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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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个有家眷的人。

　　　　　　　　　　　　　　　　　　　　　　　　　　　　前途未卜

　　五年的学习结束了。现在是毕业生最心神不安的日子：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实
际上会决定整个今后的生活道路。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这一关。她比我早一年毕业，考上研究生，通过
了副博士考试，正在写论文，她将来肯定是在首都从事科研工作。
　　也有人建议我报考集体农庄法教研室的研究生，但我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是出
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对所谓“集体农庄法”的态度已彻底弄清。我认为这门科目绝
对是不科学的。
　　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的前途。我作为团组织书记参加了分配委员会，知道我的
命运已经决定。我和其他12名毕业生（其中11名为前线战士）都分配到苏联检察院。
　　对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开始了，打算在重新组建的对于国家安全机
关的案件处理进行检查监督的部门中使用我们。为正义的胜利而斗争，这是我对于
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这也完全符合我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
　　6月30日考完最后一门。我回到宿舍，发现邮箱里有一封公函，大意是请我到未
来工作的单位苏联检察院去。我去的时候兴高采烈，期待着关于我的新职务的谈话，
还想着要提出的建议该如何措辞。然而当我兴冲冲、笑呵呵地跨进信上所指的办公
室时，听到的却是该处官员那冷若冰霜、照章办事的通知：“无法录用您在苏联检
察院工作。”
　　原来，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严禁接收法律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
这样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诸多原因中，据说也有这么一条：
幼稚的青年太多，他们没有任何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却掌握着生杀大权。于是，
我这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却不由自主地成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斗争”
的受害者。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对我的全部计划的打击。计划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当然，我可以在大学
里找个美差，以便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在为我出谋划策了。但是我没有这个
想法。
　　有人建议我到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后来又是塔吉克共和
国检察院去工作，最后，是到距首都咫尺之遥的斯图皮诺去当市检察长助手，那里
还提供住房。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这些建议均未多加考虑。干吗要到人地两
生之处，到人家那里去寻找幸福呢？因为无论西伯利亚的严寒还是中亚地区的酷热，
斯塔夫罗波尔都并不缺少。
　　决定作出了。于是，在派遣信写有“交苏联检察院使用”　字样的地方，划掉
“苏联”　二字，并在该行上方填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的字样。
　　总之是回家，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决定先去看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
要“祈求宽恕过失”。
　　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谈不上不友善，却也并未掩饰自己的怨气，因为
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今天我作为一个父亲对此完全能够理解。而我们又给他们增
加了一条消息：女儿在莫斯科的研究生不念了，我要把她带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到
一个叫做斯塔夫罗波尔的“洞穴”里去。
　　同家里的年轻一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弟弟热尼亚和刚刚中学毕业的妹
妹柳达相处没有任何问题，很快便彼此产生好感。同父母亲相处就麻烦一点。父亲
比较冷静，而同母亲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起初就是不好相处。到后来我们确立
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双方的父亲特别要好。
　　我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父母家住上一个月，自己则回到莫斯科。7月的最后
几天一直在做临行前的准备。我们的全部东西都装进两个箱子。主要的行李是书，
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口大木箱，装了满满一箱，运到车站发“慢件”，这样要便宜点。
　　夜里我自己也该上路了。我回到宿舍。冲了个淋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第
一次思考后来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过的问题：在我的生活中，莫斯科大学意味着什么？
　　我很清楚，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　和五年
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
　　当然，家庭是我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当然，中学和
中学老师在我的进一步成长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年长的同志
机械手们，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工作，并帮助我认识到劳动者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尽管如此，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我的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
在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漫长过程。可
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五年，也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
　　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它帮助我在日后生
活最困难的日子里挺了过来，到那时我的生活环境、交往范围已完全不同，人们看
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完全不同的“美德”。
　　我在看自传体小说时，注意到有些作者为自己所经历的考验感到十分自豪。他
们把生活本身看成“大学”。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变故，经过的苦难也不少。但我
还是认为，我的经历中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第四章　　初试锋芒

　　　　　　　　　　　　　　　　　　　　　　　　　　　　　省城

　　斯塔夫罗波尔没有人来迎接我。我把东西放在车站寄存处，便出去找安身之地
了。我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以前只是偶尔光顾。找到了一个旅馆，名叫“厄尔布
鲁斯”。我就在这里下榻。我交过床铺钱，便出去逛街了。
　　城里处处树木葱茏、绿草如茵，一派古典省城的景象，令我惊叹不已。三四层
楼房并不多见，一两层唱主角，房屋的旁边和上面都盖满了小屋，而且都是俄罗斯
边远地区许多小城所特有的那种最莫名其妙的建筑样式。每座房屋房顶上的烟囱，
仿佛是在证明没有暖气。后来我才得知，城市也没有上下水设施。
　　市中心位于高起的部分。那里也有老城堡的断垣残壁。据说这里还曾有过一座
金碧辉煌的古代大教堂，但在1942年德寇大兵压境时炸掉了。60年代以前，旧城的
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广场和上市场占用，这里曾是全边疆区和邻近各州农产品的集散
地。
　　从市中心往下，也就是往东，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大街尽头，是昔日城堡大门
所在之处，叫做梯弗利斯大门。通往梯弗利斯的大门……最后，还有一处容易记住
的当地“名胜”师范学院楼前的大水洼。总之，简直就是果戈里笔下的省城图
画。
　　厄尔布鲁斯旅馆的旁边是下市场。其泥泞不堪和蔬菜水果之便宜，均令人大吃
一惊。几个戈比就可以买到一大堆番茄。不过我花钱都很节省，省下来派别的用场：
必须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抵达之前随便租个什么住房。
　　我从8月5日起在边疆区检察院开始见习。每天晚上满城里四处找住房。一天两
天过去了，先后看了几十处住房，却每次都不成功。最后单位的同事建议去找经纪
人。检察院和民警局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将他们登记在册。给了我一个老牌
女经纪人的住址，是伊帕托夫街26号（如此“重要”　的材料记得很牢）。我去了，
她当下就明白我不是来“斗争”，而是来求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三处房的
地址。其中的一处（在喀山大街）就成了我们未来几年的住处。
　　这里住着一对讨人喜欢、颇有教养的退休教师，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柳芭
和沃洛佳。后来又添了个孙子，叫阿纳托利。房东给了我们一间见二平米的小屋，
其中炉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从三个不大的窗户望出去，是个非常美丽的古色
古香的花园。不错，窗户关起来很费劲，它们全都歪斜了。家具就是一张又长又窄
的铁床，那网状床垫中间几乎已经耷拉到了地上。而且整个房间已多年无人收拾，
可是就凭我那点钱，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房东讲好了每月房租250卢布（按1
961年以前的币值）。至于木柴、煤炭、煤油，都得自己操心。我把那个虽说是“慢
件”、却也平安到达的大木箱放在房间中央，既当桌子，又作书架。自己做了挂衣
架。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临来之前买了两把椅子。置办家具到此为止。

　　　　　　　　　　　　　　　　　　　　　　　　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客气、对我家庭情况的漠不关心以及我
分配的整个经过，无不使我对是否搞专业工作颇为犹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见习也
并未改变我的想法。于是我决定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我与共青团边疆区委进行了接触。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熟人。我谈了自己的想
法。莫斯科大学的校徽以及关于我在法律系社会活动情况的介绍看来是起了作用。
几天后我被请去与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彼
此交谈，我接受了调到区团委工作的建议，是去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似乎一切顺利。但只是乍一看来如此。作为年轻专家，我必须到所分配的地方
报到并从事委派给我的工作。现在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办妥。好在米罗年科
就我调到共青团工作问题已征得边疆区党委的同意。不过我决定不绕开边疆区检察
官，一再要求与他谈话。检察官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佩图霍夫威信很高，大家
都认为他很有主见、坚持原则。后来我在共青团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确信此言不谬。
　　“您有权决定是否放我走。不过我请求您满足我的愿望，”这是我对他说的最
后一句话。
　　关于这次谈话，我当天在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信中写道：“今天与边疆区
检察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不愉快的谈话。”次日又在下一封信中写道：“他们今
天又同我谈了一次，在挨着个儿把我大骂一通之后，同意我调到区团委去。”
　　数十年后，我于80年代收到佩图霍夫亲笔题赠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今天，我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想到，当时没有阻挡您的生活道路是做对了。”但
这都是后话了，而当时与佩图霍夫谈话之后毕竟心里还是很不痛快。

　　　　　　　　　　　　　　　　　　　　　　　　　　　　在共青团

　　在经历了战争和恢复的严峻时期之后的50年代，共青团内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朝
气、活跃的同志关系精神。共青团的全部工作都是靠热情来完成，即使最简单的事
情也不易办到。
　　我开始了在边疆区区团委的工作，我努力做到尽快熟悉工作，弄清我的新职责，
跑跑各地的团组织。我开始定期深人斯塔夫罗波尔的各区。路程远的地方需坐火车
或者搭乘顺路的汽车，在区里就多是步行。第一次发工资（发到手840卢布）就得去
买一双充革布长筒靴，在我们这个泥泞不堪的地方穿别的鞋根本不行。
　　当时出差，伙食问题更难解决。成天在路上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找
不到地方吃饭，什么小吃店、咖啡馆、食堂、小卖部，统统没有。哪位同事或者村
民可怜你，让你到他家去款待一番，来上一杯奶、一块面包就很不错。要是到哪个
当地领导家中去做客，那就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过夜也是个大问题。除非是区中心，大部分村镇都没有旅馆或者客店。这时共
青团的朋友帮了大忙：要么把你安排到哪个“玛尼亚大婶”家，要么接回自己家去
住。
　　每次下去都会认识愈来愈多的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了解人，在生活的自
然状态下了解生活，对我说来这是最主要的。
　　最初下去时，有一次我来到边疆区东南部沃伦措沃一亚历山德罗夫区的苦山沟
村。成天都在修配厂、牧场和生产队度过，情况触目惊心，贫困破败到了极点。晚
上久久坐在集体农庄管委会，设法弄清那没完没了的问题。许多事情如今已想不起
来，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下面这个情景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和团组织书记决定
到最远的畜牧场去，看一看在那里工作的青年。我们在无法通行的泥泞中艰难跋涉。
在某一刻，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一段上坡路后，来到一个小山冈，停下脚步。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确实离奇。村庄坐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绵延近20公里，
苦山沟河从它的两侧流过。极目所见，是凌乱不堪的低矮土屋，炊烟镣绕，黑色篱
笆曲曲弯弯
　　在这些简陋的土屋里，有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小街（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
话）上空无一人。仿佛瘟疫横扫了村庄，仿佛这些土屋小天地之间并无任何接触和
联系。只有狗吠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想到，难怪年轻人都纷纷逃离这个被上帝遗忘
的村庄。他们是在逃离被遗忘的处境，逃离恐惧不安的感觉，他们是害怕在这里被
活活埋掉。
　　我站在小山风上想道：这叫什么，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
　　出差中耳闻目睹，感慨良多。想对亲人倾诉，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独
自一人，就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罗波尔写信。通常都得过上一个星期甚
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经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这样的通信却可造成经常交往的
错觉。
　　原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这些35年前的许多信件都保存起来了。在《我希
望……》一书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断。例如有这么一段：“……我曾经有多少
次来到普里沃里诺耶，那里却在进行着关于20卢布的谈话：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
且父亲一年到头都在干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气。我忍不住（说实话）要落泪。其他
人又如何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人理应过更
好的日子。”
　　人们理应过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愈来愈关切的问题。
　　而生活在照常进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时是青年的事情，有时又是区党委的
任务。我经常当众讲话，话题也五花八门。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问题主要不在我的口才。当时农村大多没
有通电通广播，电视更是闻所未闻，报纸要晚好多天，书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
“中央”　来了个讲课人，大家就到俱乐部来了。很高兴能有个交往的机会，舒舒服
眼地在长凳上坐下，后排的人悄悄嗑着葵花籽，准备坐在那里听下去，哪怕听到天
亮也行。
　　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　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
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
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
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
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
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