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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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
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
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
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
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
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
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
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
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
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
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
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
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
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
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
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
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
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
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
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
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
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
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
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
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
《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
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
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
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
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
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
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
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
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
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
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作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
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
我对西德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
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
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
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
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
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
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作出
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
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
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
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
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
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一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
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
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
问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I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
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
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
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
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
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
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
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
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
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
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
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初次
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
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
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
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西德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
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
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
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
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
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
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
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
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
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
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
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
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
逐渐建立了人际间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启动的德
国统一进程而“压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1988年10月那个时候，我们闯过了我们两国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道难关。在经
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文件。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战
后关系史上，两国国防部长首次坐在一张谈判桌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不久前的
“潜在敌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促进北约和华约建立接触方面，我们征得了德国
人的原则上同意。当时这是一个“突破”，而在三、四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联邦德国总理在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并拜谒柳布里诺的德国士兵公墓。慕尼
黑交响乐团这些日子里在圆柱大厅演出了贝多芬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获得了极大
的成功。我和科尔、我们的夫人、参加谈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听了这场音乐会
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两地游览，参观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
（圣丹尼洛人修道院），观看苏联艺术家之家举办的君特·霍克纳的画展。联邦总
理还会见了经济学家。科尔夫人参观了精神神经病医院，并向该院赠送了贵重的设
备，她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庄园。
　　在郊外住所的会晤，在这次访问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次会晤使访问在政治量度
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量度人性的量度。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这里没
有再谈一般性问题和种种忧虑，而是谈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思所想，了解了双方
的家史。我认为，我们是相互怀着好感而分手的。
　　在西方，人们对这次访问十分关注。联邦总理定期听取有关北约盟国反应的汇
报。《巴黎日报》和《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科尔的警觉，这两家报纸直言不
讳地说，这次访问的性质使人对联邦总理是否忠实于联盟的义务产生怀疑。在莫斯
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问科尔：您给了俄国人那么多，可您得到的回报
是什么，就是俄国人许诺释放的几名政治犯吗？要么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该如何
对待法德联盟、法德联军以及对法国人作出的其他许诺，科尔是否改变了航向
由法兰西的西方转向了苏联的东方呢？
　　美国报纸和外交界的指桑骂槐也未能逃过我们和科尔的注意。因此，联邦总理
将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定在1989年5月并非偶然。他估摸在这段时间内法国人将访问
苏联，而且我们还将和美国人进行接触。况且还不仅仅只和法美两国接触。这一切
都在1988年年底发生了！本以为这时变化很大，却原来变化很小！我们的对手们正
在步履维艰地走出“冷战”的丛林。当时我越来越频繁地说：不仅我们苏联应当转
变，你们西方国家也应当有个大的转变。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2年春天，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美国人说：我们需要自己
的美国式改革。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而一度陶醉于“冷战““胜
利”中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作好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准备。
　　回顾科尔第一次访苏，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
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在这方面采取的后续步骤具有深远的后果我们对1989
年底至1990年发生的事件原来是有所准备的。

　　　　　　　　　　　　　　　　　　　　　　　　　　　　　　　　　　　　　　对联邦德国的正式访问

　　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始于1989年6月12日。在这之前我刚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我以新的身份出访的第一站，在这个背景下看上去颇
有象征意义。
　　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十分紧凑。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联邦德国的几个州，许
多个城市和乡镇，会见了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党代表和社会运
动代表。
　　在联邦德国总统里哈德·冯·魏茨泽克官邪门前举行的欢迎仪式揭开了访问的
序幕。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同波恩的居民进行接触。同一群青年学生的会见格外令人
动情。我们当着总统的面热烈地交谈起来。年轻人希望向我表达他们对苏联改革的
声援。
　　接下来是总统在莱茵河畔的官邪设早宴。通过席间第一次交谈我已经明白了为
什么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德国公民中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识广博、风度儒
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我们的谈话一次更比一
次坦诚、充满信任。
　　在波恩市政厅广场的那次会见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还走在与广场毗连的街道
时，就已经置身于人的情感、友爱。亲善的洪流之中。欢呼，祝福……你无法记住
每句话。但其中有些话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戈尔比！要创造爱，不要修筑大墙”，
“请这样坚持下去，戈尔巴乔夫！”
　　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
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
束鲜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