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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用力呼吸-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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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生命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步”,我心里便紧接着一个闪念:衣橱里我还有不少新衣服一次都没穿过,辛辛苦苦挣的稿费,也没来得及好好花呢!我隐约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什么是生活啊,活着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把日子蹉跎,死到临头才发现什么都没享受过。”流行歌,唱的就是大白话。当然,我不以为自己让光阴白白流过,也不认为我的处境严重得“死到临头”,即使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的“一闪念”,也只是为突然的紧迫而流露出一些遗憾罢了。    
    “CA”的出现,确使生命这部多幕戏,被强制地压缩、删节,一下子越过高潮要提前收场。尽管,前面的五十年,似乎什么都经历了,可我一直把“生命的高潮”视为一幕还未上演的重头戏,想象中,似乎应该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怎么会这样匆匆谢幕?!而病历上打着问号的“CA”,对于我,是宣判还是宣战?是生命的尾声还是生命的“高潮”?    
    一个个疑问蜂拥而来,我一下子招架不了,脑子有点木然,眼前也是茫茫一片,在我生活的“舞台”上,所有的布景仿佛都撤退了,只留有白皑皑的帷幕,还有一张白净净的病床。    
    等了五十多年的精彩的“高潮”,等来的难道就是两个普通的字母:“CA”吗?!    
    2002年2月5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开一刀,生个自己

    开刀的日子定在2月5日。    
    4日傍晚,护士送来一小片安定,这是常规。    
    我犹豫了,我能不能不吃药也可坦然地、放心地睡个好觉?长这么大,口口声声磨难不少,而多年从事写作,在别人看来那又是费心伤神的活儿,但惭愧得很,我还真没吃过一片安眠药。也许,我这个属牛的,神经也似牛筋。也许,我的写作,确如安忆所说,用力欠用心。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比较“坚强”、比较“正常”,都应该算是优点,否则,如何肩起生活这副担子。可是,要论作家的气质,“坚强”和“正常”,显然不是排第一位的东西。在我身上,这两种角色,常常是对立的,或者说,这两种角色,常常把我东拉西扯。我知道,不论哪种角色,我扮演得都很吃力,准确的说,不是“用力欠用心”,还是不够聪明,力和心常常用不到点子上。不过,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我竭尽全力了,直到做趴下为止。    
    明天要去手术,又要在肚子上拉开第二道伤痕。第一刀是剖腹产,但产前根本没准备挨一刀的,只是,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仍然不见宫缩,从上海来北京帮我做月子的母亲,坐清早的头班车从哥哥家赶到我这里,敲开门,就拖我上医院,母亲说,她做了一夜噩梦,梦到孩子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听不清胎音了,医生当机立断:“马上剖腹!”情况紧急得不容我考虑。第一刀,也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我记得,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我拉着母亲的手哭了,我有点害怕。但那时的害怕,毕竟怀有迎接新生命的希望和喜悦,淌下的泪,有着分量,有着牵挂。第一刀在肚脐眼下,缝了八针。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条蚯蚓似的刀疤时,我一阵痛惜——完整的身体是艺术品却从此破损,将永远留有无法弥补的刀痕了。当然,生出儿子的快乐,很快便淹没了瞬间的“痛惜”。做了母亲,为儿子付代价,好像怎么都不为过、都愿意。    
    而这一次的腹部手术,是从肚脐眼往上,一直到胸口……而这一次手术,年迈的母亲不能来医院送我进手术室,手术的前夜,是儿子睡在病房里陪我。有儿子在身边,我想,我可以不吃安眠药。二十年后的又一次手术,儿子代替母亲相依相伴了,就为完成这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我们不辞辛苦、不知劳累,直到把自己用垮为止。这样不懂得爱惜自己,大病一场,就是代价,躲不过的。晚病不如早病。我知道,有朋友在背底里为我叹息:“星儿刚过五十啊,就得这个病!”我的心情倒有点相反,正因为刚过五十,年富力强,还有相当的智力和精力来经受、经历一次生命的考验。我想,既然第一刀的剖腹是为儿子、为诞生一个新生命,那么,这第二刀的又一次剖腹,应该是为自己的,为诞生一个新的自己。    
    想到把明天的手术比喻成又一次剖腹产,为“生一个自己”,我的心仿佛渐渐安定了。临睡前,儿子却有点担心:“妈妈,不吃安眠药你睡得着吗?”我放松口气回答:“生你,开过一刀,我不怕了,这一刀,我会生出一个自己。”儿子很灵性:“妈妈,你早就应该多爱一点自己。”    
    是啊,很多“应该”的事,我们都懂得太晚了,这使一些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好在,我们终会懂得。尽管,为“懂得”一点很普通的道理,却要让生命去接受如此严峻的挑战。    
    天一亮,姐姐、嫂嫂和安忆夫妇等朋友赶到病房。见医生拿着一根长长的胃管走到病床前,我立刻闭上眼睛。随着小指头般粗细的管子渐渐伸入喉咙,我感觉到一汪热热的眼泪哗哗地涌出,但不是害怕。淌尽了眼泪,我好像已经上了麻药,完全平静了,被推出病房时,儿子亲我一下,我也毫不伤感。    
    不一会儿,手术室的大门,便把亲人和朋友都挡在外面。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无影灯下。手术室无声无息的,很冷很冷,我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天堂,不是地狱。    
    不一会儿,有几个护士进来了,我听到她们间短的对话:    
    “今天第一个手术什么病?”    
    “胃癌。”    
    一个确定的回答。“CA”后面显然去掉了那个问号。    
    我木然,好像说的不是我。而到了这种时候,就算听到再严重的话,我还是木然。    
    不一会儿,麻醉师走过来,俯在我耳边:“你是陆星儿,昨天,你签过字了。我们马上开始。”    
    我这时才睁开眼,看到了嵌在白口罩和白帽子中间一双特别黑的大眼睛。这会不会是我一生看到的最后的东西?时间不容我多想,一个大面罩已扣到我嘴上,片刻之间,我将昏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灵魂出窍,离开人世。我只能束手把过去那个自己完全地交出去了,但我能否等到一个崭新的自己?    
    2002年2月11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病房里的年夜饭

    眼看快过年了,我嘴里还插着那根卡着喉咙的胃管,那滋味,不说像上刑,但手术所有的痛苦加起来都莫过于这根胃管无穷无尽的刺激,呼吸、咽唾沫、说话,无时无刻不感到一种难言的障碍。上帝对人体的创造是最完美不过的,少一样或多一点都是麻烦。我身上少了胃,却还要多根管子,这一少一多,便添了双倍的麻烦。而芮医生答应,过年前一定拔掉管子,所以,我对过年的盼望,只盼着能快点解除“枷锁”。    
    手术后的第四天、第五天,我已被胃管折磨得心烦意乱,几乎快熬不下去了。一直盼到大年夜,早上,芮医生一上班就来我病房,笑嘻嘻的。芮医生的笑容果然解救了我,一眨眼,我像吐出一根粗大的鱼刺,浑身舒服,再透彻地猛吸一口气,刹那间,人像飞了起来。我好像从未体会过这种腾云驾雾的“舒服”。其实,拔掉管子,只是回复一种常态,这使我有所觉悟:原来,一个人能保持常状,就是莫大的幸福啊。    
    而“常态”像一棵树,树欲静则风不止。我们往往经不住“风”的煽动,喜欢迎风摇摆、凭风起舞,更年轻时,甚至喜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哪里会懂得“树静”这种常态的可贵。自从走出婚姻的“常态”,我感受过感情失衡的痛苦和沮丧,尤其逢年过节,看人家老老小小、团团圆圆,自己却孤孤单单、落落寡合,连最起码、最平常的生活,对我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对“常态”的渴望,是这些年内心的一大课题,特别是一年忙到头,到了除夕日,眼看新年伊始、春风又度,而内心的“课题”仍是白卷一张,深感岁月蹉跎,心绪会惆怅万端,惆怅过后,便是更深的无奈:因为无能为力;因为生活不是童话;因为这就是命运。    
    又到除夕。    
    今年的除夕越加特别了,我仍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补液,虽然过了“上甘岭”时期,医生总算允许我少许地喝一点白开水、喝一点米汤了。但一年一次的“年夜饭”总得吃啊,姐姐和姐夫决定把母亲接来医院。姐姐和姐夫都是“新疆知青”,他们退休办回上海,使我和母亲多年冷清的“年夜饭”才有了新的气氛。而我得病,也很是时候,有姐姐、姐夫帮忙,我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照顾,尤其手术后的一周,我像个婴儿,需要别人喂水喂饭、洗脸洗脚,有好几次,我在半夜的昏睡中,感觉到姐姐在用温润的棉球,一遍遍地沾湿我干裂的嘴唇,我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贪婪地吸吮着那清清的水星,我干涩的眼眶湿了。我们姐妹聚少离多,姐姐1964年去新疆,我1968年去黑龙江,见一面就是十年八年的,但每次见到姐姐,我总要找点事情依赖一下姐姐,或让她改件衣服、或请她织双毛袜,我知道,衣服、袜子都大可不必麻烦姐姐的,我只是需要找回做妹妹的、总算有依赖的感觉。独当一面的生活,似乎顶天立地的,但内心常有虚弱、疲惫的时候,渴望能倚傍亲人,渴望做女儿、做妹妹。但父亲早逝,母亲年老多病,哥哥姐姐都远在外地,想倚傍也够不着。倒是这次狠狠地生一场大病,哥哥、嫂嫂,姐姐、姐夫都围着我转了,母亲说,她都忌妒了。我理解母亲的话。手足之情确实给了我极大的满足,躺在病床上被姐姐、嫂嫂悉心照料着,我大大地做了一回妹妹啊。这真是生病的一大收获。    
    病房里的年夜饭,只能因陋就简,在医院食堂预订几份炒菜,朋友也送来饭店配售的冷盆,拼拼凑凑也有一小桌。但病房里没有可以团团围坐的餐桌,只能从配餐室借来送饭的活动小推车当台面。开饭前,儿子先把我的病房装饰一番,把一只超级的中国结悬挂在窗框正中,据说,这是豫园商场里最大号的中国结,然后,又把一串红灯笼,密密地套在输液的铁架上,我的床头与床架,也嘟嘟噜噜地吊满大红大绿的吉祥物,我尤其喜欢一个筛粮的簸箕和一扎金黄的玉米,五谷丰登,朴素、喜庆,带来了土地和乡村的丰收气息。儿子这一通忙上忙下的,使小病房顿时春暖花开、喜气洋洋。姐姐夸奖道:“你儿子不愧是学艺术设计的,今年的年夜饭,看来,我们主要吃气氛了。”过了那么多年,说真的,在病房守岁的这个除夕,确实最有气氛,母亲、儿子、姐姐、姐夫、外甥女紧密地围在病床边有说有笑,我虽然不能吃不能喝,但我“吃”到的气氛,使我快乐无比。我知道,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快乐,是我生命的源泉,病魔虽来势汹汹,我能抵御,我不会屈服。    
    没有不散的宴席。姐姐送母亲回浦东,儿子要赶去奶奶家拿压岁钱。病房里只剩下我了。我已经完全习惯了最后“只剩下我”的局面,这仿佛就是我的生活。    
    窗外的鞭炮声已此起彼落,新的一年将临。而新的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有预感:新的一年,为争取一个新的生命,我的生活也会是全新的。    
    2002年2月18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原卦与变卦

    初五,关门的鞭炮声响过,新年的热闹才恋恋不舍地收场。    
    我在医院也不乏热闹,来看望的朋友络绎不绝,花束、花篮、花盆,从病房一直摆到走廊,给过年时相对冷清的干部病房也添些热闹。但据说,其他病房的老干部们都在背后猜测了:这个住单间的“女病人”大概是北京哪个首长家的,怎么送花的那么多。终于有一天,他们好奇地派了一位老同志来我病房打探,确定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这才破了“谜”。    
    来看望的朋友多,都说是我人缘好,但我心里明白,是我病得不轻的消息,对朋友们有些震动,因为我给大家的印象是鲜龙活跳的,永远风风火火、匆匆忙忙。来住院那天,下午作协有个作品讨论会,我到会小坐,一些朋友还半开玩笑地劝告我:“说开刀就开刀?瞧瞧,我们在座的,数你脸色好,星儿,可千万别白白地挨一刀啊!”    
    我相信我的“脸色好”,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生命力的表现,而我这次得病,实在是用力太过,生命被透支了,身体不得不抗议,不病不行了。只是,一病就是“CA”,尽管后面还拖个问号,毕竟有点吓人。    
    过完新年的长假,化验报告就会破译“CA”后面的问号。虽然在过年过节,我心里却天天在默默打击自己:“肯定是‘CA’!肯定!”要让神经坚强起来,就得在这样的“肯定”中磨砺。但夜深人静时,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有希望闪过:但愿化验报告会揭示一个让人宽慰的“谜”底。    
    初六,芮医生第一天来上班,我就催姐姐、催儿子去芮医生那里打听化验结果。姐姐和儿子的回答一致:“还是胃镜报告的结论,重度不典型增生。”这回答,无疑是宽慰的,但我不相信,姐姐和儿子的眼神并没有宽慰的表情,他们骗不了我。可我得装出宽慰的样子,并天天向值班医生讨教有关“不典型增生”需要不需要化疗的问题。从值班医生的口气里,我确定了化验报告的结论,要比“不典型增生”严重。    
    病情一旦被确定,有那么一些时候,我豁出去,全身心地面对这个“癌”字、感受这个“癌”字。不知为什么,干脆迎上去,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盯住这个让所有人都畏惧的字眼,我反而觉得,它不那么可怕了。首先,这个字的出现,是抽象的,我的身体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过去,胃长期隐痛,现在手术了,胃基本切除,手术做得利利索索,我相信那位外科主任对这次手术的评价:“上海滩上找不到这么干净的手术!”既然生理上不感觉“癌”字,我的心理也应该采取“不感觉、不承认”的态度。其次,我反复劝告自己:确诊是“癌”了,怕也怕不掉,如果不怕呢,也许还有掉的可能。再则,我还是确信自己一向“鲜龙活跳”的生命力,是一眼不会轻易枯竭的井,至少在目前。手术以后,仔细体会自己,我感觉我的“井”仍在努力地往上冒水,只要“努力”,只要“往上”,这无形的“水”,就能滋润生命、活跃生命。虽然,所有体检项目,没有测试生命力的,没有数据、没有指标予以证明,但这是一种比中医号脉更深入的自我感觉。    
    就这样,一、二、三地想过来,我安抚了自己,好像真的不那么害怕了。    
    化验报告出来后的不几天,哥哥从北京赶来,大冬天的,进病房时他一头大汗,愁容满面。坐定,哥哥说,他受作家协会党组的委托要和我好好谈谈。我知道,他要向我宣布病情,因为,谁也不肯来做这件残酷的事。原来,医院早把我的化验报告传真到北京,哥哥拿着我的化验报告,也咨询了北京的有关专家。接下来,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瞒我,希望我不要悲观,积极治疗。    
    不知为什么,和哥哥交谈病情时,我觉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哥哥口气严肃:“星儿,你是不是在装?你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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