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军司令笔记 作者: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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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确实是他们首先进入突破，首先转向柏林，夺取了措森，强渡了泰尔托运河，经过最激烈的浴血战斗，从柏林郊外突入市中心的。而在最后决战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接到将自己的作战地段交给友邻的命令。要经受住这个，是容易的吗？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无疑是要无条件地执行的。这项命令还是执行了，伹执行得不容易。
　　正如我们看到的，4月26目这天充满了重大事件，但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柏林，而是发生在易北河，发生在扎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里，在那军里，巴克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4军与美军会师了。正是在这里，在德国的中心，希特勒军队完全被分割成两半。
　　在柏林、柏林附近和柏林以北，有德军第9、第12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其南部，有舍尔纳元帅指挥的整个“中央”集团军群。
　　会师本身是在平静气氛中、在没有同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是多年斗争的结果，是一系列战役和交战的结果，是这些战役和交战导致了易北河会师的临近和最终实现。
　　我们曾给大本营一份报告，现摘录其中的一段：
　　“今年4月25日13时30分，在近卫第5集团军作战地带内，在易北河斯特列拉地域，近卫第58师部队与美军第l集团军陆军第6军步兵第69师的侦察组相遇。
　　同一天，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域，还是近卫第58师近卫步兵第173团先遣营，与美军第1集团军陆军第5军步兵第69师的另一侦察组相遇。”
　　我早就想谈一下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哪怕是简要地谈一下也好。看来，现在最适合这样做，虽然此时他还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历程（这一战斗历程将通向布拉格），但他的集团军已前出至易北河，并首先与美军相遇。
　　1943年6月，我在接管草原方面军部队时，第一次认识了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当时，他是中将军衔，任近卫第6集团军司令员。在此之前，他指挥的集团军在顿河方面军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其中，在战斗结束阶段，俘虏了以司令官施特雷克尔上将为首的所谓德军斯大林格勒北部集团的基本部分。该集团军就是从这里来到我们方面军的，并和整个草原方面军一样，作为预备队，进行战斗训练。
　　还在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巡视该集团军预有准备的防御地段时，扎多夫就以其开朗、明确和个人判断的正确无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你在同某人第一次见面时，对他产生了敬重和信任，那么，这种好感以后你会一直保持下去。在我和扎多夫的相处中，就是这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对他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战争，起初，一起在草原方面军，后来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后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即使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能对他作为我的第一副司令进行评价时，我对他仍旧保持着这种敬重和信任。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期间，作为集团军司令员的扎多夫本人及其指挥的整个集团军，表现了无比的坚定性。扎多夫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罗特米斯特罗夫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卡城郊打退了德军的突击，这对库尔斯克会战南部正面出现的整个局势，无疑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久，近卫第5集团军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在克列缅丘格地域渡过该河，夺取了对岸的登陆场。
　　1944年1月，А·С·扎多夫率领自己的集团军，参加了基洛夫格勒战役。我们实施该战役的企图是：消灭伸向我方的德军突出部之敌，并为尔后的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一重要战役不得不在冬季，1945年1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同时，还遇上了由大量坦克部队组成的德军坚固防御。扎多夫的第5集团军完成了突破防御和解放基洛夫格勒的主要任务。该集团军部队表现了极大的坚定性和军人技能。整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1944年，当我被任命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并着手拟制大规模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计划时，方面军需要一支大的预备队，我请求大本营将扎多夫指挥的集团军转隶我们（当时，该集团军作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预备队，正在休整）。大本营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就和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一起，度过了以后的整个战斗历程，直至战争结束。
　　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日子里，我长期克制住将近卫第5集团军从预备队中抽出，去完成那些没有该集团军的参加也能完成的任务的种种诱感，并且一直坚持到交战的关键时刻，即在维斯瓦河争夺桑多梅日登陆场的激战白热化时才使用它。
　　德寇往那里调遣了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并一个劲地向我们压过来。情况很复杂，尤其是在左翼。
　　就在这时，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发挥了作用。该集团军使战斗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它从行进间击溃了部署在维斯瓦河东岸我们当面的整个敌军集团，扫清了通往渡口的道路，并确保了这些渡口。随后，该集团军渡至桑多梅日登陆场后，在那里占领了左翼的防御阵地。
　　德寇曾三次以数个坦克师的兵力实施密集冲击，近卫第5集团军打退了敌人，在自己司令员的指挥下，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性，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尤其值得赞扬，因为参战的敌坦克中，除有“费迪南德”式、“虎”式和“豹〃式坦克外，还首次使用了“虎王”式坦克。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对自己的所有决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凡是他定下的决心，都十分周密可靠。并且，这种可靠性并不妨碍其灵活性，恰恰相反，这种可靠性是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当我们实行军队改编措施时，扎多夫认真探讨和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它们固定在条令和教令中，他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大胆断言，他对陆军的了解是那样深刻和详尽，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
　　在谈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战役时，我十分满意地回想起我最亲密的战友中的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他是一位天才的集团军司令员，一位真正勤勉于战争的人。和平时期，他又是部队训练和教育的大师。
　　4月28日
　　柏林战斗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柏林防御的性质问题，而不把这种观察与某个具体日子联系在一起。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些议论，说什么柏林战斗本来可以不必那么激烈和匆忙，因而牺牲也可以小一些。
　　这些议论具有表面的逻辑性，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战斗的实际紧张程度和入的实际精神状态。而当时，人们急不可待地期望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那些想评论这种或那种牺牲是必要的或是不必要的人，那些想评论晚一天或两天可以或是不可以夺取柏林的人，应当记住这一点。否则，对柏林战斗的情况，就根本什么也不可能明白。
　　众所周知，从4月24日起，指挥柏林防御的是原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戈培尔是柏林防御的帝国委员，而防御的总领导，则由希特勒本人和戈培尔、鲍曼，以及他的最后一任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共同实施。
　　戈培尔领导民政当局机构，负责柏林市民防御的准备工作。至于魏德林，则在他就任柏林城防司令时，就在希特勒那里得到一项十分坚决的命令：保卫首都直到最后一个人。
　　希特勒匪徒将柏林构筑成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是作了长期打算的，是以猛烈的火力配系、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为基础的。越是靠近市中心，防御越严密。墙壁很厚的石砌建筑物适合于防御；许多楼房的门窗封死，只留有射击孔。
　　德寇将几座经过这样加固的楼房，组成抵抗枢纽部。翼侧由达4米厚的坚固衔垒掩护。街垒同时又是强大的防坦克障碍物。为构筑这些街垒，既用了木头，又用了土、水泥和钢铁。拐角上能实施侧射和斜射的建筑物得到了重点加固。所有这些，从组织防御的观点看，是很周密的。而且，德寇在防御枢纽部里备足了大量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它们是巷战中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武器。
　　在敌人防御体系中，地下建筑物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市内，地下建筑物是很多的。防空掩蔽部，隧道，地下铁道、地下干管、排水沟总之，所有地下交通线，既用于机动部队，将部队在地下从一地调往另一地，同时又用于前送弹药。
　　敌人利用地下建筑物，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部队将要夺取某个抵抗枢纽部时，好像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而敌人却沿地下通道，将其侦察小组、单个的破坏分子和阻击手派往我们的后方。经地下交通线出现的这些冲锋枪手、阻击手、掷弹筒手和火箭筒手小组，向行进在已占领的街道上的汽车、坦克和炮兵开火，切断通信线路，在我们前沿的后方制造紧张局势。
　　在柏林市区作战，要求在自己地段上直接组织战斗的首长具有高超的艺术，首先是团长和营长，因为我们的强击群多半是他们指挥的。
　　苏军的推进还因遇到一系列的情况而变得困难起来。在柏林，尤其是在柏林的中心地区，建有许多专用的钢筋混凝土掩蔽部。其中最大的要数地面钢筋混凝土仓库，里面可容纳由三百名至上千名士兵组成的大型守备部队。
　　部分地面仓库有6层，高达36米，被复厚度从1。5米到3。5米不等，而墙的厚度都在2米左右，对于当时的野战火炮来说，实际上是打不穿的。在库房的平台上，通常配有数门高射炮，既可用来打飞机，又可用来打坦克和步兵。
　　这类仓库整个柏林约有400座，它们是特殊的要塞，均列入柏林市内的防御体系。市内还建有许多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里面可以坐机枪射手。我们的土兵在冲进工厂场区后，常会遭到德寇从这些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射出的子弹袭击。柏林还有许多高射炮兵，在巷战期间，它在反坦克防御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不算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那么，我们在柏林损失的大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正是被敌人的高射炮击毁的。
　　柏林战役期间，德寇击毁、击伤我坦克和自行火炮800多辆。并且，这些损失的主要部分是在市内的战斗中造成的。
　　为了尽量减少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造成的损失，战斗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简易的，然而却是非常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坦克周围搞了一层“屏蔽”，即在装甲钢板上挂些铁片或铁板。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坦克时，首先穿过这第一层无关紧要的障碍物，而在这层障碍物之后，就是空隙，这样，当炮弹打到坦克装甲上时，已丧失其反作用力，因此，常常反跳，不造成坦克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晚才采用这种屏蔽呢？显然是因为，实际上没遇到过在巷战中这样广泛使用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情况，而在野战条件下，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国民突击队营得到了特别充分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补给，在国民突击队营里，中、老年人和少年占大多数。
　　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是一种可以使实际上未经过训练和未学过战争的人，在心理上建立起自信感的兵器，使他们坚信，只要你昨天当上兵，今天就能干得好。
　　应该指出，这些火箭筒手通常都能战斗到底，并且，在这最后阶段，他们比那些饱经世故、但屡遭失败和遭受多年疲劳之苦的德国士兵，表现得更坚定。
　　德国士兵通常只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要说他们的军官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战斗锐气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暗淡的、毫无希望的决心，即战斗到上司下命令投降那天为止。
　　而在柏林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在国民突击队队伍里，我想称作歇斯底里的亡命精神的一种情绪占统治地位。这些第三帝国的捍卫者，其中包括那些完全还是小孩的人，把自己看成是最后希望的化身，与一切事物相反，期望在最后时刻发生奇迹。而希特勒在这期间的指示，他为打破柏林封锁所进行的所有努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向芬克、布塞、第3集团军司令、舍尔纳和他指挥的集团军群、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的指令（按照希特勒的想法，邓尼茨应率水兵突入柏林），所有这一切，在当时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已没有能够实现的基础。
　　但同时，如果把他们的这些企图看成是完全荒谬的东西，也不是对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行动（在此之前采取的行动和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采取的行动）使它不能实现的。希特勒的企图不是自行破灭的。它们之所以破灭。仅仅是我们武力作用的结果。正是苏军在争夺柏林的艰苦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才一天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使希特勒的最后希望、计划和命令变成了空想。
　　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行动，那么，希特勒的这些命令和计划，则可能不会这样不切实际。关于这一点，我们绝不应忘记。
　　到4月26日，我们在柏林地域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地域，“捕获”的被围部队越来越多。俘虏中有团长、旅长、师长和参谋人员。
　　我没有亲自审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我对我们情报机关审讯时记录的那些材料，当然是关心的。可是，所获的一些情报多半使我失望。事情使俘虏们惊呆到这种程度，以致很难从他们那里听出什么明白的东西来。也有一些俘虏故意装腔作势，似乎他们了解情况，而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从总的方面看，在这些天里，我所了解的敌军情况远比我们俘获的德国将军和参谋人员了解的多。各种情报资料和无线电截获的情报，提供了足够形象的画面，甚至被俘的高级军官提供的情况，也很少可以对它加以补充。
　　4月26日，我们继续解放分布在柏林附近各集中营里的犯人。获得解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科特布斯周围的工厂区，其中包括地下工厂里，解放了许多战俘和外国工人，那里的战俘和外国工人不少。而在离柏林不远的地方，列柳申科的坦克兵解救了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里奥，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第一批从事法苏亲善的人物之一。这一消息使我非常高兴，于是，我不顾这一天的紧张工作，抽出时间会见了埃里奥。
　　当他被带进我们的指挥所时，我首先尽力给他提供一点刚从德国集中营出来的人特别需要的起码的满足，我命令给他准备一个行军澡盆，让他洗个澡，并找些必需品，以便他能在去莫斯科之前换换衣服。
　　埃里奥极度虚弱，但是，尽管他历尽种种严酷考验，但从这个早已不是年轻人的身上，还是可以感到一种内在的力量、朝气和充沛的精力。
　　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涉及战争的进程和性质。埃里奥对苏军的行动很满意，热情称颂在集中营里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中尉，是他以自己的关心和照顾，给了埃里奥极深的印象。（我的回忆录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之后，我打听到了这位中尉的姓名，以及他从法西斯手中解救埃里奥的情况。他是原车里雅宾斯克—彼得罗库夫红旗近卫坦克第63旅第2冲锋枪连连长，现某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