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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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60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谢绝了。但我到上海后，他再次发出了邀请，我又一次拒绝了，推荐了傅兰雅博士，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中国政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后来，在我回英国休假的路上，又收到了他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当我离开北京时，他送给我一对精美的花瓶，一只紫色，一只金色。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张荫桓见面
12月3日，应张荫桓之邀，我去他家里与他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我，广东的官吏在广州双门底教堂搜出了革命党人的文件，其中涉及到一个姓孙的。这对于目前教案问题的解决，将造成很大的障碍。我的回答是：与历史上儒生们的叛乱相比，革命党的叛乱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并且，革命党对基督教造成的影响，也不比哥老会对儒教造成的影响大。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大笑。他还对我说，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和对外国事务的茫昧无知。督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和也怕他们。他们是朝廷手中的得力工具，其作用就是毁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官员。据张荫桓的意思，整个国家懂得外交事务的只有他和李鸿章（张荫桓曾任驻美公使）。外务部的所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操持，其他人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6．议政大臣刚毅 在我逗留北京的后期，2月2日那天，我如约去刚毅 自己的家中拜访他。他是满族人，62岁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他是山西巡抚，是那里最顽固的反对改革的官员。任何涉及到花钱的改革措施，都会被他立刻否决，他会说那是对钱的一种浪费，是劳民伤财。在山西，他同那些将古老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混杂在一起的术士们打得火热。在许多个夏夜，他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他的那些朋友们讲述有关世界的过时了的认识，内容是天体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每当接到为士兵演习买子弹的申请书时，他的回复总是，铅子弹太昂贵了，并命令士兵用土块演习。 这次会面中，他非常友好，一举一动像总理大臣翁同和那样令人感到愉快。他对自己在山西、江苏、广东当巡抚时采取的政策非常自信，然而我却没有听到他给我介绍一项改革措施。但他努力做到了两袖清风。他非常急于向我说明，汉族官员是中外建立友好关系的阻碍者，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固执的排外者。我努力提醒他中国不学习其他国家方式和方法的危险性。我强调了外国人的启发的必要性，并建议从外国聘请两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顾问，也为光绪皇帝请两位外国师傅。 第二天，我派我的秘书去见他，问他能不能为我疏通一下，入朝觐见，以便向皇帝提出这些建议。两人就此事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说的是：他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和一手遮天；在内阁里，汉族官员独行其事，甚至恭亲王与李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和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刚毅的友善态度——尽管在感情上他是排外的，与其他满族官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恭亲王像Lucner 那样傲慢自负，King Shin 要多粗鲁有多粗鲁。在这次会面中，满汉官员间的相互妒忌非常明显。刚毅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最大反对者，支持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后来，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组建团练，导致了1900年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排外运动。 7．向翁同和和李鸿章告别 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和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时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政令，批准传教士的请愿书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见前章）。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 他离开后不久，派人送来了四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八盒点心。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 那天晚上，我跟李鸿章最后见了一面。他已被指派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尽管他对我们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的价值表示过肯定，但却没有打算为我们学会捐助点资金；在他总督任内，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了一点好事。针对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白梯克先生概括道：“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变法维新的过程
8 变法维新的过程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将在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大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 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的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它的首府——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 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 9 中国女学 1897年底，我又回到了中国，发现变法维新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所女子学校在上海创办，倡始者是中国电报局的局长（总办）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学校坐落在去江南制造局的路上，距圣凯瑟林桥不远。我的妻子理查德夫人应邀推荐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条件是在美国新教圣公会接受过培训；另外推荐一名外国妇女，教授英文课。这个职位她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她自己则被要求至少每月巡视学校一次，检查一下有什么做得不到位。 1898年2月，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其中四十四篇文章是梁启超写的，三十八篇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我的文章则有三十一篇被编者选中。陈炽——曾帮助我修改、写定献给翁同和的改革草案——也奉献了一些文章。 10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 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⑴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⑵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⑶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⑷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⑸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⑹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⑺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⑻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⑼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11 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没闲着。他们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改革思潮在全帝国的迅速蔓延，并且，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袭击，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在实施之中。原来担任陆海军大臣的恭亲王于6月份死去，若论资排辈，应该由曾担任恭亲王副手的翁同和接替这个职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亲信荣禄，而翁同和却被撤职了。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尽管发生在通常所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前三个月，是对摆脱她的控制没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击。翁同和被免职后，慈禧太后向高级官员们发布训谕，命令他们有事直接向她汇报。 在皇帝发布变法诏令期间，保守派抱怨皇帝异想天开的改革方案将把中国引向毁灭。他们请求太后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她发布了一道旨令，将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担心在检阅的过程中，慈禧太后会大权独揽而把他晾在一边。维新派督促皇帝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以此结束保守派对维新变法的一切干涉。相应地，皇帝传唤荣禄部下的将军、也是在荣禄支持下发迹的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皇帝特别任命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给予他这种权力，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实现皇帝的改革计划。 12 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 就在这当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日本时报》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13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 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的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第205页）。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些人的观点，关于所泄漏的内容的记载，只能来于朝廷中胜利了的保守派。尽管维新派一致认为，要结束反动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因为她是变法的主要障碍。但没有人想到要处死荣禄。荣禄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湖北巡抚陈宝箴 。在得到袁世凯提供的消息后，荣禄立即去觐见慈禧太后；太后马上采取行动，传令保守派采取行动协助她。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并且太后掌握了军队，伊藤侯爵解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这当口，孙家鼐来拜访了我，告诉我说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监禁，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他还说，太后已经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对政府的控制。 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宣称对他来说，治理国家的负担过于沉重，责任过于重大，因此请求太后协助他理政。23日，又发布诏令，要王公大臣们向太后行礼致敬，并再次奏请太后摄政。 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容闳，因为已是美国公民，前去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