚至关闭，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外金融网络存在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国的对策就是，也只能是，“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如果所在国利用不管何种“国际惯例”来封杀中国的海外银行分支，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限制乃至关闭其银行在中国的运作。
回顾英美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导力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国际银行网络是必经之路。中国的银行业与其只在中国本土与国际接轨，不如实施外线作战，去直接收购欧美的银行或扩张分行，建立中国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网络，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面对美元的长期贬值的趋势，许多学者提出要藏汇于民，以分摊国家的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
与其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任何外汇从长期来看都会对黄金贬值，只是贬值速度不同而已。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其实不过是个假象而已，看破了这一层，哪怕它汇率市场掀起千重浪，中国自有万吨黄金作为定海神针。
藏金于民从根本上保护了人民的财富安全，无论是商品还是资产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无法侵蚀老百姓的真实购买力，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自由的基石。
黄金作为中国的镇国之宝，具有所有货币中最高等级的流动性。黄金不仅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上，被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社会公认为财富的最高形式，它也必将在未来的社会担当起经济活动最基本度量衡的重大历史重任。
在世界历史上，人们曾四次尝试抛弃黄金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石，而试图“发明”更为聪明的货币制度，前三次已经失败，而我们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失败。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注定了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标定客观经济活动的尝试不会成功。
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
本书由放浪形骸精心制作。
2007年8月11日
![[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