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呼吸-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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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掉多少？”
“星儿，别紧张，先住院吧，越快越好，不要耽误，我马上帮你联系医院。”李处长适合做人事工作，精干又细心。
住院？手术？除了生儿子剖腹产，我再也没有住过医院。放下电话，我仿佛被电击了一阵麻木。这时，早起的儿子向我走来：“妈，谁来电话？”
我没有答话，我好像没听清儿子说什么。
“妈，你怎么啦？”儿子走到我身边。
我愣了一会儿才开口：“单位的电话，要我马上住院动手术。”开了口，我的情绪便开闸了，热辣辣的脸颊上淌下了冰凉的眼泪。
“妈妈，不要哭，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儿子俯下身搂住我。
我只是摇头，只是泪流满面。
很久没这样放任、这样尽情地哭过了。有些事，也许伤心过头，反而理智得哭不出来了，也不想让自己偷着哭。眼泪长久不流，仿佛干枯了。这些年，有两件事，我是常常防着的：一是不哭，二是不病。不哭，不是因为有多么坚强，只是觉得，眼泪不解决问题，面对难过的坎和不顺心的事，眼泪是最帮不上忙的，只有咬牙去忍、去做。我必须学会务实、学会行动，而不能生病，更是明摆着的。在这个家里，我是顶梁柱，没法想象，我一旦躺倒，这个家会怎么样？既然“没法想”，干脆不想，何况，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顶梁柱”不朽不糟，挺结实的。
但胃镜报告却大大地出乎意料，原来，我这根“顶梁柱”是外强中干，不修理不成了。我哭，因为太意外。可眼泪终究不管用啊。我劝慰自己：是否应该庆幸，至少没出现“訇然倒塌”的悲剧，何况，儿子毕竟已成年，他可以接班，充当“顶梁柱”了。这样看来，我病得是时候，上帝对我是厚爱的。设想一下，这份胃镜报告如果早两年到来，儿子还在读高中、还要考大学，我住院、我开刀，对儿子将有怎样的影响？！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任务，把自己用狠了，生一场大病，住一回医院，也在所难免啊！左一想右一想，我渐渐想开了。只是，眼泪仍哗哗的，如同一片阵雨把我笼罩。
“妈，动完手术就没事了。”儿子继续安慰。
“九点了，你快去车站接她吧！”我抹着泪，仍不忘儿子还有重任在身，每天早早晚晚要迎送小客人。
“妈，我马上回来。”儿子抱歉地摸摸我的头，他分身无术。
儿子接了小客人，果然快快地往回返。进门时，儿子捧着一束金黄色的、花瓣细小稠密的野菊花，轻轻放到我面前。我抬头，看到花束中竖着一张鲜红的卡片，写着一行银色的小字：
献给勇敢的妈妈
儿子。
我把野菊花插到瓶里，我把卡片揣到胸前的口袋里。
金黄的花迟早要谢，鲜红的卡片可以保存永久。
去住院那天，我把那张小卡片又移放在外套的口袋里。这样的时刻，儿子给了我“勇敢”两字，再确切不过了。勇敢，往往是对于战士来说的。可这一回，我将与疾病展开一场争夺生命的战斗，也是“刺刀见红”，不勇敢不行。
但愿不辜负儿子给我的称呼，名符其实地“勇敢”。２００２年元月２８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明天“出嫁”
等待病房、等待住院的两三天，我的心情如同等待着一次冒险的旅行——既然出远门，既然是“冒险”，总该有一点回不来的思想准备吧。而一想到有可能“回不来”，便有些家务事必须交代给儿子，虽说，无遗嘱可立，不必兴师动众，但大小是个家呀，它装着我的全部。
决定带儿子一起去银行租个保险箱，把重要的东西“保险”起来。这些重要的东西，我从没有袒露给儿子，可生活出现了“意外”，我有了把家移交的打算。不是悲观，是预防万一。
“移交”的时刻，我把保险箱钥匙交到儿子手上时，语重心长：“保险箱里的东西，是妈妈大半生的全部积蓄：心血、感情、精力，都在这里了。几张存折，是为你读书准备的。”
儿子不言不语，表情庄重。
那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儿子罩在一把伞里，一路上都是默默的。
原计划，第二天儿子和同学要出去旅游，安忆再三劝说：“别让儿子出去玩了，这种时候，儿子应该陪着你的。”儿子也表示不去了。但住院前，我却很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做点什么。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把长篇小说的初稿打印一份，想象中的住院如同疗养，彻底闲下来了，没有杂事的干扰，可以定定心心地改小说。以前，每当忙得焦头烂额，实实在在地累了，我心里会向往着能生一场可以住院的小病，可以整天躺在白白净净的病房里，阳光普照，鲜花盛开的，享受享受闭目养神、遐想联翩的清闲。那种感觉，仿佛只有住进医院才能得到，才有权享受。
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想买一件彤红的外套，最好是绵软的、宽松的，带去医院，喜气洋洋的。按以往的经验，凡是急切、急需地想添置衣服时，往往看不到中意的，大都是买不成的。而一些可心、合适的衣物，常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对这一次的“急切”、“急需”，老天好像知道我没时间闲逛，便在暗中成全我，走进第一家商店，一眼就看中一件大红格子的薄型腈纶棉外套，横一道竖一道的红格子，热闹、夺目，且红中嵌绿，艳而不俗。就是它了，我当即买下。年轻的营业员嘴很甜：“阿姨，你运气很好啊，这批衣服，昨天刚进的，只有一件红的。”
我把营业员善于推销的甜言蜜语当做祝福。人在倒霉的时候，就得把什么都当补药吃。
去住院的前夜，我把红格子外套放在枕边，还精心地为这件外套翻找了颜色相衬的毛衣。我心里暗自好笑：好像明天出嫁。临睡前，安忆又来电话，说要不要赶过来陪陪我，她担心我太伤感、睡不好。我很想告诉她：我就当明天出嫁。
２００2元年２月３０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想家
都说好事多磨，我算是领教了这个“磨”字。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万事不顺，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步到位的，总有一些麻烦等着，七坎八坷的。好在我经磨，最终的结果都不错。
今天一早入院，一切手续单位的李处长都给办了。但赶到外科病房，护士长却说定好的床位，没得到及时确认，已安排别的病人住下了，要么在病房里加只钢丝床，或者，打道回府明天再来。
“困钢丝床不舒服。也不要回浦东。跟我回家。明天再来医院么。”陪我来医院的王小鹰替我作主，说话一句是一句。小鹰看起来娇小玲珑的，关键时刻，断事果敢。
小鹰家在淮海路。没想到，住院前还有机会在市中心作客。当晚，赵丽宏约我们在淮海路的“吴越人家”小聚。那种“聚”的感觉，有饯行的意味，是朋友们送我上“征程”。
第二天住进五人一间的外科病房。五个病人外加看护的家属、护工，济济一屋的人，闹哄哄的。我初来乍到，满脸惧色地扫视一张张病床上那一个个做了手术仍半昏不醒的病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手术”两字一下子变得具体、感性，我心惊地坐到床沿，只觉得病房陌生、可怕。但我努力纠正感觉，毕竟要在这里度过很长的一段日子。调整情绪，我才注意到，我的床靠阳台，有大片阳光瀑布似地洒进，把雪白的床单照得晃眼，病房也是亮堂堂、暖洋洋的。我的心被温暖的阳光抚慰了。我立刻从旅行袋里翻出长篇小说的打印稿，端端正正地放在枕头上，如同一个战士摆出了战斗的姿态。而此番“征程”，长篇小说又如随身携带的“特种武器”。我要把平日的状态带入病房，能多少冲淡些病房的气氛。下午，睡醒午觉，我就趴在病床上，面朝阳台，翻开长篇打印稿，逐字逐句地修改起来。我希望自己能潜心工作，忘记自己的处境，忘记这是病房。
此时，其他的病人还在休息，病房是宁静的。
不知什么时候，阳光开始悄悄撤退，阳台渐渐褪去那层像上了釉的光线。朋友们陆续地来探视，宗福先夫妇捧来一盆名贵的蝴蝶兰，两根纤细的枝条上挑着几朵浅紫的、银白的花，其形状恰似振翅飞翔的蝴蝶，花瓣完全开放着，充分、坦然。而与蝴蝶兰同时飞进病房的，还有一个好消息：
“院长说，干部病房刚好空出一个小单间，让你马上搬过去。”宗福先不仅久病成医，还成为医院的“路路通”，受惠者首先是我，跟着沾光了。
朋友们一通手忙脚乱，收网似的把我刚倒腾出来的东西，又装进旅行袋，前呼后拥地开始“大转移”。
干部病房的小单间虽然名副其实的小，但我们实在感到太满足了，大家一通欢呼。
“哪是住院，这和住宾馆有什么区别？”
“陆星儿，你运气真好！”
尽管折腾了两天，但最终又是个不错的结果。我想，这真是我的命。
晚饭过后，伫立病房窗口，看闪烁的万家灯火，我突然想家了。虽说，儿子进大学后，家里也是我独自留守，但那个没人陪伴的家，有我充实的生活，有很多书，别人的、自己的；有很多玩艺儿，买来的，也有儿子做的；有很多衣服，经常穿的，还有永远挂在那里看的。总之，有书、有趣味的玩艺儿、有喜欢的衣服，独自在家就不会寂寞。有时，写书累了，在家里晃晃悠悠，东瞧瞧西看看，这儿抹抹，那儿擦擦，心里会充满欣赏和自豪，在这个世界上，能打拼出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可以了。真的，别人夸奖我的家是“小木屋”、“有童话色彩”，这是我最爱听的好话。人到中年，已是饱经风霜的人了，我仍摆脱不了“少女情结”，对童话的一往情深，我的家，让人一目了然：这里的主人依然“天真”。我的“天真”，让我屡屡受伤，但我的“天真”和我天真的家，也是我疗伤的良药。每次出差回来，明知家里没人等我，但想到回家，想到等在家里的那一大堆天真的东西，我同样有隐隐的激动，只要回到它们中间，我的心就像一颗锚，扎到了最安宁的实处。
可这次“出差”，第一天离开家，我就想家了，而在“想家”的心情里，还有一丝淡淡的忧虑：“会不会再也不能回家了？！”
我被自己的担心吓着了。
换进单人病房，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一串钥匙，放到床边小柜带锁的抽屉里，生怕手术后迷迷糊糊地弄丢钥匙。这是最丢不得的东西啊。失去婚姻、离开北京的家，要交出钥匙的那个情景，对我的刺激是永生的，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无法不让自己想念那个亲手安置的家，常常回想家里的某一样东西，譬如，洗衣机是怎么从出国人员服务部扛上公共汽车，又怎么一步步地挪到家的……这种情不自禁的思念和回想，是委屈，是感怀，是哀怨，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不知不觉地伤害着自己。一个离开父母的女人，会把一生的幸福，全都托付给这个重建的家。“家”是诺亚方舟，负载着一船的生命啊。如今，我在一只充满“天真的饱经风霜”的“小木船”上，与自己同舟共济，不说一帆风顺，还能独自驾驭。现在，我手里的“桨”却不小心折断了，为修理“桨”，我暂时离开我的“小木船”。但“小木船”不能没有“桨”啊。
面对沉沉夜幕，我闭上眼默默祈祷：“无论如何，要让我回家！”
２００２年元月３０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ＣＡ——生命的高潮？！
就在我向上天祈祷的一刹那，仿佛一颗流星闪过，我眼前一亮，顿时惊醒：我那部长篇小说呢？赶紧翻箱倒柜地找。没有。拉在原先的病房里了！我记得很清楚，下午，朋友们来看我，我把稿件压到枕头下。会不会弄丢？
干部病房和外科病房在两个楼，我下楼上楼地奔跑，一口气冲进原先那个病房。看我心急慌忙的样子，一个病人告诉我：“你枕头底下的东西，护士拿走了。”我掉头去护士室。值班小护士捧出一厚叠装订成册的稿件。我像找到了走丢的儿子一样，摸着怦怦的心跳，长长地舒了口气。小护士在把稿件交给我时特别关照一声：“把你的病历顺便带过去，交给那里的值班护士。”她把一份病历放在我的稿件上。
抱着稿件，我定心了，散步进电梯。但在跨进电梯时，我稍稍一低头，眼光扫过放在稿件上面的病历，在病情诊断一栏上，有两个并不显眼的字母好像显然地放大、凸现：“ＣＡ？”我的眼睛顿时被两颗“子弹”击中，一片漆黑。我心慌地靠住电梯，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告诉安忆和小鹰。我立刻拿出手机。安忆家占线，小鹰家电话通了，只是电梯里信号受干扰，有“刺刺”的电磁声，我提高声音说：“小鹰，我看到病历了，说我是癌。”开电梯的女工斜眼看我，很平静的样子，大概，她已经听惯了这个字。我已经想不起来，小鹰是怎么回答我的。再拨安忆的电话，手机通告，储值卡里没钱了。回到干部病房，我直奔护士室，交了病历后便请求她们让我打个外线。接通安忆家通话，我好像稍稍镇定一些了：
“安忆，你为什么瞒我？”
“没有瞒你啊。”
“我看到病历了。”
“打的是问号，只是怀疑么。在手术之前，医生都爱把病情往严重里写。”
“你还要骗我。这次生病，你对我那么好，我心里有感觉的。”
“我一向对你很好的。”安忆委屈地叫起来：“星儿，你不要瞎想呀！”
我挂了电话。安忆委屈的声音，在我心里停留了一会儿，她好像确实蒙受了天大的委屈。但愿，我真是错怪了她。
我像个经不住事的孩子，一通宣泄，便心平气顺。给小鹰、安忆打了电话，那个“ＣＡ”连同问号，仿佛就此被神秘的电话线无声无息地带走了。回到那间单人病房，我倒头躺下，开始平静地琢磨这个写出来好像特别难看的字眼：“癌”。过去，无论在报上、书上、杂志上看到这个字，我都一扫而过，熟视无睹，不会停留，更不会在意。总觉得这可怕的字与我无关。而这次意外的手术，提醒我问题确实严重。那天，在小鹰家过夜，我们俩已经把那张胃镜报告逐字逐句研究过了，我的溃疡“是重度”，“是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毕竟还没有变成癌。这是关键。我安慰自己。进病房前，负责我手术的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学博士也明确地对我说：“陆老师，没问题，你是良性的。”凡是对我有利的话，连标点符号，我都会牢牢记住。还有，安忆的话也许在理：医生一般要把病情往严重里写。我仍然不想把“癌”字与自己联系起来。
可是，说“不想”，说“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病历上那“ＣＡ”的字母，虽然只是初步诊断，虽然还跟着问号，但即使是初步、是疑问，毕竟与“ＣＡ”挂上钩了。“ＣＡ”是那样触目，像两块烧红的烙印刻在我心上，我知道，这深刻的灼伤再也抹不去了，从此，我将时时深受“ＣＡ”的威胁，使原以为还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之路，急遽浓缩，似乎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走到头了。这“一步”究竟有多远呢？
想到生命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