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呼吸-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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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果然，不出半小时，他们捧着一大盒鱼刺兴匆匆地上楼，我一开门，一股特别的香味迎面扑来。安忆一边催我趁热赶紧吃，一边玩笑地说：“装得太满，轻轻一晃，鱼刺汤洒出来了，车里鲜气四溢，把我们都馋坏了。”
我打开还烫手的塑料盒，抿一口浓浓的、鲜美的鱼刺汤，一滴眼泪落进了汤里，我立刻低头掩饰，手里的勺子加快速度地往嘴里运送。安忆看我吃得很香，特别高兴，宽慰地告诉我说，她一个朋友也在化疗，她丈夫经常陪她去徐家汇的天天鱼港吃鱼刺，据说是对化疗的恢复有作用。“经常吃不起，十天、半个月，还是可以的。”安忆自言自语。
“你们千万不要再这样跑来跑去的。”我立刻摆手。我于心不忍。安忆家在长宁区，宗福先新搬的家靠近辛庄了，他们拐了大半个上海，才把一盒鱼刺送到浦东，即使鱼刺再有作用，我也不能这样麻烦朋友啊。可听说我生病，一些在外地、在外国的朋友更不远千里、万里地送来关心，作家出版社当编辑的一位朋友，坐飞机捧来一瓶养在牛奶里的西藏的雪莲，那天，她从虹桥机场直奔我家，安忆也等着，她们要看着我喝下特制的“酸奶”才放心，藏药的神秘仿佛真能逢凶化吉。
我心领神会，朋友们都在帮我，只要听说吃什么、喝什么对治我的病有利，他们会尽力去做，千方百计。我心存感动和感激，住院以来，我不孤独、不沮丧，因为总有朋友在支持、支援我，这一次与疾病的“拔河”，不仅是我自己，我身后还有一群朋友，他们在一起为我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手里擎起这把“火炬”，一定能重新点燃生命。我根本没理由灰心。我知道，对付疾病，我所拥有的这些朋友，要比“鱼刺”、比“雪莲”、比任何补品更有价值、更有作用，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友情就足够了。手术那天，作协的朋友们都等在手术室外，一等就是六七个小时，有个护士走过，随口问道：今天手术室里有重要人物？外面怎么等了那么多人？！
我当然不是“重要人物”，可重要的是，我幸运，有那么多朋友，一次次地帮我战胜磨难。虽说，磨难是一种净化和考验，是“上帝特别的奖赏和特别的看重”，但我很难想象，曾经历的那些磨难，如果没有朋友伸出手拉我一把，我能否经受考验而达到净化？在我生活与生命中，磨难与朋友，一直在伴我而行，对我而言，友谊胜过了爱情。
昨天，又同时收到两位朋友的信，一位是始终没见过面的读者，她来信告诉我，她陪母亲去青浦灵恩堂参加一些老年基督徒的聚会：“在灵恩堂，每天清早梳洗完毕，我便独自一人进礼拜堂面对十字架，藉着祈祷挽上帝的手，求告上帝，让病中的上海作家陆星儿遇到最好的医生，并给她以信心和力量。”还有一位是我儿时在少年宫戏剧队一起活动的小伙伴，她从旧金山寄来一个音乐摆饰，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有杂志那么大，嵌在玻璃中间的一幅淡雅的小画上，诗一样地排列着几行草写的英语，诗句的大意是：
“当人们在你的好时光来到你身旁，感动你的心，但那些在你经历艰难时陪伴你的朋友，感动你的灵魂！”
读着朋友们的来信，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圣经》说磨难是“上帝的奖赏和看重”。短短两个月，我收获着还不清的友谊，灵魂时时地被感动、被净化，难道，这不是生活所给予的最高尚、最珍贵的奖赏与看重吗？生命有长有短，但是，感动灵魂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不灭的。
朋友啊朋友！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５日
化伤痛为哲学化伤痛为哲学
拥有很多可贵的朋友，这是生活的财富。但现实的处境，让我不失自觉、不失清醒：无论如何，我不能靠朋友填满生活，即使面临疾病的磨难，更多时候，我还得独处。应该说，儿子去大学住校后，我的生活才开始真正意义的独处，这两年，虽然有了一定的习惯和适应，但那种习惯和适应，是在身体健康、生活正常的情况下，我有各种方式、各种内容的繁忙，使独处的空间和时间像独自对弈，执黑白两棋，这儿一颗、那儿一颗，直到把棋盘摆满为止，常常一眼不留，满得透不过气，也分不清输赢，那看似满满的一盘棋，却几乎是一盘死棋。
当然，生活本来就是难分输赢的。盈则亏，满招损，曾经的“满”和“盈”，并不意味我独处的成功，至少，身体遭到了“盈”和“满”的报应。为此，很多朋友向我提出警告：“你要彻底改变生活方式，走路、说话、做事，慢一点，再慢一点，最好完全歇下来，不要再写什么东西了。忠言逆耳，让我冷静反思。
改变——慢慢的——歇下来——不再写东西？！我试着想象那个改变以后的“我”，好像不再是我了。我有些惆怅。但我还是愿意改。有些东西是必改无疑的，我确实不能继续再用表面的“满”和“盈”来填充独处的生活。既然已踏上“五十知天命”的人生之梯，应该具有高瞻远瞩的视野，找到内心更高的自我。而那个“更高的自我”，应该是一种精神的定力，一种更光明的目标，这样的“定力”和“目标”和外部的功利毫无干系，完全是为内心营造一个环境，是给优质的生存确立一种根据，使以后的独处不乏安静和冥想。
可是，改变生活状态谈何容易，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特别是手术及化疗后的独处，难熬的是天黑以后的漫漫长夜。过去的我，忙得目不暇接，一到晚上，便像个日落而歇的老农，倒头就睡，再有烦恼、痛苦，似乎也挡不住疲惫与瞌睡，而且，总是一觉到天亮，再长的夜也不觉寂寞。何况，在长夜的梦里，我还在一个劲地奔忙、劳碌，就是想孤独一回、想寂寞一下也不能。可手术以后，不知是化疗的原因，还是整个体质的下降，睡眠出现问题，平均一两个小时醒一回，一到清早三四点，睡意全无，只能眼睁睁地等天亮。这样的醒着和等着，才使我体验了真正的独处，真正的寂寞。
独处的十几年，总算尝到了“真正”的滋味。什么事走到“真正”这一步，便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或改变或转机，也许就能达到超脱的境界。而只有超脱，才能做到依靠自身的力量，把自己从黑夜的寂寞中拉出来，像个斗士，在与疾病与寂寞的斗争中，无所畏惧地生活下去。
要做到“无所畏惧”，要做个“战胜者”，必须在战略上藐视疾病、藐视寂寞。所谓藐视，首先是一种认识。我总是默默告诫自己：最难熬的时刻，往往意味着快熬到头了，光明在即，胜利已蕴藏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当然，解决“再坚持”、“再努力”的战术问题，很艰巨，需要毅力，更需要用智慧给自己找到具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对于我，最上策的“战术”，就是四个字：清、虚、静、定——这是我国古代哲学的精髓——“不虚则忤（逆也）于物矣”，相反，“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神则至贵矣。”如果说，我以前的独处，只是一种不断消耗自己的状态，那么，按照“清、虚、静、定”四字方针改变之后，我的独处，应该追求“深蓄厚养，内聚源泉”，争取天机，扩大智慧，使自己在面对生命的考验时，能做出最聪明、最适当的反应。
然而，过去的我，离“清虚静定”这四个字相去甚远。我的性格，我的经历，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大相径庭，所以，我要改变自己，就得“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个字一个字做，任重道远。但是，再长的路也有第一步啊。我想，我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学会“静”，让浮躁的心先静下来。我从书橱里翻出了《红楼梦》，翻出丰子恺先生的散文集，把这两本书放在床头，什么时候醒来，睡不着了，无论是子夜还是清晨，我便一字一句地重看“红楼”，或逐段、逐篇地阅读丰子恺先生那些心平气定、如水似云的短文。而“红楼”虽是热闹的画卷，可细细品来，人会沉静下来，虚和定便渐渐地有了。
一天的安排，从读书开始，接着是散步、做操。吃过早饭，上午的两小时，我搬出打印成册的长篇初稿，要求自己学蚂蚁搬家，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地先把文字润色一遍。我每天的工作，量力而行，改一页是一页，改一段是一段。这样细工慢活地修改长篇，倒是个挺“清虚静定”的过程。所以，出院后不久，我的养病便与工作结合起来了，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要感谢“清虚静定”的方针。
养病还能悟到一点哲理，这是意外所得，颇有歪打正着的意思。而尼采恰好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把伤痛化为哲学。”但愿我能挤进“有人”之列，也不枉大病一场。
２００２年４月５日
化伤痛为哲学真的别无选择？
又要做第二次化疗了。
一想到刚有些恢复的身体和心绪，又要遭受霜打似的伤害，我的心绪不免烦躁，精神也不由地萎顿，怎么给自己打气也振作不了。而对于化疗的恐惧和抵触，真是情不自禁、与日俱增。于是，为躲避化疗，我挖空心思地找理由推迟化疗，拖一天是一天、躲一天是一天，最好，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我明明知道，“躲得过和尚躲不了庙”，却像个不明理的孩子，自欺欺人，可怜也可笑。
也许，我真的不够坚强。在医生们看来，我已经比一般患者优越，用了最昂贵的进口药，一种名为“乐沙定”的药，只有拇指般大小的一瓶，价格是四千多啊。据药品说明，这种药对胃肠道黏膜、造血组织的毒害性相对要轻，食欲不振、骨髓抑制、头发脱落等副反应也相对的小。所以，我再害怕化疗、拒绝化疗，是没理由的。有朋友为开导我，要我先说说化疗究竟有多难受。我回答：“我说不出来。”我曾在电视里看到一位癌症病人接受采访，谈到化疗，她说到底了：“比死都难受啊！”可谁也没有死的体验，她的回答还是抽象的。我想，如能真切地、一字一句地描绘出“难受”，癌，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我的体会是，癌症的最大痛苦，不是癌本身，而是整个治疗过程——反复的化疗、放疗使身心所经受的折磨与伤害，真是无法言喻。
但所有的医学书，谈到癌症的治疗方法，手术是第一位的，接着就是化疗、放疗，外加中医辅助，别无选择。
好在，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气候宜人，但愿能缓和治疗带给我的压力。只是，第二次化疗的程序有点复杂，第一天用药比较多，主要是进口药，四小瓶药一万多，一次性输入。为保险起见，还是去华山医院完成第一天、近十个小时的点滴。通过朋友的关系，干部病房的观察室为我网开一面。以后四天的输液，就在我家附近的地段医院，包一张病床。
去华山医院点滴，那天是个周末，下雨。
绵绵的雨带着料峭的春寒，雾一样地笼罩，已停暖气的观察室也是冷飕飕的。我被束缚在病床上，不能随便活动，又接连不断地滴进一瓶又一瓶冰凉的药水，流遍全身，冷到心里，我不由地颤抖、不停地哆嗦，像打摆子，肠胃也抽搐起来，想吐、想拉。陪在一旁的姐姐和小鹰见状，都慌张了，以为是药物反应，赶紧叫护士，拿来血压机，我只觉得好像不行了，心不跳了，浑身的血都凝固了。但护士说，我的血压正常，可能是药水太凉的缘故。我自己明白，不是药水的作用，而是心理反应，我太清楚，滴进我体内的这些昂贵的药物毒性太大，我的心理好像首先中毒了。手术以后，我再三央求医生，能不能不化疗，既然手术做得很干净、很彻底。可所有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清扫清扫，预防预防。”我不服气：既然没有指标能说明我体内有癌细胞转移，所谓“清扫”是盲目的，如果说仅仅为“预防”，谁都可以预防！一讲到化疗，我会无端地闹情绪，像个不懂事又不讲理的孩子。可我知道，我对化疗的情绪，实在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可我的情绪是有根有据，是体会自己的结果。由此，我也更加相怜同病的患者，癌的可怕，实在是治疗过程的可怕，充满毒性的化疗所进行的“清扫”、“预防”，需要病人用全部的身心付代价，很多癌症病人经受不了这样的代价，而无法征服病魔、挽回生命啊。
那么，除了化疗，再没有别的治疗措施？真的别无选择？
这质疑，像块不消化的骨头鲠在我心里，如果勉强自己做化疗，我心里就是不痛快。我矛盾极了，一方面，我应该信任、尊重医生和医院对我的治疗，可另一方面，我对化疗的残酷性充满愤怒和仇恨。有一点，我坚信不移：这样不人道、不人性的治疗，总有一天会取消。
但“这一天”离我遥远，可望不可及。在“这一天”没到来之前，我只能唉声叹气地接受第二次化疗。可刚刚开始第一天输液，我情绪之波动，几乎使点滴进行不下去。一小时一小时地熬啊，我只能消极、沮丧地说服自己：“熬吧，熬过一次少一次！”可一想到后面还有四次化疗要熬，我不寒而栗。
收了血压机，那位护士小姐体贴地抱来一件她们值夜班时穿的工作大衣，全棉的，厚厚的，深棕色的。紧紧地裹住棉大衣，暖和了，我这才慢慢地恢复心跳，凝滞的血液也似解冻的河，终于缓缓流动了。“妈妈，你穿着棉大衣，像头熊。”儿子一边帮我搓手一边取笑。我倒是很希望自己真是一头熊，藏在绒绒的皮毛里，憨实、强壮，再恶劣的环境也能抵御、也安然无恙。
想到熊，莫名的亲切。在北大荒的雪地上，我们常常看到熊的脚印，我们称它“熊瞎子”。而在医院的观察室里突然想到北大荒、想到皑皑的雪地，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油然而生，我的心平复了、沉静了、泰然了。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
化伤痛为哲学牛耕，语出惊人
唐静恺约了马永杰一起来看我，她们都是我北大荒的老战友，虽然，我们都不在一个团、不在一个农场，而我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们已经离开北大荒，到了省城哈尔滨，幸运地考进“省艺校”戏剧班，专攻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我1976年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帮助工作，错过了1977年高考，1978年才步她们后尘，梦想着也能进大学，或者读中文、或者学写作。那年，中央戏剧学院来黑龙江招生，考场就设在省艺校，我从鹤岗坐夜车到哈尔滨赶考，就睡在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宿舍里，拼两张桌子当床，幸好是夏天，怎么都能将就了。我庆幸自己在省艺校有北大荒战友，不仅有吃有住，而且，她们的课本和阅读书目，也成了我的复习资料。现在仔细回想，具体的考题，一道也想不起来，但睡在艺校女生宿舍桌子上的情景，晃如昨日、记忆犹新。这特别的床、特别的夜，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幕啊！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所以，在我命运的紧要关头，唐静恺、马永杰这两位北大荒老战友对我的帮助，非同小可啊。
而这次得病，来势凶险，我的命运仿佛又到了一个危急关头。遇到这样的“关头”，两位北大荒老战友来看我，我除了高兴，还有隐隐的预感：她们的出现似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