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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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⒕攀甏捎昧送乃悸泛桶旆āＴ谧詈蠹改昀铮�1910…1915年，罗伯逊教授接受基督青年会委托，以更大的规模组织了系列讲座课程，采用了科学仪器最新资料。这种方式还被推广到其他省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18 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大约在这时候，我遇上了一个非常排外、心地非常恶劣的官员，看起来他丝毫没有公平竞争意识，使我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煎熬。我在这个城市比较好的一条街道上租了一间房子，没有来自老百姓的敌对情绪的干扰，当时恰逢一位青州府的官员新上任，是青州府最重要的县的知县 。就在我拿到这个房子的钥匙之前，他把我找去了。这个人四十上下，来自直隶省，是个进士，非常聪明且消息灵通。泛泛谈了大约半小时后，他说他听说我租了房子，但住在那条街上的士绅们和一些邻居请求他劝我放弃。他还说，他是一个新来者，他不愿拒绝他们的第一个要求，他求我给他一个面子，解除租房的合同。 我告诉他，对于士绅们的这种态度，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整整一个月的合同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听我这么说，他非常激动，还是恳求我给他一个面子。于是，我答道：“如果我退了这个房子，你能为我找到另外的吗？” “可是，”他答道：“你在这里很有名气，毫无疑问你会毫不费力找到你想找的房子，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如果仍然有人反对，那么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你已经表明，你是乐于满足民众的愿望的”。 得到这样的保证，我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把合同拿出来，交到他手里。对此，他表现得很感激。 几天以后，知县被巡抚召到了省城。在他离开的两个礼拜之内，我又在一条很安静的巷子里租到了一所房子。附近只有三所住宅，我的在中间。为了避免邻居的反对，我请了左邻右舍做我的中间人。根据中国习俗，在得到邻居友好的同意后，我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这所房子的使用权。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早就对知县表现出来的坦率感到怀疑了，督促我赶在知县回来之前搬进去。但我拒绝了：“我已经在他面前公开地放弃了第一所房子，我将大大方方地搬进这一所”。 又半月时，知县回来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我这里。这一次，他对我说的是：我所租的第二所房子的主人——一个寡妇——找到他，情绪很低沉，请他劝我放弃租房。我回答说，这我完全不相信，因为那位寡妇一直很急切地要把房子租给我。 “但确实是”，他回答说：“她威胁说，如果你住进去，她就自杀。你是个好人，不愿造成任何人的死。况且，你的邻居们也反对。” “不可能，我已经让他们在我的合同上签过字”。 由此，我得出结论，除了知县自己，没有人反对我。 于是，他又摆出另外一个理由：“如果你住进那所房子，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会把房子烧掉。” 听到这样的威胁，我十分震惊，问道：“难道你没有保证过，我租住另一所房子时不会有什么麻烦？” 他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对控制着这座城市的、根本就不讲道理的暴徒，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统治着这个城市，暴徒？还是你？”我问道。 他重申，如果我租了那所房子，其后果他无法负责。接着，他再次劝我放弃租房的合同。 我拒绝了他，说：“这次，我不能放弃。第一次，我接受了你的建议，但我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返还租约”。还不算完，我又加上了几句：“入住之前，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倘若你不能保护我安全住进去，我将把此事上报领事。给你明天一天的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不同意，后日我将启程去烟台，亲自向领事汇报”。 两天过去了。我租了一辆马车，正打算动身，知县来了，显然一副急切的样子，似乎整个城市的人即将举行叛乱。这一次，他还是劝我放弃租约。 “我知道居民都很平静”。我回答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说完，我跳上马车，命令车夫出发。我把事情向领事作了汇报。领事去找了道台——他统治着三十个县。道台发布了一道文告，责备知县制造麻烦，说我完全有权力租一所房子住在里边，如果我愿意的话。任何官员和民众都不得干涉。 从烟台回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知县就登门拜访了，这使我很吃惊。几天前，道台的文告到了他手里。这次，他的态度是那样友好，至于无论从那各方面看，我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他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有一架幻灯机，能否让他见识见识？我说我可以在晚上演示。于是乎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一大群秘书。理所当然地，他很兴奋，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幻灯画面。在晚休时间之前，整个城市都知道了他来拜访我的消息。 第二天，一些绅士代表来拜访我，问能不能也为他们演示一场幻灯片。我倒乐于从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当地的士绅那儿遭遇过麻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朋友。这样，知县挑动全城反对我的那种企图，终结在它所引发的对我的强烈同情里，也终结在他的诡计所激起的公愤里。 在秋收结束、冬天来临之后，农民没有什么事可干，因而我邀请各个教堂的宗教领袖——有男的，也有女的——到青州来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加上督管各个教堂和众多福音传播者，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1883年春天，哈勃提（）先生——曾经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在英国老家时加入了浸礼会——前来照料山东的教堂，我才得以脱出身来，重回山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遭遇劫匪
19 遭遇劫匪 在回山西的路上，直隶境内，一天早晨黎明之前，一群强盗袭击了我们住宿的旅馆。我有两辆马车，一同住宿的还有另外五、六辆。强盗把所有马车里的箱子都打开了，把衣物和纸张扔得满院子都是。我起床后，发现同行的一位旅客因为不见了一张3；000两的银票而焦躁不安，那是他要带给北京的老板的。然而，幸运的是，天亮以后，他在院子里把所有行李彻底检查了一遍，最后发现银票就踩在脚底下。对他来说，这就不是高兴所能形容的了。至于我，车上的一只箱子完完全全不见了踪影。我们循着强盗的足迹找到了一堵高墙下，强盗们是越墙而逃的；在另一个方向，我们发现两行深深的脚印，显然是扛着我的沉重的箱子的盗贼留下的。在院子里微弱的光线下，他看到箱子里有些东西闪闪发亮，肯定认为那是银子。他肯定认为那是他最大的收获。肩上扛着那么重的箱子，翻过墙且跑那么远的路后，打开箱子，发现里边装着的不过是听装的浓缩牛奶，那盗贼会是多么地懊恼啊！ 路上再没有发生别的意外，我回到了太原。离开了九个月后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六个月大的小女儿在等着我。 20 斯科菲尔德医生去世 1883年8月，我们在太原的小团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斯科菲尔德医生因为患斑疹伤寒而去世了。他是被自己的病人所感染的。因为以前我曾感染过这种病，所以同斯科菲尔夫人一起照料他。但我们所有的爱的关怀都无济于事。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拥有一种最美丽的基督徒的性格，深受认识他的每一个人所爱戴。 1884年，恭亲王被他的兄弟醇亲王所取代，好战的排外集团占了上风。统治集团的许多成员认为恭亲王的政策过于退缩，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21 太平天国叛乱的影响 尽管，在我到达中国之前，天平天国叛乱已经被平定六年了，他对基督教的推广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十分严重，在这里不能不记上一笔。这场运动是在1851年由洪秀全发动的，他是广西人，在广州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后，建立了一个崇拜唯一真正上帝的宗教小团体。不幸的是，同穆斯林教徒一样，洪秀全弄不清绘画艺术的使用和偶像崇拜之雕塑的区别，在遵守摩西诫命的同时，他把对艺术的尊崇一概贬斥为偶像崇拜。他的不下对所有庙宇的这种敌视态度发展为一种宗教狂热，加上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当局逮捕了洪，把他投进监狱。他的部下相信他是无辜的，把他解救出来；政府宣布他们的行为是叛乱。从这时起，这场运动具有了反朝廷的性质，吸引了大量追随者。洪秀全自称“天王”（天上的帝王），率领他的部队北上，攻下武昌，然后顺长江直下，进入浙江，一路攻城掠地。然后他定都金陵，指挥军队北上直逼北京。 洪秀全的堂兄，干王，是一个基督徒，真诚地力图转变洪秀权的极端自命不凡和腐化堕落。太平军的将军是忠王，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通过他的心腹，他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我手下一个姓程的中国牧师——曾参加太平军——告诉我说，他对战士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下达的命令，哪怕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也会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美国人博高文（）、沃德（）和英国人戈登帮助中国政府镇压叛乱。干王和忠王向戈登的投降，标志着叛乱的结束。天国叛乱的十三年间丧失的生命总数，根据不同的估计，在两千至五千万之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留下的一个遗产是对基督教的痛恨，这种痛恨现在还没有消解的迹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22 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长期以来，遍布帝国的中国教会一直遭受着来自于官员、士绅和一般民众的干涉、骚扰与迫害。山东的教会更是持续不断地面临着地方独裁者的干扰。应住在国内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先生的请求，浸礼会协会写信给詹姆斯先生和我本人，让我们去北京会见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帕科斯爵士（即巴夏礼），就传教自由问题交换意见。 以下事例表明，采取行动，使中国政府保障“容忍条款”的贯彻实施，是多么的迫切。 ⑴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务部 所做的那一份著名的、充满敌意的备忘录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参见卫三畏的《中央王国》第2章，第707页）； ⑵直隶的李鸿章总督在为一本书作序时，事实上是在排斥基督教； ⑶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允许一位传教士住在西安。 ⑷当一份为传教士遭受迫害而提出的申诉送到山西巡抚张之洞手里时，他说，那种请求使他感到很刺耳； ⑸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曾指示他的部下，拖延所有教案的审理，结果是，很快广东省的十八座小教堂就遭到了攻击； ⑹山东巡抚连续几次拒绝为传教士解决麻烦； ⑺一位姓彭的长江水军司令 基本上遵循了外务部在前面提到的备忘录所做的指示； ⑻山西省的学政告诫省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如果有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将被取消学位； ⑼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为近万人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式出了以下两个文论题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学》或《伟大的学问》），以及“攻乎异端”（出自《论语》）。这两个考试题目导致的后果是，一位传教士的住所遭到攻击，房子被烧毁，传教士本人则被殴打致伤； ⑽一个秀才罗致一些罪名控告基督徒，结果他们被捕入狱，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无罪，但诬告基督徒的秀才去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⑾山东登州的一个知县强要城里的居民保证，一旦有外国人来，要予以抵制； ⑿领事馆的秘书和领事都抱怨，处理教案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 ⒀政府出版了一本有关教案的书，把所有麻烦和纠纷都归咎于传教士。那本书作为判例广为流传； ⒁在山东，当一位基督徒被带到知县面前时，说：“你生在中国，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服，受中国皇帝的保护，是什么使你要学外国鬼子呢？”。 一位美国领事告诉我，有个道台对他说，他将严格遵守道光皇帝颁布的《大清律令》。这就意味着，他不考虑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而是遵守在此之前的中国法律。 以上各条，除了关于备忘录的第一条，都涉及与新教差会的传教工作有关的事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遍及全国的教堂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辱骂、劫夺，有的传教士遭到殴打。 23 同詹姆斯先生一起进京，1884 因而，现在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使对这种事态加以关注了，特别是当福建巡抚丁日昌向北京报告，说教案的主要原因不在外国人，而是源于官员对基督徒的不公平待遇之后。 到北京后，我们得知巴夏礼公使去朝鲜了，去与这个“隐士之国”的国王签署一份条约。逗留北京等他回来期间，我们决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立一个福音联盟。在成立联盟的国家，对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制止。我们希望它在中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召集了在京传教士的集会，在会上我被推举为秘书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福音联盟的成立
24 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传教士曾打算成立一个联盟，但没有成功，因为不同派别的传教士很难在某些条款上达成一致。在北京，我们也必须面对同样的困难。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伦敦教会的艾约瑟（）医生——我就住在他家里——有持续好多年的过期《福音同盟杂志》。从中我发现，参与联盟的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尽管在总体上能保持一致，却信持不同的教条。我从中挑出最扼要的一些条文，来体现北京传教士联盟的宗旨，以尽可能地减少分歧。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中国福音同盟宣告成立。 不久，我写信给《中国报告》，呼吁在有教会活动的各个省份建立同盟的分支机构，以便在各地成立执行委员会，为所有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九《宽容条款》的实施与当地官员交涉。 通过在每年开始的时候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大会，同盟表明了它的存在，但我们成立同盟的另一个目的，即消除对基督徒的迫害，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 在北京的各教会中，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对传教士角色的自我定义存在严重误区，从中国人一面看着导致了对我们的错误理解。出于谦卑，我们把自己称为“行僧”，这使中国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都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却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旨在把基督教推广到全世界的巨大机构派出的代表。外交、民政和军事官员都有他们的职级，能够与同样级别的中国官员打交道。各地的传教士都意识到当前社会状况下的这种规则，但他们习惯于称自己为“牧师”，并且这已被民众广为接受。但这种定义，确切地说，指的是“牧羊人”，而根本不是“传教者”。在官方书面文件中，“方术”或“宗教学者”的概念也被大量使用，但从来没有在各方达成一致。 在90年代，应罗马天主教的要求，中国政府规定了神父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的身份级别，以便与不同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同样的待遇也提供给了新教传教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拒绝接受这样的身份等级。 罗马天主教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追随者和非基督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