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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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倨妗Ｉ倨�10日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得主席通知，11日即回到北平，顺路接我回香山，当晚到主席处汇报。主席建议少奇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逐层向干部讲一讲。这期间，少奇还于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19号在北平干部会上做天津调查情况的报告。除去出席各种会议、做报告、处理日常事务外，着重为赴莫斯科做准备。
5月13日，女儿平平出生在北京医院。少奇全天有事，14日才来医院看我。19日，少奇在青年剧院向北平干部讲话以后又来看过我一次，记得孙少礼（张香山夫人，我的入党介绍人）听报告后向少奇问我的情况，并搭车到医院看我。两周后我出院回娘家休产假，6月19日少奇接我回香山，20日下午我送少奇去中南海，他说当晚去大连，再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这一段少奇的活动我没多少记录，并遵纪没打听。
记得6月初叶子龙、吴振英来过我家，告诉我少奇将出访苏联，要为少奇访苏准备些衣物，特来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帮忙买了皮箱和衣服，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少奇回来的急事是出访。6月中旬，少奇到我母亲家看我和女儿，我还自告奋勇地陪他去王府井大街买鞋，在街西侧走了一趟，路过一个叫平平鞋店的铺门口，我们会心地笑了，同时“哟”了一声。我们的女儿叫平（谐音）平： 建屏、北平。
少奇被召回，是为中央派代表团访问苏联进行准备。这是一次未经宣布的秘密访问，也是中苏两党间的第一次高级会谈。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王稼祥、高岗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这时已被内定为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到莫斯科后，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接待。中苏会谈开始，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即将成立。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并特别介绍了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态度以及外交政策。少奇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对外的事情了解不多。现在要治理这样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同时，少奇也要求苏共中央介绍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并与有关负责同志谈了话。中苏代表团举行了几次会谈，对中苏建交、毛泽东公开访苏时间、苏联贷款、派遣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开展中苏贸易等重大问题都达成协议。斯大林完全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会谈中，少奇介绍中国情况时，苏方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讲军事形势时，苏方全体元帅出席。少奇还同斯大林单独会晤过。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与少奇专门就党务问题谈了一次。大约是7月底，斯大林在乡间别墅宴请中共代表团。席间，斯大林举杯祝酒：为学生超过先生干杯。少奇没有干这杯酒。他说，兄长永远是兄长。这不仅是出于谦虚，他不愿意在这种时刻被人误解为中国党有意向“老大哥”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挑战。鉴于斯大林曾经说过“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同时，听苏共党员反映，苏共党内传达说，南斯拉夫出现民族主义已很难办，中共胜利可能比南更难办。这种时候，这杯酒更是不能喝。少奇回国后，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起没有接受这杯酒的事，毛主席说：“不接是对的。”并高度赞扬少奇此行成功。
从香山到中南海（7）
在苏期间，少奇还进行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在当时，采取苏联模式是我们唯一能作的选择，这对迅速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和初步奠定我国工业基础，功不可没。
8月14日，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合作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工厂行政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只字未提。
少奇赴莫斯科我未同行，但少奇回国后，出访公事包长期交我保存，内有电报稿及各单位介绍情况记录打印稿（已全部交中央档案馆），故对少奇访苏情况略知一二。
7月，我先带着孩子们搬入中南海。月底，主席曾到万字廊看我，问少奇的健康情况，说了些笑话，并告少奇快回国了。
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专列中随行的有几十位苏联专家，许多在北平的高级负责同志到停车处迎接。这时党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少奇就直接到中南海，没有再住香山。
王光美：我与少奇 杂忆
正气万古：怀念安子文同志（1）
本文原载《工人日报》1980年7月14日。——怀念安子文同志（一九八○年七月十四日）6月25日，正当我准备到医院看望安子文同志的时候，忽然有电话通知：子文同志已在凌晨2时去世了。尽管在那几天，我已有精神准备，却仍然感到震动，感到悲痛。一个那么坚毅、那么顽强的人，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又经受过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疾病会夺走他的生命，总感觉他还活着，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的面前。
在“文革”前，我和子文同志接触虽然不很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第一次见到子文同志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少奇同志要我找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同志谈谈，向他请教我在工作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来到子文同志的住处，他们正吃午饭，是稀饭就咸菜。他听说我们是两顿饭，也就不多让，边吃边谈了起来。他只说了两条：一是注意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机密，不要乱说。二是少奇同志身体不大好，工作又特别忙，要好好照顾，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子文同志谈得很简短，也很亲切。在告辞时，他殷切地对我说：“如果你能虚心学习，这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条件。”后来，我听许多同志说，子文同志对谁都是这样诚恳、坦率、谦和，同志们到组织部来，就像回到家一样。我想，这同子文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有些年，少奇同志直接分管党务工作，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材料，要经少奇同志审阅，转呈中央和毛主席。我作为少奇同志的秘书，同子文同志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子文同志组织纪律性极强，凡是重要的人事调动、提拔或处理，他都要请示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他还经常如实汇报干部的思想动态，提出积极建议。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意见，他总是认真研究，努力贯彻。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他富于机智，敏于思考，又有组织工作者特有的那种深沉严谨和忠诚耿直，并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敬佩。但那时对于子文同志革命斗争的经历，我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对子文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不过都是间接的，因为那时全国已陷入混乱的局面，我们不可能再有接触了。
记得是1966年八九月间，社会上忽然流传着一些小报，在六十一人出狱手续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中自然涉及安子文同志。我过去听说过，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平草岚子军人监狱关押过，对敌斗争非常坚决，有的刑期已满，却宁肯继续坐牢，而不履行出狱手续。他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曾连续绝食7天，赶走了宪兵第三团，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子文同志也是这些事件的组织者之一。使我惊异的是，小报上完全是诬蔑之词，对他们可歌可泣的狱中斗争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这是为什么呢？就在这时候，大野心家林彪诬蔑安子文和一些同志拉宗派，并质问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回答说：“他们几位同志，多年共患难，感情深厚，无话不说。他们之间有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说是拉宗派。”
接着，来质问的人多了起来，少奇同志还是很坦然地说，安子文等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出狱是由党中央决定的。1936年，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曾问起在北平狱中同志的情况。当时，一方面鉴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沈阳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杀害，日军很快就要侵占华北，这些同志很可能也被屠杀；另一方面，华北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急需由共产党员来做。而王明路线的错误，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整个北方局只剩下几十个人。所以，押在敌人监狱里的这批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营救他们出来。刑期已满的，应命令他们办手续出狱。因为他们均用假名，即使登报，也无大影响。北方局曾把这些同志的表现和少奇同志的意见，报告了党中央。中央开会讨论同意，让他们早日出狱，为党工作。为了便于进行营救，还通过统战关系派了一个人到监狱去当管理员。谁知第一封信送去，狱中支部拒绝执行。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不得不再次报告党中央，并千方百计，冒着极大危险将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同志的亲笔信，送入狱中，又以北方局名义下命令，让他们服从中央决定。这样才出了狱。这些同志出狱后对打开抗日局面，发展党的群众工作和武装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多次表扬北方局和少奇同志，并说，事实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同志是好同志，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后，高岗多次在出狱手续上做文章，都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正气万古：怀念安子文同志（2）
1966年11月下旬，一天晚上，恩来同志打电话与少奇共同回忆了六十一人出狱前后的情况，有些恩来同志不清楚的事，少奇同志作了详细的说明。少奇还说：“这批同志，我以前都不认识。他们出狱后，我在天津只见过殷鉴同志。……子文同志，我是到解放区后，才见到的。”就在这几天，恩来同志以党中央的名义电告东北、西北等地，说此事由中央负责，不必追查。
然而，对这些同志的诬蔑却越来越厉害。安子文同志被诬为“叛徒”、“刘邓路线的黑干将”而被四处揪斗。少奇同志确实是信任和重用子文同志的，像信任和重用其他好同志一样。子文同志被提升为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名任命的，少奇同志信任他，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什么要整安子文等同志，使我百思不解。
1967年4月1日各报忽然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电台也开始广播。其中公开提出“叛徒集团”。少奇同志气愤已极，他神情严峻地对我和孩子们说：“这篇文章全是假话，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4月6日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又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就戚本禹一文中的所谓“八大罪状”向少奇同志提出质问，要他回答并写出交代。少奇同志用铁的事实逐条予以驳斥。当质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他一下子发了火，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
1967年9月13日，是我们一家人生离死别的日子。上午，孩子被逐出中南海，我也在半夜里被关进了监狱。此后12年间，与人世隔绝。党的三中全会，使我得到了解放，重回到同志们中间。子文同志特意来看我。原来他也在监狱关押多年，又被流放到安徽，不久前才回到北京。他感慨万端地说：“过去在草岚子监狱，我们还能过组织生活，廖鲁言同志还能把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译出来给大家学习。可是关在‘四人帮’的监狱，我们竟连通一下声息都不能够了，比过去的监狱还野蛮得多。”
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子文同志在监狱中备受摧残。当初国民党没有能使他屈服，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同样也未能压倒他。在少奇同志那次答辩前后，专案组派了两个人找子文同志谈话（当时他被隔离在另外一个地方，尚未进监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你能写个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子文同志问：“中央首长是不是康生？”来人点头，果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左”派大顾问派他们来的。子文同志断然拒绝了，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有过任何叛变行为。”并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也不想见康生。”那两个人磨了好久，没有达到目的，只好悻悻而去。
1968年1月21日，安子文同志被正式逮捕，关进监狱。没过多久，专案组又到监狱来找他“谈话”。这次来人对安子文同志特别客气，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然后开腔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你能立大功，对你也有极大的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意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团聚吗？”子文同志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的事，不能瞎说。”来人又“指点”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妄想用诱供的方法使子文同志就范。然而，子文同志却轻蔑地一笑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既然全知道，就自己去写吧！我不能写！”
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他们第三次来找安子文同志。这次不仅让了座，泡了茶，还表现得很“亲近”。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红色”恐怖的监狱里，是绝无仅有的。来人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子文同志严肃地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了。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了。”来人又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是最后的机会。”子文同志不耐烦地说：“不用了，我不知道！”
正气万古：怀念安子文同志（3）
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继续残酷折磨子文同志，牙齿打落了，但他仍横眉冷对，有力地回答那帮暴徒：“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坐过4次，手铐脚镣你们给我戴吧！”时穷节乃现——每逢紧要关头，子文同志那宁折不弯的品格 ，就越发显得可贵。他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暴力强权所屈，他只相信事实，只按照原则办事。个人的荣辱安危，他不屑于一顾，在他的心中只有我们党。正是从子文同志这样的老一代革命家到张志新式的普通党员所代表的凛然正气，鼓舞着亿万人民去奋勇斗争，使我们终于战胜了林彪、“四人帮”所代表的邪恶势力。
自从我出狱以后，子文同志非常关心我们一家，常来看望。我们也常常去登门请教。子文同志善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