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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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
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
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委托我和
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间主义”
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
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
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
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
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
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
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
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
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
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
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
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
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
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
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
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
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
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
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
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
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
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诸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
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
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
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
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
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
以说，4月的“9＋l”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
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
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
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
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
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
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
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
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
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
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
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
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
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
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
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
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
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
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
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
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
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
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们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
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
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
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
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
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
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
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
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
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
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人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
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
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
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
共就要威信扫地，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
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
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的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
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
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
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
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总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
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
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
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
“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
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
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
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
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
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
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
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
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
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
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
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
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最后
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
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
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
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
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
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
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
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
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
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
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
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
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
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
“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
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寻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
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
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
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
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
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
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可以简
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
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
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
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
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
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
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
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
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
是后斯大林主义。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
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
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
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
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
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
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