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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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一贯认为正确的工作方法是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形式主义的大轰大嗡是违背群众的利益的，绝不是群众路线。所以，不能因为不搞大轰大嗡，群众路线也就不要了。少奇同志非常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去探求他们的真意。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通过大大小小的调查会，个别谈话，群众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主动找他谈心，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这类家长里短，都想一吐为快。少奇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表意见就能有的放矢。他对许多觉悟水平高的同志，批评起来是不留情的，既不拐弯抹角，也不旁敲侧击。但是，当他用道理说服一般人的时候，他的耐心也是少有的。我经常见到他同基层干部谈话，完全是恳请的口气：“讲点儿民主好不好？”“叫人把话说完好不好？”“这样办行不行？”要求干部敢于鼓励、支持群众讲真话，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当时，干部和群众关系非常紧张，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死亡人口数字统计出来了，它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还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管了；并且认为“左”比右好，做事宁“左”勿右，不留余地。少奇同志觉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混我为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但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刚到炭子冲的时候，省里担心那里社会治安不好，初时不敢让他同群众接触，怕群众包围他要粮食。普遍反映：这里偷摸成风，看禾场的偷稻谷、偷红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瞒着工作队；山上树，园中竹，你砍我也砍，只见砍不见栽；还有会道门活动，稀奇古怪的谣言。一句话，敌情严重。少奇同志却认为是庸人自扰。社员随便拿东西，不要说是偷，一说偷，就把人归到坏人一边了。小拿小摸成风，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儿饿，主要是想拿点儿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西，也拿别人的东西。公社、大队既不尊重社员所有制，社员就会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不得？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要巩固集体所有制，必须保护个人所有权。
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4）
早在1942年，少奇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就这样说过：“只有民众积极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护国家与民族。未有对于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少奇同志这种思想前后是一贯的。
社会造成的弊病，要靠发展经济来救治，光抓人不解决问题。那几年，由于工作中的失误，“五风”对于农村的破坏相当严重，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坏人乘机捣乱是有的，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例如，郴州鲤鱼江电厂有个21岁的女工回家探亲，见到父母患水肿病，还有不少乡亲患病无法医治而死去，她在一气之下写了12张“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的标语，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门去贴，贴了还叫值勤的卫兵来看，并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况。卫兵把她送公安部，经讯问，情况属实，又转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5年。少奇看了报告，说：“她还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留原单位工作，并建议湖南省负责同志亲自找她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在认识上和作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个事实，说明少奇同志对群众完全是采取保护和引导的态度。
少奇一贯认为，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不清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绝不可把敌我矛盾扩大，不能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问题。”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亲属，可不能随便给人家扣反革命帽子。反革命应该越打越少，搞不好会越打越多。他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团结需要双方努力，而分裂只要一方就可以了。所以，少奇历来主张，在人民内部，要说服不要压服，要疏导不要堵截。
少奇这篇实事求是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赞赏，讨论很热烈。毛主席正式在会上宣布：这次开的是“神仙会”，“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请大家畅所欲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同志们返回工作岗位时，心情都是愉快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党团结一致，紧密依靠群众，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实现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重读这篇文章，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思绪万千，既为往事而感慨，又为今天而深受鼓舞。如果照七千人大会的方针坚持下去，很可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惜为时不久，历史出现了回流。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实现。现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正是过去多年实践的总结，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现在的党中央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不仅为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平了反，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端正党风，勇于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的指引下，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从香山到中南海（1）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香山》一书。
——记少奇在建国前夕的重要活动（一九九三年九月）建国前夕，从1949年3月到8月中共中央驻地在香山。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毛主席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党的工作。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乡村、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实际上是由这时开始的。
（一）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纷纷离开西柏坡，返回各自的岗位，传达贯彻全会精神；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陆续启程向北平进发。中央五大书记于3月25日乘火车秘密抵达北平郊区。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列由几节破旧而古老的车厢组成的列车。下车时，李克农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等在刘少奇所乘车厢门口高兴地迎接我们。中央负责同志上了各自汽车，列好车队，然后依北平负责人的安排开到颐和园休息。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同各界人士见面。仪式结束后，少奇直接乘吉普车去了香山住地。
北平是我出生、求学和工作过的地方。1946年秋，内战加剧，谈判次数减少，经中央批准，我结束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离开北平去延安。11月1日，我和宋平（他当时在南京周恩来处工作，此次回延安汇报，途经北平）乘同一架班机赴延安。李克农和夫人赵大姐在延安机场迎接了我，并把我交给驻王家坪中央军委的同志。我随外事组在延安——瓦窑堡——延安——晋绥——建屏（今平山）县的柏里、西柏坡等地工作，几经辗转，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到了北平，心中十分激动。北平有我的父母和兄妹们。他们现在都在哪里？情况如何？我很想知道。家中虽有电话，但为保密起见，我遵纪没打。
我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别喜欢香山的大树，边走边欣赏，难得这样轻松愉快。过去，我也和同学们一起骑车到过香山踏青，观赏红叶，而今，看过北岳的大山，再看那座被称为“鬼见愁”的山岭，就觉得实在太夸张了。
（二）
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散会时大多已过半夜。在我们的住处，最大一间房子是客厅，几乎每天有同志来，坐得满满的，愉快地谈笑，热烈讨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平市和平解放，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市内秩序良好。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旧北平长期被日伪、国民党政府统治，经济早已是个烂摊子。加上长期被解放区包围，城乡联系断绝，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居民的生活十分困苦。由于华北连年灾荒，这种经济状况我们也难于很快解决。人民群众盼望共产党来解放他们。进城干部实行供给制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的父母靠乞讨度日的事情也时有所闻。人们含着微笑和眼泪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建设比打仗更复杂，领导同志们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对克服困难充满了信心。
下面，我摘抄几段当时的日记：
3月26日，少奇有会。并同我谈“城市工作提纲”，我记下来。
3月27日，少奇听取北平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薛子正等汇报关于军管会、联合办事处的存废、物价、税收、房屋土地、财政组织；市委与市政府的分工、供给制与薪金制同时并存等问题。
3月28日，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和负责大学教育的李昌及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刘局长等同志来，谈了大学教育经费、师资、教材以及校长人选问题，还汇报了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问题。
3月29日，少奇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就工业、交通、商业、劳资关系、铁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讨论。
从香山到中南海（2）
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
3月31日，专题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少奇同志认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维护工会的独立地位，因为工会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他曾建议重要同志负责北平市工会工作，可见对工会重视的程度。
4月1日，少奇和彭真等同志讨论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
4月2日，约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等同志来谈平、津接管的情况。一波同志特别谈了对外贸易。
4月3日，少奇出席北平市委会，讲了他听取各方汇报后的意见。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并就今后如何更进一步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先干什么，如何干，谈了他的看法。当晚主席处有会，可能就在那天决定让少奇同志去天津。
我陪少奇进城专程到华北局一波同志处，那是后圆恩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室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平津接管工作均由华北局薄一波同志负责。少奇去天津，行前先去同他打个招呼并嘱他：党中央、毛主席有何指示请及时转告。可见少奇是多么重视组织纪律性。
叶剑英进北平以后，曾亲自给我家打了电话，告诉家里我已结婚。父亲不知“刘少奇”是什么人，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说少奇外号“小诸葛”，湖南人，这大概就是我父母对少奇的全部了解了。少奇进城时顺路到我家探望和慰问我父母，光英光英，即王光英，时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六哥适从天津来，少奇同他谈了话，并很感兴趣地询问天津工商业的情况，还告诉光英近日要去天津，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父亲知道湖南人爱吃辣子，特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湖南饭馆订了菜，款待娇客。当晚，我陪少奇去东交民巷北平市委小礼堂看京戏。
少奇根据连日来听取的汇报，归纳各方面的经验和问题，亲自用毛笔草拟了《关于北平工作问题》的报告提纲，4月7日在北平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在接收中一般很好，同志们保持了廉洁和艰苦的作风，这些是令人满意的。”并讲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新北平。
4月8日，同市委领导谈论成立北平市政协会议的问题，少奇建议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时，应让工会、商会代表参加，并指出：“群众的要求与最大利益是恢复与发展生产。”
（三）
少奇是肩负着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天津工商业比较集中，问题很有代表性，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临行前少奇还特意通知才从香港回来熟悉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两同志同行，北平市委也派了张文松等几位得力干部随行，以便及时将少奇的意见转告市委，中办同去的有吴振英（老红军，少奇的秘书）、李树槐（老红军，负责警卫）等同志和我。
4月10日晚9点，少奇一行乘火车抵天津，黄克诚、黄敬、黄火青、吴德黄克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市长。黄火青，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二副书记。吴德，时任中共冀东区委员会书记。等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被安排在近郊小刘庄的一座两层小洋房住下。因时间较晚，仅就如何汇报、视察等事宜谈了一下，决定活动安排均由黄敬负责，并全程陪同。
4月11日，上午视察中纺一厂和自行车厂，少奇提出要注意劳动保护。下午举行第一次汇报会，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综合情况以及对内对外贸易情况，并且汇报了资本家的顾虑和意见。
4月12日，上午视察灰堆子纸厂（即现在的天津造纸总厂）。下午座谈，工商局的同志汇报工商管理和物资分配等问题，最后介绍了几位工商界大户的情况。
4月13日，上午视察中央电工器材厂。下午听取市场、粮食管理、金融等方面的汇报。
从香山到中南海（3）
4月14日，上午视察汽车修配厂，下午继续听取贸易部门的汇报和讨论。
4月15日，工作之余，少奇想看看他1928年任顺直省委书记、1936年任北方局书记以及先后几次到天津时住过的老房子，我们坐车在市区转了一圈，在几条胡同走了走，陪同去的干部大都不熟悉当时的情况，找不到少奇记忆里的老住处。幸得有龚饮冰同行，他找到了当年在天津建立的地下党联络点“万源湘绣庄”，少奇真还在那里住过。
4月16日，市工业局有关同志来汇报工业企业等方面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