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1号案_牛伯成-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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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在服刑期间与同监犯人李清亮谈到出狱后的打算，透露回京如何抢枪，如何抢劫，作案后如何逃避打击，手法特点与其在北京、河北、新疆三地作案情况相同。其主观犯意与系列枪案犯罪的客观实施过程相符。
白兰山、吴子明具备作案交通工具——摩托车。
吴子明的血型、身高、体态、年龄与天池无名尸相同。
吴子明的牙齿特征与死者完全相同。
吴子明离家时的衣着，与死者相符。
吴子明留在住所的西服裤子与死者身上穿的西服上衣的缝制工艺特点、品牌、布料材质相同。
从吴子明住室内起获的葡萄酒瓶上提取的指纹，与死者指纹认定同一。
在吴子明家中查获的笔记本上记载的白宝山、谢宗芬住址分别与白宝山、谢宗芬现住址相同。
新疆专案组的技术人员对各类痕迹物证进行了鉴定。
在白宝山、吴子明租住的房间内搜出的绒毯残块，与乌鲁木齐市“8·19”案现场提取的包枪绒毯分离线完全吻合，属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搜出的帆布残块与“8·19”案现场提取的提枪袋背带分离线完全吻合，认定为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床下搜出的撬棍，与犯罪嫌疑人遗留在“7·5”现场附近树林中的撬棍种类相同，与犯罪嫌疑人打制撬棍情况相符。
犯罪嫌疑人遗留在“8·19”现场包枪袋内提取的毛发，经鉴定与吴子明血型一致，均为“Ο”型。
9月6日凌晨，北京公安机关在白宝山住所搜出五四式手枪一支，枪号为6538589，与新疆石河子“8·8”案件民警姜玉斌被抢的手枪抢号相同，经检验，系天池“8·26”案枪杀吴子明所用手枪。
在白兰山住所搜出7．62毫米步机弹，弹底标识与上述案件现场提取的弹壳弹底标识相同，均为75－81。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徐水起获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号与北京石景山“3·31”武警哨兵范龙泽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袭击军警人员使用的枪支。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乌鲁木齐起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枪号与徐水“7·27”案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12·16”案、石河子“7·5”、“8·8”案和乌鲁木齐“8·19”案所使用的枪支。
白宝山足迹与徐水案件现场遗留足迹认定同一。
1997年9月7日，系列枪案新疆专案组向新疆公安厅党委报送了《系列枪案侦破工作有关情况的简报》，报告了侦破白宝山案件的线索来源，工作过程和定案依据。
至此，“京、冀、新系列枪案”新疆方面的侦缉工作告一段落，新疆境内所设路卡全部撤消，此案画上圆满的句号。
三、经验及教训
白宝山案件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抢劫枪支到抢劫财产的蓄谋的连续犯罪。案件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其一是罪犯在实施犯罪时，十分猖獗地连续袭击军队哨兵和人民警察；其二是罪犯残忍地连续杀人；其三是在公众场合明目张胆开枪抢劫，杀害多名各族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细致分析，此案又与一般的抢劫杀人案不同，最主要的特点，是罪犯带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
罪犯的残酷是令人震惊的，他在监狱，只由于受了闲气，便不动声色地采用同样的方法，连续把两个犯人杀害埋掉。回到北京，抢枪的直接目标，是杀害他认为刁难他的片警。在狱中，他扬言出来就要杀人，甚至说到幼儿园去杀孩子。他杀了同伙人吴子明，唯一没杀害的谢宗芬，他也为她挖好了尸坑。从他的一贯性的思想看，抢钱是他的目标，但杀人也是他的目标，甚至是他宣泄自己，报复社会的更为重要的目标。这样，就不难解释，白宝山在实施抢劫枪支和抢劫财产的犯罪过程中，为什么会接连不断地杀人？这不仅仅是他作案的需要（如他所说，他扬言没有杀过无辜的人，这其实是一种苍白的狡辩），这也是满足他报复心理的需要。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案，都有着相近的特点。
安迪·柯尔，先后杀害了27名大男孩，目的是为了在杀死他们之前，拼命地抽打他们，以宣泄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不满。
保罗·诺乐斯原也是个盗窃犯，他从警察拘留所逃跑，在此后的4个月里，他疯狂地连续杀害了17人。
卡车司机萨克利夫连续勾引妓女和普通女人，肢解并杀死她们，他肢解16岁女售货员珍妮引起极大的民愤，警方为侦破此案调查1300O余人，其中4000人的证词被记录。萨克利夫前后杀害11人，手段极为残忍，他自供是因他仇恨女性。
白宝山与他们不同，但报复心强、性格孤僻、有严重的心理缺陷，由仇视社会转而仇恨人类——这些特点却十分相似。
白宝山被捕后，刘晓辉经请示张新枫局长，就白宝山的犯罪原因等问题，对白宝山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审讯。
审讯长达8个小时。刘晓辉说：“这次我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怎样避免犯罪的问题。你是个做父亲的人，你有儿女；被你杀害的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儿女。你是否想过，你的犯罪，使你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讨论犯罪的问题，就是为了避免再出现你这样的人，使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受到伤害。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探讨，把你的犯罪根源，挖清楚。”
白宝山被捕后，比他在外边横行时要理智得多，给人的印象，你甚至觉得他始终是个很清醒的人。他的抱怨，如我们前文所述，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前罪的判罚不满，认为偷玉米打伤人被加判10年徒刑不公平；第二，女儿的来信使他深受刺激，发誓要为他们抢劫300万，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第三，派出所不给他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使他无法生活。这三条中，第一条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础，第二条成为激发他犯罪的动力，第三条只是个诱因。可悲的是，像白宝山这样孤僻而固执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很难改变的。他的智力发达、体能充裕，内心残忍，这就更为可怕，对社会和他人形成极大的威胁。
白宝山的犯罪过程与他在新疆监狱中的预谋是完全一致的。从他在监狱利用当“零星犯”的机会，积累子弹，积累枪械知识，到他抢夺枪支，杀人，抢劫去新疆的作案经费，再抢短枪，实施抢劫140万巨款——整个过程一脉相承，十分符合逻辑。究其根源，仍与他的仇视、报复的心态连缀在一起。可以说，从他收集子弹起，他后来的犯罪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白宝山也有他的两重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的母亲和大弟、仍保持着一份亲情。再有，如他所说，在他刚刚出狱的时候，对生活前景曾抱有过一段短暂的希望。20天后，他抢了热电厂武警的步枪，这个希望已彻底混灭了。
刘晓辉处长花了大量时间，从白宝山所犯第一起案子，一直谈到最后一个案子，包括所有的作案细节，在分析白宝山犯罪的心理过程的同时，从侦查学的角度捕捉白宝山个案中的普遍意义。
通过这次审讯，刘晓辉依据白宝山的供述，总结出涉及狱政管理、公安基础工作、重点人口管理、快速反应、盘查堵控、专案调查、缉捕项工作的33条经验教训，呈报公安部领导，送达新疆公安厅四处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北京、新疆方面均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采访张秀明厅长是新疆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从昌吉市返回乌鲁木齐。路面冻得像镜子，司机小心翼翼，不能踩刹车，否则就会横着滑出去。
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见到他。张厅长身材较高，戴眼镜，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公安高级干部，谈话间，会把眼镜摘下拿在手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他告诉我，他是新疆最大的警察头子，然后笑了。
新疆“8·19”案件发生时，他派杨德禄、张彦勇、张海去现场，他在指挥中心掌握整个动向。这天之后，他和杨德禄副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天天碰情况，分析案情，做出决策。“8·19”大兵团围追堵截、出兵石河子、147团挖地三尺、天池无名尸一追到底，这些关键性的环节上，张厅长坚持一条：厅党委定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不动摇。
张厅长说，动用警力，该动用的就要动用。很多工作都不是徒劳的。这次我们大约动用了六万人次的警力，不过过筛子，心里踏实不下来。面上的工作，要配合重点工作，这方面丝毫不能含糊。
案子破了，张厅长说，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结胜利也要总结哪些地方存在失误和不足。
他认为，这次案件的侦破，充分发挥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作用，运用了现代技侦手段，体现了基层民警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的威力。同时，这又是各地区协同作战，各警种互相配合所取得的成果。各地区协同作战，缩小了各地区的距离，缩短了时间差，把犯罪分子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旦突破，迅速将犯罪分子予以捕获。
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休过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案子前后17天（指“8·19”案发后），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
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决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际，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
张秀明原籍山东，在新疆长大，他毕业于新疆大学，父辈是老公安，对新疆很有感情、张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调到地方上，当过多年的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问题专家。调回公安厅担任厅长，后来担任新疆党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综合治理上，是个强劲派。
采访杨德禄副厅长，是在整个采访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谈谈，他就把我“发”了下去，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写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