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中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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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倒也是。那些刑事案子结案都很快，严打嘛，从重从快嘛。再说刑事案件的结案周期本来就比民事案件短。”刘宏超对尤警官的以上谈话表示赞同。
“就是嘛，这就对了嘛。所以说搞刑事案子并不见得没有民事案子来钱快。就看你咋个搞。”尤警官说到这儿又停下不说了。
“那你说咋个搞呢？”刘宏超问。
“我的意思是。当然，这还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尤警官又停了一下，把他的手指掰的咔咔着响，实际上是暗示他的后面还有人。
“我的意思是：我们给你提供案子，你放心，案子多得很，你是做不完的。收的费我们二一添作五，大家一起发财，怎么样？你敢不敢做？”尤警官终于说出了他今天邀约刘宏超来春来茶楼喝茶的主要目的。
刘宏超实际上早就听别的律师说过司法部门有一些人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利来找钱，有一些律师就是有了这些关系以后迅速发了财，成了所谓的“著名”的刑案律师。他们或者是像今天这样由“有关人员”主动找上门，或者是律师主动贿赂“有关人员”，结成利益联盟。在他们这些人的眼里哪里还有什么公平、正义？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利来换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只不过是一些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的法律奸商。
但是，刘宏超从小受的正统教育和传统的思想灌输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渗入他的血液。不管是他在工厂里当工人还是当管理人员，他对那些非传统的思想和做法本能上就加以排斥和反感，而对1950…60年代所宣传的那些先进人物和优秀人物是崇拜有加，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有意无意的在向他们学习。在进入律师队伍中以后，他看到了更多的与自己以前所受教育大相径庭的阴暗面，他对这种种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但却又无力改变，只能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而已罢了。他怎么还会同意尤警官如此露骨，如此直白的与自己道德观念相违背的“邀请”？刘宏超对尤警官说自己回去考虑考虑再回答，留下茶钱后很快离开了春兰茶楼。
30。…第二十九章
金局长，哦，就是金守一，就是两年前从刑警大队大队长提起来的主管刑侦的古城分局副局长金守一。那天他一进分局大门就碰见办案回来的侦查员赵成带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进门。他叫住赵成：“看你面带喜色，是不是案子有什么突破？”
“我刚才查清楚了往死者传呼机里发最后一个信息的人是谁。”赵成有些兴奋地告诉金局长，说完又指着中年人说：“他是曾国权，是市锁厂的职工，是我叫他来认尸的”。
“好，好，好。干的不错。你马上安排认尸，认了以后马上到我的办公室去详细汇报。”金局长说完就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认尸的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认尸的场面是让人心酸和不忍目睹的，当停尸房管理员一拉开停放着尸块的冰柜抽屉，曾国权一眼就认出了尸块左前手臂上刺的“花花公子”图案，曾国权一看到这个图案就晕了过去，赵成赶忙扶起他出了停尸房。曾国权过了好一会儿才稍稍平静了一点，留着泪慢慢对赵成说：“是她，是她。哎，我的命咋个这么苦啊。春节前我就给她打了好多个电话和传呼，叫她会家来，叫她和我一起回她奶奶家过年，这个背时女子她就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哎，都怪我呀，都怪我。是我那天把她打凶了啊！把她打得来不愿意回来了呀！哎，我为啥子要那样子打她嘛，为啥子嘛？我的乖女儿啊，我的乖女儿啊！”曾国权留着眼泪捶着自己的脑袋：“就是她的手臂上刺了一个那个啥子‘花花公子’的图案，她一回家就被我发现了。那天也不晓得我是咋个的，你们也晓得，我这个女子找不到好一点工作，一天到黑就在外头恍，三天两头不着屋，隔壁邻居的闲话也多。那天她回来后，我有发现她的手臂上刺了那样一个东西，哎，我也是不冷静，当时就跟她打燃火了，我，我，哎，我还把捆起来打，把她关了好几天。哎，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的女儿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哎。”曾国权确认尸体就是他的女儿曾甜。为稳妥起见，赵成又叫曾成留下自己的血液做DNA比对。
送走曾国权后，赵成马上到金局长的办公室向金局长详细地汇报了他这两天调查的结果和刚才曾国权的认尸情况，赵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这两天的调查，我认为这个叫武梅的女人很可疑，现在可以确认，就是她在死者死亡前两个小时给死者的传呼机留了言，从留言的内容来看又是‘速到东湖公园西大门门口，梅’，显然是这个叫武梅的女人给死者打的，而且公用电话摊主也证明就是这个武梅在他的摊子上打的这个电话。如果这个武梅确实与死者，就是那个曾甜，收到传呼后在公园西大门见了面，而且她们在见面后不到两个小时曾甜就死亡了。所以说，武梅很可能就是与死者最后一个见面的人，武梅有重大的做案嫌疑。我建议可以对其实施刑拘。”
金局长把赵成取得的证据仔细看了看，给赵成发了一支烟说：“我同意对武梅实施刑拘，我通知法治科准备好手续。你赶快把这些情况向朱队汇报，汇报后马上行动。”
金局长很有些高兴，他很清楚这件轰动省城的重大杀人碎尸案十有八九就是这个叫武梅的女人干的，即使不是她干的，她也很可能是一个知情人。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个案子这样快就有眉目了，应该说离破案不远了。如果这件案子这样快就破了的话，当然与自己的领导有方是分不开的，功劳肯定是少不了自己的，这对以后自己扶正会加上一个重重的砝码。赵成走后，金局长不禁高兴地哼起歌来了。
赵成把刑拘武梅的手续办好后立即来到了刑警队长朱建国的办公室。赵成有些歉意地对朱建国说：“本来是想先向你汇报，但刚才我一回来就碰见了金局长，他把我叫去了，所以我就只好先向金局长汇报了。”
“向金局长汇报是对的嘛，金局长是专案组的组长，又是我们刑警队的老前辈。没得啥子问题，没得啥子。”朱建国的脸上没有显示出什么不高兴。
赵成很快就把他的调查结果向朱建国汇报完了，赵成伸了个懒腰说道：“昨天晚上忙了整整一夜，现在瞌睡硬是来蹬了。”说完又大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你辛苦了，你现在先回去睡觉，后边的事情我来安排。你就不远再操心了。”朱建国把赵成打发走了。
朱建国一看赵成带回来的武梅的照片就知道问题来了，就是她，就是她。这个叫武梅的女人就是那个“忘情鸟夜总会”里的三陪小姐“香香”。这个武梅不仅与自己在“忘情鸟夜总会”有过多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且她还知道自己与那些老板们的许多肮脏交易，尤其令朱队长担忧的是这个武梅也知道金局长的许多事情，她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金局长，但那些老板们在这些三陪小姐的面前谈论金局长时是从不避讳的。如果她一旦把那些事情抖露出去，他和金局长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好在这个事情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应该是只有赵成一个人知道，只要他不说出去，这件事情就掩盖了一半。怎么办呢？朱建国心里盘算着，权衡着利弊。朱建国猛吸了一口烟，喃喃地说：“这件事情看来必须向金局长说了。金局长如果不帮忙是摆不平的。”他使劲把门关上向金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朱建国敲了敲金局长的门，还没有等金局长叫进来就推门进去了，进门后朱建国立刻反锁上门，有些鬼鬼祟祟地走到金局长的桌前。
“你搞啥子名堂哟？那么贼眉贼眼的？快点坐下来说。”金局长放下手中的文件，为朱建国破坏了自己的好心情有点不高兴。
“唉，唉，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唉，唉，事情有些糟糕，可能要出问题。”朱建国吞吞吐吐地开始了他的讲话。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朱建国啥子时候学会了这个样子说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快说。”金局长有些不满意。
朱建国鼓起勇气把他与那个嫌疑人武梅的关系以及这个武梅了解他及金局长的许多事情都告诉了金局长，他还担心地说如果这个武梅把他们的这些事情说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金局长听了朱建国说的话以后不禁大吃一惊，心想：“他妈的哪有那么巧的事情？真他妈的闯到鬼了！自己到那些地方去潇洒都是小心又小心的，从不到自己辖区的那类场所去。嗨，还是没有跑得脱。真他妈闯鬼了！咋个办？咋个办？不行，这个事情决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了，事情只能是到此为止。要不然自己多年的心血就泡汤了，这么多年来自己辛辛苦苦，吃苦受累，负了那么多次伤，现在身体里都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弹片，自己好不容易才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名誉有了，房子、车子、家庭，这一切的一切，如果让这个女人把事情一捅出去，纪委、检察院只要一找上门，自己的那些事情随便抖一两件出来都要弄进去，那就啥子都完了，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还有，没得办法，这个朱建国当然只有保，我干的事情他龟儿子基本上都晓得，保住了他也就是保住了我。好在现在知道武梅这个女人的人还不多，事情还在可以掌控之中。”金局长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然后又走到窗前看看楼下那些进进出出分局办公大楼的人们，他从窗口望着楼对面跟他的办公室处于一层楼的局纪检委办公室窗口，像是在权衡着什么，他的的大脑在迅速的转动着，思考着对策。
“这件事情除了赵成还有那些人知道？赵成现在在干什么？”
“没有了，只是法制科的人已经开好刑拘票了，他们也应该晓得要刑拘武梅。不过，我已经安排赵成回去休息，叫他明天再来上班。我还叫他不要把这个事情跟任何人说。”朱建国转动着他的小眼睛说。
“法制科那边还不要紧，他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赵成你安排的很好。”金局长把他手中的一支铅笔啪的一声折断，下决心似的说：“现在是箭在弦上，武梅不抓是不行了，好在知道具体情况的人还不多，先还是把这个武梅抓进来再说。抓进来后你亲自审她，你配一个你信得过的人陪到你审。咋个审不用我教你了嘛？反正总的一个原则，不要她乱说，最好是啥子都不说。注意，再不要其他人接触这个武梅了，审的内容也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懂不懂？”
“那，那。赵成明天上班来了咋个办呢？他是晓得这件事情的哦。”朱建国还是有些担心。
金局长沉思了一会儿：“不要紧，明天他来上班就安排他上那件盗窃汽车的案子，安排他马上带队到青海去追赃。”金局长胸有成竹地安排到。
“好，那就这样，我马上就去执行。这次全靠金局了。”朱建国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31。…第三十章
金守一副局长今年已经四十好几岁了，他干公安工作也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1970年代末他还在一个小学当教师，他本以为他的这一生就会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度过，为培养那些可爱的祖国花朵贡献毕生的精力，就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那个瓦尔瓦拉诺芙娜一样，虽然并不富裕，虽然并不轰轰烈烈，而且还总是默默无闻，但是却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到了年老的时候，自己以前教过的学生全都齐聚到身边，为自己献上鲜花，献上爱，啊，那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浪漫。不过，命运不会总是与年轻人的理想重合，谁也不敢说他能百分之百掌握自己的命运。命运与理想有时候会发生交叉，有时候会发生偏离，有时候甚至会背道而驰。金守一的命运就是在某位高层领导讲了一句话以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的公检法机关也亟待恢复。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惯例，公检法机关的人员除了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和部队转业而来的以外，主要就是从工厂里抽调优秀的工人充实，而绝少从教师，特别是在职教师中抽调。然而，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金守一本来是决心要在小学战线上当一辈子教书育人的教师，却没有想到领导一句“公检法机关不要再从工人里抽调人员充实”的指示让金守一有机会转行成了一名公安人员，不过，教育战线上却少了一名很可能是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金守一当上警察以后，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淳朴的年轻人干什么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他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从老同志那里和书本上吸取着新的知识。金守一从最基层的派出所民警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好成绩，不但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更是得到了辖区老百姓的好评。如果不是1980年代初的一件让上级刑警大队侦查员们都有些头疼的杀人案被金守一破获，他说不定还会一直在那个小小的派出所当警察，最多也就可能当个派出所长，不会有今天的如此辉煌。
那个杀人案发生在金守一他们派出所辖区一处公园的假山上。一天清晨，公园管理员打扫清洁时在假山上的一个石凳旁发现了一具尸体，惊恐的公园管理员马上报了案。死者是被人从背后用钝器击中后脑致死的，警方在尸体旁只发现了一小撮烧掉后的纸的灰烬和一块断了表带的上海牌手表，表已经摔坏了，表上的时间停留在8点52分。死者手腕上戴的手表和身上的东西都还在，尤其是他的钱包里还有100多块钱原封未动，其余就没有再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显然，那块摔坏的手表应该是凶手的。倒是很快就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姓谭，是外省来省城做生意的人，常住在金守一他们派出所辖区。姓谭的与金守一打过多次交道，这个人是那种很随和，很容易打交道，人们称之为‘自来熟’的那种人。金守一与他见过多次面，所以并不陌生。
发生这种故意杀人案，当然应该由刑警队来侦破。分局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组长由当时分局的刑警大队大队长成武华担任，专案组抽调了分局的精兵强将并加强了辖区派出所的几个警察，金守一就是其中之一。
按理说，只要一查明死者身份，这种杀人案也就可以说破了一半了。但这件杀人案却不是这样，死者身份马上就查明了，不光是辖区内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姓谭的外省人，在死者的身上也搜出了那个时候还十分时髦的死者的“名片”。但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却十分复杂，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在那个时候一般人还认为他就是一个搞“投机倒把”的人。加上他又是一个自来熟，与很多人都可以称得上“熟”，但认真一查，他又与谁都没有深交，与谁都没有什么大的厉害关系。到底是什么人对他有如此深仇大恨，非要致他于死地呢？是仇杀、情杀还是财杀呢？为什么他身上的东西一件没少？为什么他的尸体旁有一小撮纸灰烬？那只摔坏的上海牌手表是谁的？专案组的刑警们一时陷入了茫然之中。
在谭某长住的旅馆包房里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谭某的存折、几件换洗的衣物、一个小笔记本都在，笔记本里记录的都是一些来往的经济账目，还夹了几张别人的欠条，不过欠条的金额都不太大，最多的一张也不过500元而已，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