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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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她那个时候希望您将来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
王光美：她真是愿意我们学习好，她没有催我们早点结婚什么的。
王光英：那个时候她很时髦，从我当时的眼光看，非常时髦。她穿的那个深灰大衣，到现在拿出来也不落后的，而且还有风斗。
感受王光美（2）
刘亭亭：“文革”时我们几个孩子在外面看到大字报——有没有刘源，我不知道，反正有我和平平吧，说我妈妈在去延安和去美国之间犹豫。那个时候小孩不懂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问题绝对是原则性问题，怎么能够有这种事情呢？我们回来就问她究竟怎么回事，然后我妈妈说：我是犹豫，我是全额奖学金送去读，而且是到最好的学校，去读我梦寐以求的博士。
杨澜：什么学校？
刘亭亭：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原子物理博士。她是……我也忘了，是杨振宁还是李政道的学姐，在物理界她比他们都早。所以他们在物理界的人都讲，她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而且我在哈佛时见过来自荷兰的图书馆里的她的学习成绩单，写着“数学女王”。大概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缘故，王光美的子女在学业上都很优秀，其中刘亭亭是“文革”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第一个大陆学生。刘亭亭：毕业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我妈妈能够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是她来不了，我就觉得挺伤感的。现在美国什么顾问处都说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名字是王光美嘛，但其实她一次美国都没去过。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5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杨澜：去延安的时候，您觉得自己是糊里糊涂有点儿被动地去的，还是自己决心特别坚定，就是要投奔共产党？
王光美：那是决心要去的。我跟我妈说过，妈挺赞成。她没有掉眼泪，我倒有点儿舍不得我妈，我总觉得她对我这么好，可是我现在真的要走了，我得跟她说一声。我到延安，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10天就撤退了，那时候形势变化挺快的。
刘亭亭：我妈妈说她刚到延安的时候还是北平的学生，对于特别艰苦的生活挺不适应的，最受不了的就是嘴馋。但那个时候是供给制。她听老乡讲，最好吃的就是大枣烧肉，但是吃不着。她后来就发现老乡特别喜欢她从北平带来的一个红缎子被面，所有的老乡都来摸，说这个缎子被面真好。她想了半天，这个被面无所谓，关键是要吃这个大枣烧肉，于是她就跟她同屋的说：“要不咱们就把这个被面拿出去给老乡，因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咱们能不能换一顿大枣烧肉大家一块儿吃？”她的同屋乐坏了，一顿饭吃得特别高兴。后来她跟我爸爸结婚了以后，过了很多年有一次忽然缺一条被子，她就想，哟，坏了，当年我把那红被面给吃了。
杨澜：您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王光美：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在徐冰徐冰，曾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联络处处长。带我们去看朱老总的时候。他把我们从北平参加执行部的人带到延安去看朱老总，然后朱老总就留我们吃饭。留我们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就对我们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就这样带着我们这些人，去跟他握握手，介绍说这都是北平来的，在执行部工作，最后撤退的。那是第一次见到少奇，也没说话。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组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来。我们这些城市去的，墙上还挂着点相片什么的，其实就是一间小屋，我和吴青吴青，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研究处二科科长。俩人住。后来又过了一段时候吧，吴青调走，到哪里去不记得了。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一个我们这个村的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儿表示吧。
刘亭亭：忽然有一天，叶总叶总，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主任。还是王炳南王炳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副主任。通知，因为我妈妈那时是外事组成员，通知她说少奇同志要找她去谈话。然后我妈妈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枣园，刘少奇和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一处地方。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她一匹老马，说好像是王震王震，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马，还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她不会骑马，跟着这匹马过延河的时候，正好过来一辆吉普车，溅了她一身水，马受惊一跑，把她吓坏了。当时她看了一眼吉普车，那里面就有江青。这是她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后来她到我爸爸那儿去。我爸爸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招待她什么，说着说着话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极脏极小的梨给了她。她想了半天，说这怎么吃？因为她带了把小刀，就把梨皮削了，她削的梨皮完整地连在一起。我爸爸说这是怎么削的？他从来没看见过这样削梨。我估计因为他们俩从背景、从各方面很不相像，所以才有这种吸引力，我看我妈妈后来对我爸爸是比较崇拜的。
感受王光美（3）
杨澜：后来少奇有没有跟您说过那个时候他已经喜欢上您了，才故意去参观什么的？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触了才知道少奇是没有爱人的。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就是他的意思了。
刘亭亭：后来我爸爸和妈妈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老问她，他怎么开始跟你谈恋爱或者怎么表示的。她说他特别奇怪，上来就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还有别的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没有其他时间。所以我妈妈说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王光美：我是知识分子，政治落后，也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儿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
杨澜：那就连太太也不能做了。
王光美：嗯，我就有点儿这意思。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杨澜：但是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我特别尊敬他。
杨澜：尊敬他干嘛要嫁给他？
王光美：还不只是尊敬他，后来接触多了才会觉得，呀，这人……
杨澜：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儿呢？我佩服他就是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然后他在找我的过程中，有时候跟我说话多点儿，以后不是上我们单位参观就是上我们屋，观察什么都特细。
杨澜：您那时跟少奇结婚，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妈妈在场她会同意吗？
王光美：那个我倒没有想，因为已经没有可能去问她了，隔那么远。
杨澜：但是您觉得他们会同意吗？
王光美：我现在很糊涂，但是他们不过问我和谁结婚的事，我不许他们过问。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王光美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岁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她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在工作中，两个人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会闹点小别扭。王光美：我刚和他结婚那时，礼拜六看电影，警卫员拉着他去看电影了，他就没想起找老婆一块儿去，被警卫员拉着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我想我一个人待在这儿也不对呀。像这种笑话，也是有很多的。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中央开完会，他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我说：我现在直接到怀仁堂看戏去了，你来。我又生气了。我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次，把我也接过去看戏？他真是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知道我在乎这种事情。
杨澜：是不是生孩子的时候，他对您特别照顾和体贴？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说。他知道我要生了，其实还是挺关心的。我高龄难产，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很晚才来。我能谅解这个的。
杨澜：他来看到你是怎么样一种表现，看到新出生的孩子是怎么样一种表现？
王光美：看到孩子和看到我，还真不是一个时候，因为小孩已经进婴儿室了，他到婴儿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他看。到我那儿，他就亲我一下，总得慰问一下吧。
刘亭亭：当妈妈和我爸结婚以后，她完全变为一个辅助性的角色了。因为和我爸爸的工作来比，当然她很愿意为我爸爸的工作节省时间。有了我们以后，她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爸爸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家庭，所以她这一生后来扮演的都是比较辅助的角色。就她这个人的个性而言，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对比她的学习时期和后面一生所走的道路，前一时期的准备和后一时期真正的生活。我说她英文那么好，原子物理那么好，这些知识一天也没用上过。在中南海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是有名的幸福家庭。也有人说也许正是他的家庭生活太美满了，才使他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缺乏警惕。杨澜：您在跟少奇结婚之前，应该说是从学校到学校，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而且也是衣食无忧。搬进中南海以后，就陆陆续续自己生小孩，然后您还要带少奇前妻生的孩子。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对于您来说困难不困难呀？一下子协调那么多人，那么复杂的一个大家庭的关系？
感受王光美（4）
王光美：这跟我母亲有关系，我父亲跟我母亲也不是第一次结婚，我有3个哥哥就不是我母亲生的，可是他们跟我母亲相处得也非常好，我母亲对于不是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特别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二哥爱看球什么的，她就老带我们出去，所以这兄妹之间也没觉得有隔阂，没有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的感觉。
刘亭亭：实际上这和我外婆很有关系。我外婆从来都不讲孩子中间谁是她亲生的，谁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我外婆就把他们家全部的钱都交给了前几个实际上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去国外上学，那么最后到她亲生的这几个孩子该受教育的时候就没钱了。所以后来我妈妈以下的姨姨们连上大学都上不起。我妈妈也是这样。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淘淘和丁丁不是我母亲生的……所以这方面她和我外婆比较像。
杨澜：据说您把您母亲接来中南海，帮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您的其他哥哥妹妹都不同意？
王光美：不同意。为什么？就是进中南海难，要是我妈妈在外面，他们随时想去就到我母亲那儿，见面容易。他们说妈妈一进中南海，将来我们看望她都麻烦，进中南海要手续吧，门口不是要登记吗？我说没那么困难，你们来时打个电话，我们在家一通知保卫人员就能进来，没想像的那么难。所以后来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杨澜：后来董老夫人，也因为受到你们的事情的牵连，在监狱中生病，遭到很多折磨。您后来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把她接进来，她当初要是没进中南海……
王光美：可是你接不接，她跑不了呀。因为是我的妈妈，你说能放过她吗？接不接进中南海她也跑不了，躲不过去。
杨澜：您还记得造反派勒令她搬出中南海之前你们母女最后一次见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王光美：那场面反正是挺惨的，但她一点儿都没有怨言。
杨澜：但是我不知道您跟她之间的感觉？
王光美：搬走之前，我们在外院一块儿又走了几步路，因为那个时候在家里已经开斗争会了。反正我跟她说你暂时不在这儿住也好，就住在我们单位的招待所嘛。那时候谁都不能掌握命运。
杨澜：那个时候是您安慰您母亲呢还是您母亲安慰您呢？
王光美：当然是我安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不爱说话。她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人，不是特别爱讲话，也可能对眼前的形势有精神准备，我觉得她在斗争会上处理得挺冷静，也没有害怕，有人说老太太吓得直哆嗦，是绝对没有的事。王光美和她的母亲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们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很多岁，曾经结过婚有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们又都扮演了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作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们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恐怕更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坚强。当大难临头，男人们都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却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生活中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命运。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是也许命运拒绝这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是女主角。采访中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所以我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伤心事，而她却很快地回答我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处宁静的院落，这里就是百灵寺。现在它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友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保险柜里，保留着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的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王光美：我到东南亚访问的时候，因为没有首饰什么的，外交部就到外贸部给我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额不里海滨游泳的时候缅甸总理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散了，我一把没抓住。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这是借的，我得还。但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
感受王光美（5）
杨澜：那您挨斗的时候，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的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有辆车子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然后进来几个人，到我们家说要抄我们家。正好我们家有个特点，我出访的衣服因为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比如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
杨澜：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因为我有准备。我听这些人坐在吉普车里吹牛，说他们从哪里调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点儿精神准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