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中案-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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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超律师在碎尸案陷入迷茫时正在为一起发生在好几年前的普通交通肇事案而烦恼。这是一件发生在8年前的案子。8年前的一天中午快12点钟的时候，省城郊区的一个50来岁的老农民开着一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满载货物由西向东行驶在路上，在城内一个十字路口当绿灯亮时，老农民开着拖拉机过路口，但这时一辆大客车违反交通规则由东向南突然左转与拖拉机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亭处相撞，老农民顿时就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头部着地，血流了一地，人也昏迷不醒。事故就发生在交警的面前，交警和客车司机马上将老农民送到附近的一家大医院抢救，交警也迅速通知了客车司机所在的车队。但是奇怪的是，这位脑部严重受伤的老农民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却不知下落了！据肇事司机讲：他和交警把老农民送到医院急诊科进行了检查和处理，由于伤势较重，需要照CT，但不巧的是CT机要下午6点才可以用。这时老农民已经醒过来了，肇事司机还给他买了包子吃。到下午6点照了CT等CT的结果时，肇事司机因为身上的钱不够交医院的费用也不够付转院叫急救车的费用，所以他到医院门口叫三轮车来拉老农民转到另一家脑外伤医院。当他从医院大门口叫来三轮车回来再找这位老农民时却发现老农民不在了，前后不过十几分钟！肇事司机后来又在医院及医院附近到处找都没有找到这位老农民，再后来肇事司机认为哪个老农民是自己跑回了家，他也就回家了。
两天以后，车队还去人到老农民的家里看是不是他已经从医院回家了。但家里人却说老农民自那天出门以后就没有再回来过，而且家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出了车祸。就这样，老农民离奇失踪，到刘宏超关注此案时已经整整8年了。这8年里没有老农民的一点音讯，老农民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天天都在盼望他的归来，他们一家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老农民的妻子在这8年中已经哭干了眼泪，老农民的一双儿女也在没有父亲呵护，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的支撑下顽强地长大。女儿不得不早早辍学嫁人，儿子也没有办法完成学业，早早地用他那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
但更加离奇的是老农民失踪以后，由于老农民是“失踪”，而在失踪的情况下交警队就无法对这个案子做出处理，案子就一直“悬”在了交警队。为了解决老农民一家的实际困难，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老农民的妻子与肇事司机所在车队达成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在未找到老农民之前车队每月“借”给老农民家100元，赔偿撞坏拖拉机的修理费等等。但两年后车队再不愿意“借”钱给老农民家了。于是，老农民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到各级机关反映这个问题，但却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老农民到底现在是死是活？他现在到底在哪儿？不找到尸体或者人这个案子就结不了，当然赔偿也就无从谈起。
这8年来，原来帮助老农民一家的好心人（也是一位律师）找遍了交警队、检察院和政府有关机关，但这些机关却连当时的案卷都不给他看。医院的检查记录，CT报告，诊断结果和交警对肇事司机的询问笔录等一概不知，连肇事司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最后把他也搞得筋疲力尽。
交通事故发生8年后，刘宏超偶然介入了这个案子。然而这个案子让他看到了法律界的那些玩弄法律的老手的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也为某些当权者的冷漠大感失望，为那些在这个案子里或者与这个案子有关的人们的表演而大开眼界。
刘宏超首先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在交警队看到了这个案子的案卷。案卷里有医院的诊断报告，报告上记载老农民送来医院时已经昏迷，双耳流血，经CT照片是颅底骨折，蛛网膜下腔积血。刘宏超请教脑外科的专家，专家称像这种情况伤者随时都可能会突然死亡，即便伤者后来已经清醒，也可能会突然昏迷、死亡。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留院观察48小时以上。而且奇怪的是，老农民的接诊医院是省城最大最好的医院，也是诊治脑外伤最权威的医院。老农民在那儿救治是最好不过的。而肇事司机声称要转去的那家医院当然是比不上接诊医院的，更何况还要在寒冷的夜晚路途颠簸地转运十公里以上！
接下来的调查更是让刘宏超大吃一惊。刘宏超查到肇事司机在出事后很快就报告了车队的“技安”。“技安”还到医院去过。于是刘宏超想办法找到了这位“技安”。那是在一天下午刚刚上班后不久，刘宏超到车队的技安办公室找到了这位姓杨的“技安”，杨技安一个人在办公室。刘宏超在做了自我介绍后开门见山地问起了8年前的那起车祸案：“请问那起车祸案是你去处理的吗？”
杨“技安”是一个40岁左右的高大汉子，看样子应该是在部队服过役，举手投足还保持着当兵时的习惯，坐得笔挺，双手在不写字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放在自己的双膝上。他有些局促地回答：“是，是我处理的。”说到这里他咽了咽口水眼睛探究似的望着刘宏超：“不过，我是晚上差不多8点钟才去的那个医院。”
刘宏超不解地问：“中午不到12点发生车祸，你为什么晚上8点才去医院呢？你们车队离车祸现场最多也不过5公里路，到医院也不过6…7公里路。”
“哎，你不晓得，我们车队经常都在发生车祸，有时候一天几起，那天就发生了两起车祸，。那天我先是到另一个医院看望几个受伤的伤员，忙完了才赶到某某医院，到了都已经8点过了，天早都黑了。”
“那你去时看没看见那个老农民？”
“没有看见，只是看见那个肇事司机在到处找人。我当时还骂了那个司机几句，我骂他咋个连个伤员都看不住。我还帮他找了几圈，但是都没有找到。后来在差不多9点钟时我就回去睡觉了。我走时那个司机还在找。不晓得他是好久走的。”
刘宏超又问：“肇事司机在交警的笔录上说‘当时他身上只有20来块钱，不够要急救车的钱，所以就到医院门口去找三轮车准备将伤员拉到某某医院去。’你们车队难道不能在医院挂账吗？”
杨“技安”听后很诧异：“他龟儿子胡说八道。司机们都晓得我们车队跟医院，就是接诊老农民的医院有合同关系，可以挂账。而且他龟儿子在中午出事后给我打电话时我还告诉了他我们车队的账号。他龟儿子咋个这样子说呢？”
“后来的情况呢？”刘宏超看着有些激动的杨“技安”继续问道。
杨“技安”还是坐得笔挺的，双手仍然还是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回忆道：“两天后我们，哦，不好意思，我不会开车，我就喊那个肇事司机开了一辆小车和我一起到那个老农民的家里去。哦，我们是根据那个老农民身上带的驾驶证知道他的住址的，他的驾驶证在出事的时候交警就从他的身上搜出来了。我们想会不会他已经从医院跑回来了。我们在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老农民的妻子，当时她正在小河边洗衣服。”
“后来呢？”
“后来，后来。后来肇事司机问‘你家男人出车祸受伤了你晓得不？’那个女人一听就呆住了，好一会儿才哭出声来。这时我们才晓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车祸的事情，自然，老农民也肯定没有回家。”
杨“技安”接着又对刘宏超说：“我们车队是一个大型的国有客车队，每年都会发生若干次道路交通事故，我们经常与交警打交道，与他们都熟得很。其实，我们的司机都清楚，出了交通事故都是由组织上出面解决，赔偿也是由单位给，他们个人只是按队里的规定扣一些工资和奖金，当然也可能会下车待岗。”
“那个肇事司机实际上待岗了没有呢？”
“哦，没有，他的事故处理一直都没有出来，所以队上也不好对他进行处理。”
“那也就是说，肇事司机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了？”
“也可以这样说。”
42。…第四十一章
听杨“技安”说到这儿，刘宏超恍然大悟了，他的调查到这儿实际上已经将8年前的那一个十分蹊跷的交通肇事后伤员的失踪案揭开了小小的一角。如果有调查权的有关部门再顺着这些线索调查下去，老农民的失踪案一定会真相大白。刘宏超怀着满心的喜悦告别了杨“技安”，他把他的调查结果详细的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向有关机关和部门报告。
刘宏超在报告中这样写道：1、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客车司机，当红灯亮时他的违章左转弯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老农民的伤情非常严重，据医生诊断老农民是头部受撞击伤，颅底骨折，蛛网膜下腔积血等严重的脑外伤，这种脑外伤很可能造成伤员突然死亡，就算是伤员当时已经清醒了，正确的做法但也应该是留院观察48小时以上，而不是转院，还不要说是舍近求远的转到一个医疗条件比较差的医院去；3、招生司机明知就诊医院是自己车队的合同医院，并且也知道单位的账号，也就是说把伤员送到接诊医院来根本就不用交现钱，但肇事司机还以自己身上钱不够叫救护车为由去叫人力三轮车，这显然是谎话；4、由肇事司机开车和本车队的“技安”两人去“通知”老农民的家属显然不合情理，因为如果真的是老农民自己跑回了家，那么他是见过肇事司机本人的（肇事司机自称老农民在医院已清醒，他还买了包子给老农民吃），老农民当然知道致自己受伤的人就是来人之一，难道肇事司机就不怕村民们报复他吗？从肇事司机不怕被别人认出来就可以推断他知道老农民一定不在家；5、肇事司机在见到老农民之妻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某某吗？你家男人出车祸受伤了你晓得不？”也反映出肇事司机是明知老农民不在家的，理由是，一般像这种情况应该问“某某某是不是在家里？他的伤好些没有？”如果真的是老农民从医院跑了，老农民的家离医院最多不过6…7公里路，交通也十分方便，那么跑回家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肇事司机不问某某某是不是在家而问某某某受伤了你知道不。显然心中有鬼。
刘宏超写好报告后向有关单位递交了上去，他满以为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这件已经拖了8年的陈年积案很快就会解决。但刘宏超太天真了，他对那些机关和机关里面的人抱有太多的幻想，他实际上也并不熟悉那些机关里的办事程序或者不如说是办事的潜规则了。在又等了很久以后，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到他最先递上《控告状》的公安局去询问有没有什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警官这样对他说：“你们的《控告状》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个人也对这件事情感到十分蹊跷，觉得可疑。但是现在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证明那个肇事司机犯了罪，也没有证据证明那个老农民是死了还是失踪了，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们就不能立案。”警官停了一会儿，看着失望的刘宏超又说：“除非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老农民的死尸，而且证明他是死于他杀。”
看来，走刑事是走不通了。刘宏超心想，如果真的一定要有死尸出现并且还要证明是他杀公安局才立案的话，那么全国每年不知有多少类似的案子公安局不管，不知有多少冤魂得不到昭雪。为什么不能先对案子里的一些可疑情况先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没有什么问题就不再继续调查下去，如果在调查中发现了问题，岂不是皆大欢喜？这样既可以让那些潜在的犯罪份子得到应有的惩罚并告慰受害一方的人们，也可以还那些背着别人怀疑的黑锅整天不得安宁的人以清白，化解许多的矛盾，让社会更和谐。有什么不好？这样利国利民的在他们这些强力机关来说事举手之劳的好事为什么不去做？刘宏超实在是想不通。
然而，让刘宏超更加大跌眼镜的是后来他多次在那些机关碰壁以后。有一天，老农民家原来的那个律师请刘宏超一同到市政法委去找市政法委书记反映这个问题。那位律师掩饰不住兴奋说：“老刘啊，这次我们去反映应该会是有结果了。这个政法委书记我认得到，他原来是我们一个地方的人，我很熟悉他。”
听了那位律师这样一说，刘宏超本已对这个案子快要熄灭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赶快收拾起材料就赶去与那位律师会面。
那是一个闷热的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上一切，街道上的行人很少，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也尽量躲在街道两旁的树荫下前行。市委大院里也是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吱吱地叫着，听着知了的叫声，被火辣辣的阳光炙烤着，让人有了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靠北头的一间从外表看并不起眼房间里，这栋大楼还是1950年代修建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大楼的外表已经有些显得有些陈旧，有些不那么时髦了，但是办公室经过了多次的装修还是很现代化的，老式的木地板保养得很好，才打过蜡的地板显得亮晃晃的，让人走在上面不由得放轻了脚步，生怕踩脏了地板，更怕被地板滑倒。政法委书记办公室的冷气开得很足，刘宏超他们从外面的骄阳下进到办公室时还不禁打了一股冷战。书记的办公室并不大，最多只有20来平方米，室内除了书记的大办公桌以外就只有两个双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不过书记办公桌背后的墙壁全部被一个大书架遮住了，大书架里满满当当的全是书，不过这些书都很新，说不定这些书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来也没有被人翻过的。书记只有40多岁，个儿不高，留着一头寸发，不胖不瘦的，显得很精神。政法委书记还是比较热情，见了他的这个同乡后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且还一人给泡上一杯茶。寒暄完后，书记的同乡就拿出材料详细向书记汇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