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呼吸-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想到生命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步”，我心里便紧接着一个闪念：衣橱里我还有不少新衣服一次都没穿过，辛辛苦苦挣的稿费，也没来得及好好花呢！我隐约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什么是生活啊，活着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把日子蹉跎，死到临头才发现什么都没享受过。”流行歌，唱的就是大白话。当然，我不以为自己让光阴白白流过，也不认为我的处境严重得“死到临头”，即使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的“一闪念”，也只是为突然的紧迫而流露出一些遗憾罢了。
“ＣＡ”的出现，确使生命这部多幕戏，被强制地压缩、删节，一下子越过高潮要提前收场。尽管，前面的五十年，似乎什么都经历了，可我一直把“生命的高潮”视为一幕还未上演的重头戏，想象中，似乎应该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怎么会这样匆匆谢幕？！而病历上打着问号的“ＣＡ”，对于我，是宣判还是宣战？是生命的尾声还是生命的“高潮”？
一个个疑问蜂拥而来，我一下子招架不了，脑子有点木然，眼前也是茫茫一片，在我生活的“舞台”上，所有的布景仿佛都撤退了，只留有白皑皑的帷幕，还有一张白净净的病床。
等了五十多年的精彩的“高潮”，等来的难道就是两个普通的字母：“ＣＡ”吗？！
２００２年２月５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开一刀，生个自己
开刀的日子定在２月５日。
４日傍晚，护士送来一小片安定，这是常规。
我犹豫了，我能不能不吃药也可坦然地、放心地睡个好觉？长这么大，口口声声磨难不少，而多年从事写作，在别人看来那又是费心伤神的活儿，但惭愧得很，我还真没吃过一片安眠药。也许，我这个属牛的，神经也似牛筋。也许，我的写作，确如安忆所说，用力欠用心。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比较“坚强”、比较“正常”，都应该算是优点，否则，如何肩起生活这副担子。可是，要论作家的气质，“坚强”和“正常”，显然不是排第一位的东西。在我身上，这两种角色，常常是对立的，或者说，这两种角色，常常把我东拉西扯。我知道，不论哪种角色，我扮演得都很吃力，准确的说，不是“用力欠用心”，还是不够聪明，力和心常常用不到点子上。不过，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我竭尽全力了，直到做趴下为止。
明天要去手术，又要在肚子上拉开第二道伤痕。第一刀是剖腹产，但产前根本没准备挨一刀的，只是，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仍然不见宫缩，从上海来北京帮我做月子的母亲，坐清早的头班车从哥哥家赶到我这里，敲开门，就拖我上医院，母亲说，她做了一夜噩梦，梦到孩子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听不清胎音了，医生当机立断：“马上剖腹！”情况紧急得不容我考虑。第一刀，也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我记得，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我拉着母亲的手哭了，我有点害怕。但那时的害怕，毕竟怀有迎接新生命的希望和喜悦，淌下的泪，有着分量，有着牵挂。第一刀在肚脐眼下，缝了八针。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条蚯蚓似的刀疤时，我一阵痛惜——完整的身体是艺术品却从此破损，将永远留有无法弥补的刀痕了。当然，生出儿子的快乐，很快便淹没了瞬间的“痛惜”。做了母亲，为儿子付代价，好像怎么都不为过、都愿意。
而这一次的腹部手术，是从肚脐眼往上，一直到胸口……而这一次手术，年迈的母亲不能来医院送我进手术室，手术的前夜，是儿子睡在病房里陪我。有儿子在身边，我想，我可以不吃安眠药。二十年后的又一次手术，儿子代替母亲相依相伴了，就为完成这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我们不辞辛苦、不知劳累，直到把自己用垮为止。这样不懂得爱惜自己，大病一场，就是代价，躲不过的。晚病不如早病。我知道，有朋友在背底里为我叹息：“星儿刚过五十啊，就得这个病！”我的心情倒有点相反，正因为刚过五十，年富力强，还有相当的智力和精力来经受、经历一次生命的考验。我想，既然第一刀的剖腹是为儿子、为诞生一个新生命，那么，这第二刀的又一次剖腹，应该是为自己的，为诞生一个新的自己。
想到把明天的手术比喻成又一次剖腹产，为“生一个自己”，我的心仿佛渐渐安定了。临睡前，儿子却有点担心：“妈妈，不吃安眠药你睡得着吗？”我放松口气回答：“生你，开过一刀，我不怕了，这一刀，我会生出一个自己。”儿子很灵性：“妈妈，你早就应该多爱一点自己。”
是啊，很多“应该”的事，我们都懂得太晚了，这使一些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好在，我们终会懂得。尽管，为“懂得”一点很普通的道理，却要让生命去接受如此严峻的挑战。
天一亮，姐姐、嫂嫂和安忆夫妇等朋友赶到病房。见医生拿着一根长长的胃管走到病床前，我立刻闭上眼睛。随着小指头般粗细的管子渐渐伸入喉咙，我感觉到一汪热热的眼泪哗哗地涌出，但不是害怕。淌尽了眼泪，我好像已经上了麻药，完全平静了，被推出病房时，儿子亲我一下，我也毫不伤感。
不一会儿，手术室的大门，便把亲人和朋友都挡在外面。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无影灯下。手术室无声无息的，很冷很冷，我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天堂，不是地狱。
不一会儿，有几个护士进来了，我听到她们间短的对话：
“今天第一个手术什么病？”
“胃癌。”
一个确定的回答。“ＣＡ”后面显然去掉了那个问号。
我木然，好像说的不是我。而到了这种时候，就算听到再严重的话，我还是木然。
不一会儿，麻醉师走过来，俯在我耳边：“你是陆星儿，昨天，你签过字了。我们马上开始。”
我这时才睁开眼，看到了嵌在白口罩和白帽子中间一双特别黑的大眼睛。这会不会是我一生看到的最后的东西？时间不容我多想，一个大面罩已扣到我嘴上，片刻之间，我将昏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灵魂出窍，离开人世。我只能束手把过去那个自己完全地交出去了，但我能否等到一个崭新的自己？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１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病房里的年夜饭
眼看快过年了，我嘴里还插着那根卡着喉咙的胃管，那滋味，不说像上刑，但手术所有的痛苦加起来都莫过于这根胃管无穷无尽的刺激，呼吸、咽唾沫、说话，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难言的障碍。上帝对人体的创造是最完美不过的，少一样或多一点都是麻烦。我身上少了胃，却还要多根管子，这一少一多，便添了双倍的麻烦。而芮医生答应，过年前一定拔掉管子，所以，我对过年的盼望，只盼着能快点解除“枷锁”。
手术后的第四天、第五天，我已被胃管折磨得心烦意乱，几乎快熬不下去了。一直盼到大年夜，早上，芮医生一上班就来我病房，笑嘻嘻的。芮医生的笑容果然解救了我，一眨眼，我像吐出一根粗大的鱼刺，浑身舒服，再透彻地猛吸一口气，刹那间，人像飞了起来。我好像从未体会过这种腾云驾雾的“舒服”。其实，拔掉管子，只是回复一种常态，这使我有所觉悟：原来，一个人能保持常状，就是莫大的幸福啊。
而“常态”像一棵树，树欲静则风不止。我们往往经不住“风”的煽动，喜欢迎风摇摆、凭风起舞，更年轻时，甚至喜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哪里会懂得“树静”这种常态的可贵。自从走出婚姻的“常态”，我感受过感情失衡的痛苦和沮丧，尤其逢年过节，看人家老老小小、团团圆圆，自己却孤孤单单、落落寡合，连最起码、最平常的生活，对我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对“常态”的渴望，是这些年内心的一大课题，特别是一年忙到头，到了除夕日，眼看新年伊始、春风又度，而内心的“课题”仍是白卷一张，深感岁月蹉跎，心绪会惆怅万端，惆怅过后，便是更深的无奈：因为无能为力；因为生活不是童话；因为这就是命运。
又到除夕。
今年的除夕越加特别了，我仍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补液，虽然过了“上甘岭”时期，医生总算允许我少许地喝一点白开水、喝一点米汤了。但一年一次的“年夜饭”总得吃啊，姐姐和姐夫决定把母亲接来医院。姐姐和姐夫都是“新疆知青”，他们退休办回上海，使我和母亲多年冷清的“年夜饭”才有了新的气氛。而我得病，也很是时候，有姐姐、姐夫帮忙，我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照顾，尤其手术后的一周，我像个婴儿，需要别人喂水喂饭、洗脸洗脚，有好几次，我在半夜的昏睡中，感觉到姐姐在用温润的棉球，一遍遍地沾湿我干裂的嘴唇，我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贪婪地吸吮着那清清的水星，我干涩的眼眶湿了。我们姐妹聚少离多，姐姐1964年去新疆，我1968年去黑龙江，见一面就是十年八年的，但每次见到姐姐，我总要找点事情依赖一下姐姐，或让她改件衣服、或请她织双毛袜，我知道，衣服、袜子都大可不必麻烦姐姐的，我只是需要找回做妹妹的、总算有依赖的感觉。独当一面的生活，似乎顶天立地的，但内心常有虚弱、疲惫的时候，渴望能倚傍亲人，渴望做女儿、做妹妹。但父亲早逝，母亲年老多病，哥哥姐姐都远在外地，想倚傍也够不着。倒是这次狠狠地生一场大病，哥哥、嫂嫂，姐姐、姐夫都围着我转了，母亲说，她都忌妒了。我理解母亲的话。手足之情确实给了我极大的满足，躺在病床上被姐姐、嫂嫂悉心照料着，我大大地做了一回妹妹啊。这真是生病的一大收获。
病房里的年夜饭，只能因陋就简，在医院食堂预订几份炒菜，朋友也送来饭店配售的冷盆，拼拼凑凑也有一小桌。但病房里没有可以团团围坐的餐桌，只能从配餐室借来送饭的活动小推车当台面。开饭前，儿子先把我的病房装饰一番，把一只超级的中国结悬挂在窗框正中，据说，这是豫园商场里最大号的中国结，然后，又把一串红灯笼，密密地套在输液的铁架上，我的床头与床架，也嘟嘟噜噜地吊满大红大绿的吉祥物，我尤其喜欢一个筛粮的簸箕和一扎金黄的玉米，五谷丰登，朴素、喜庆，带来了土地和乡村的丰收气息。儿子这一通忙上忙下的，使小病房顿时春暖花开、喜气洋洋。姐姐夸奖道：“你儿子不愧是学艺术设计的，今年的年夜饭，看来，我们主要吃气氛了。”过了那么多年，说真的，在病房守岁的这个除夕，确实最有气氛，母亲、儿子、姐姐、姐夫、外甥女紧密地围在病床边有说有笑，我虽然不能吃不能喝，但我“吃”到的气氛，使我快乐无比。我知道，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快乐，是我生命的源泉，病魔虽来势汹汹，我能抵御，我不会屈服。
没有不散的宴席。姐姐送母亲回浦东，儿子要赶去奶奶家拿压岁钱。病房里只剩下我了。我已经完全习惯了最后“只剩下我”的局面，这仿佛就是我的生活。
窗外的鞭炮声已此起彼落，新的一年将临。而新的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有预感：新的一年，为争取一个新的生命，我的生活也会是全新的。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８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原卦与变卦
初五，关门的鞭炮声响过，新年的热闹才恋恋不舍地收场。
我在医院也不乏热闹，来看望的朋友络绎不绝，花束、花篮、花盆，从病房一直摆到走廊，给过年时相对冷清的干部病房也添些热闹。但据说，其他病房的老干部们都在背后猜测了：这个住单间的“女病人”大概是北京哪个首长家的，怎么送花的那么多。终于有一天，他们好奇地派了一位老同志来我病房打探，确定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这才破了“谜”。
来看望的朋友多，都说是我人缘好，但我心里明白，是我病得不轻的消息，对朋友们有些震动，因为我给大家的印象是鲜龙活跳的，永远风风火火、匆匆忙忙。来住院那天，下午作协有个作品讨论会，我到会小坐，一些朋友还半开玩笑地劝告我：“说开刀就开刀？瞧瞧，我们在座的，数你脸色好，星儿，可千万别白白地挨一刀啊！”
我相信我的“脸色好”，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生命力的表现，而我这次得病，实在是用力太过，生命被透支了，身体不得不抗议，不病不行了。只是，一病就是“ＣＡ”，尽管后面还拖个问号，毕竟有点吓人。
过完新年的长假，化验报告就会破译“ＣＡ”后面的问号。虽然在过年过节，我心里却天天在默默打击自己：“肯定是‘ＣＡ’！肯定！”要让神经坚强起来，就得在这样的“肯定”中磨砺。但夜深人静时，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有希望闪过：但愿化验报告会揭示一个让人宽慰的“谜”底。
初六，芮医生第一天来上班，我就催姐姐、催儿子去芮医生那里打听化验结果。姐姐和儿子的回答一致：“还是胃镜报告的结论，重度不典型增生。”这回答，无疑是宽慰的，但我不相信，姐姐和儿子的眼神并没有宽慰的表情，他们骗不了我。可我得装出宽慰的样子，并天天向值班医生讨教有关“不典型增生”需要不需要化疗的问题。从值班医生的口气里，我确定了化验报告的结论，要比“不典型增生”严重。
病情一旦被确定，有那么一些时候，我豁出去，全身心地面对这个“癌”字、感受这个“癌”字。不知为什么，干脆迎上去，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盯住这个让所有人都畏惧的字眼，我反而觉得，它不那么可怕了。首先，这个字的出现，是抽象的，我的身体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过去，胃长期隐痛，现在手术了，胃基本切除，手术做得利利索索，我相信那位外科主任对这次手术的评价：“上海滩上找不到这么干净的手术！”既然生理上不感觉“癌”字，我的心理也应该采取“不感觉、不承认”的态度。其次，我反复劝告自己：确诊是“癌”了，怕也怕不掉，如果不怕呢，也许还有掉的可能。再则，我还是确信自己一向“鲜龙活跳”的生命力，是一眼不会轻易枯竭的井，至少在目前。手术以后，仔细体会自己，我感觉我的“井”仍在努力地往上冒水，只要“努力”，只要“往上”，这无形的“水”，就能滋润生命、活跃生命。虽然，所有体检项目，没有测试生命力的，没有数据、没有指标予以证明，但这是一种比中医号脉更深入的自我感觉。
就这样，一、二、三地想过来，我安抚了自己，好像真的不那么害怕了。
化验报告出来后的不几天，哥哥从北京赶来，大冬天的，进病房时他一头大汗，愁容满面。坐定，哥哥说，他受作家协会党组的委托要和我好好谈谈。我知道，他要向我宣布病情，因为，谁也不肯来做这件残酷的事。原来，医院早把我的化验报告传真到北京，哥哥拿着我的化验报告，也咨询了北京的有关专家。接下来，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瞒我，希望我不要悲观，积极治疗。
不知为什么，和哥哥交谈病情时，我觉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哥哥口气严肃：“星儿，你是不是在装？你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