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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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在北平的复兴社内部神秘地进行特务活动的同时，还在南面的河南，在极端活跃的蓝衣社组织内，逐渐地建立了自己水泄不通的情报网。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长刘峙的支持，刘曾是黄埔的一位教官，而且是得到蒋介石最高奖赏的将军之一。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复兴社在河南
因受刘峙的鼓励，复兴社得以在河南发展极为广泛的网络，它扩散到省里每一所学校和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中。每一个政府机构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官员，军队中的许多中级军官，大中小学校的大部分师生以及相当一部分地方武术团体的领头和帮会的头子们，都被蓝衣社吸收入复兴社或者它的前沿组织内。许多小职员、学校教师和公职人员都认为，不加入复兴社，便得不到晋升，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为复兴社成员，就会丢掉在政府工作的饭碗。
除了省长的支持以外，蓝衣社还得到河南省政府自1930年以来一直任参议的艾经武的赞同。艾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口号深信不疑。当复兴社于1932年在河南建立分社时，其书记助理陈祺说服了艾经武入社，说这不是一个宗派集团，而是来自于黄埔毕业生、由蒋介石亲信们组成的核心组织。艾不喜欢组织团体，因为它与“一党”论相悖，但他确信复兴社是由动机纯正、严守纪律的人组成的，他们有可能“拯救”国民党。于是他打消了疑虑，宣誓入社。后来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革命同志会”。
复兴社的省总部开始设在开封，它与中央军校校友调查处及河南省保安部的谍报股调查处通讯社一起，安置在东华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后来，两个单位共同以“通讯社”作为掩护。
复兴社书记冯剑飞，同时也是保安部的头子。每个县和镇里都设有复兴社的支社和小组，它们无权横向地与其他支社或小组联系，各社组的人员也不能打听其他成员的情况，他们必须填写自己的“履历表”并宣誓保守组织秘密。他们被告知，一旦成为社员，蒋介石本人为他们写下了生死状：“入社则生，出社则死。”
有两个人协助了复兴社对教育机构的渗透：王公度和贾贯三，他们两人都是省教育厅的负责人。许多大中学校参加复兴社的师生都调查过本学术单位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或者CC派分子列入“黑名单”。
蓝衣社还广泛渗入到县级政府机构。几乎所有的保安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复兴社成员，而且约有一半的河南县级专员也都是复兴社的人。1936年中当各省推选人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河南省在省长李培基监督下建立了一个“监察事务所”，专门监视推选情况。复兴社通讯社接到命令，要他们尽量左右选举。当时的通讯社社长是参议艾经武，他也是《河南晚报》的编辑。他和其他复兴社的人利用通讯社的权威，命令支部和小组集中全力让与他们有共同思想的人当选代表。同时，复兴社的成员接到命令，让他们到“训练所”当教员。“训练所”是专门为训练由农村“联保”和“乡”送来的学生，使他们成为保长或学校校长这类地方管理人员而设立的。一旦这些最低一级的行政干部进入训练学校，他们便要么成为复兴社成员，要么被邀请加入“忠义救国会”，该会是戴笠的特务处在1935年建立的前沿组织。
南京命令河南为吸收“社会下层人物”，包括“国术界”和青红帮的头面人物而在省里成立“忠义救国会”。这些“土豪劣绅”和流氓分子被带到蓝衣社最厉害的领导人之一萧洒的手下。萧洒在1935年建立了一个由军界人士、国民党分子、工人和农民以及地方帮匪分子组成的网络，他们都汇集在东华门的办公室，那里成了准军事化的忠义救国会的一个半公开的“匪穴”。
萧洒是河南本地人，黄埔一期班毕业生，省保安处处长助理。1934年他被任命为复兴社在开封省部的书记。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他的助理书记陈祺的帮助下，萧洒把复兴社变成了一个恐怖工具。省总部在通讯社处占据了两个很大的内院，与残忍的吴赓恕领导的特务站合并在一起。吴赓恕杀人成性，能干出最野蛮凶残的行径。当陈祺扩充“忠义救国会”的人员，并把它变成特务站的一个卫队时，吴赓恕接到了复兴社传递给他的信息，要他秘密地逮捕有“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并把他们关押在他的办公室，然后将他们日夜折磨至死。
这种情况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作为复兴社吸收对象的师生们拒绝与蓝衣社有任何关系。复兴社本应是主要来自教师和职员的效忠蒋介石的人，现在却呈现出大批“忠义救国会”流氓加入特务组织的特色，这些人之所以入社，是因为能有机会利用东华门的名声而作威作福。这些“无赖”们会在开封城里进入饭馆和商店，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然后分文不付，只说：“我是东华门的！”不仅下级军事单位害怕拒绝他们，这些流氓甚至还敢在特务的办公机关和县政府官员那儿惹麻烦。萧洒和陈祺经常替“忠义救国会”的人写介绍信给当地有复兴社背景的政府专员们。这些专员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怕受残害。到了1936年，河南的复兴社已经与这类流氓毫无二致，老百姓已经无法区分是复兴社的活动，还是吴赓恕特务站的暴行了。
CC派的人毫不迟疑地利用开封的这种混乱局势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引起他对那里的注意。蒋非常愤怒。他立刻命令特务处罢了吴赓恕的官，并命令复兴社撤销了萧洒的开封书记职务。戴笠最受信任的人员之一刘艺舟被派到了河南全权接管特务站，并把特务站从“土劣”及其支持者们势力强大的开封迁到郑州，从而使特务站能够有效地排除地方利益而受制于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中央控制。
与此同时，特务站同还在开封的复兴社省总部分离开来。当接替萧洒的萧作霖上任时，他发现自己受到特务站站长刘艺舟的冷遇：刘竟然连续三个月不见他。当他们总算见了面时，刘对萧居高临下，极其傲慢。而且，尽管特务站在郑州的机关就在复兴社开封分社的对面，但它们互不来往。作为特务站站长，刘本人也是复兴社“干事会”的成员，但他极少参加会议，偶然参加时，也从来不提特务活动。而对复兴社来说，每当小组或支部递送政治情报，这情报不会交到特务站那里，而是直接送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然后转交给戴笠下面的特务处。
在当地，复兴社在政治逮捕和搜查方面被有意蒙在鼓里。如，1936年，一名中学教师神秘地失踪了。因为他是复兴社成员，所以该社的地方代表询问特务站是否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他们说特务站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个教师被释放后，复兴社才了解到刘艺舟的人把他当做共产党嫌疑分子抓了起来。不仅特务站吸收来的学生和其他受他们资助的人停止了参加复兴社的会议，特务站甚至在复兴社开封支社里也有他们的潜伏人员，专门向刘艺舟和他的同伙汇报萧作霖及其副手们的情况。复兴社与特务处的分裂虽然在别处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张，时间一长，这两个组织的分歧则越来越明显。1933…1935年间，戴笠秘密特务中绝大部分的基层人员都愿意参加复兴社的活动。但一旦加入后，戴笠的特务就开始组织只有特务处人员参加的支部。例如，沈醉和他的一些“组长”们，包括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黄加持和杨华波，当时在复兴社内部组成了自己的小组。每次开会，他们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汇报其情报工作的细节，完全无视复兴社总部关于以该社名义进行特务活动的命令。不久以后，这些秘密特务索性不在复兴社支部开会了。在名存实亡的“革命同志会”里他们也同样如此。
活动的分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复兴社普通人员隐瞒特务活动，也是湖北蓝衣社的典型做法。当萧作霖在1935年任蓝衣社湖北分社书记时，特务处的头子周伟龙和他下面的任何人员都从来不向他汇报任何情况，他惟一知道的关于特务处的消息是周的私人住址。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特务处要进行自我保护，以不受蓝衣社的大型组织复兴社的涣散、好争爱斗和低效率的组织质量的影响。
特务处的组织纪律较之复兴社的一般组织严密得多，对所属一切人员有掌握控制的绝对权力，它的所有各级人员又都是有职有薪的职业特务，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许有什么纠纷，而对外却要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特务处上海站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对比。在王新衡当站长的时期，他明确地表明从不参加复兴社的任何活动，那里勾心斗角一团糟。
总而言之，特务处得对上海复兴社特别注意，因为在复兴社内部的领导刘炳藜和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之间的争斗如此激烈，以至于每人都在阴谋暗杀对方。这些阴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密令上海特务站进行秘密调查。复兴社的中央总部派了徐进到戴笠那儿，戴笠便任命他到上海站给吴乃宪当书记。吴是上海区区长，他再三叮嘱徐，千万不能将调查情况泄露给复兴社的其他成员，否则会引起某些上层人物极大的不满。徐进答应了，于是这些事情一直保密到复兴社在CC派的攻击下投降为止。
与此同时，在河南的特务站力图在没有“土豪劣绅”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运作，那些人在戴笠将其人马从省复兴社分离出来之前，给秘密警察带来了极坏的名声。但萧洒及其同伙们并未销声匿迹。当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复兴社像《水浒》里描述的那样，“揭竿而起”。开封向省内各地的支部发出命令：动员地方上的帮匪和实力要人。不出所料，使河南闻名天下的土匪头目们开始计划集聚起来，形成一个抗日同盟。他们在郑州举行了一个大会，会上充满了高老末和赵天清这类名声赫赫的大土匪。尽管国民党参议艾经武退出了会议，认为政府简直是在为这些不法分子的捣乱开绿灯，但这些匪首们还是组织起了28个游击纵队，由臭名昭著的萧洒领导。果然不出艾参议所料，这帮游击分子在紧接着的几个月里在郑州又赌又嫖，直到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他们并押送到武汉为止。但已为时过晚：河南和湖北本是复兴社在招生和组织方面比较成功的地区，但后来蓝衣社却被弄得声名狼藉，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地痞流氓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特务处的恐怖活动有关。尽管戴笠和手下人竭力对省里的土劣们保密，不向其透露他们相对专业而且比较规矩的警察活动，但这也无助于改变公众对他们的印象。
蒋介石后来对蓝衣社在各省建立独立的蓝衣运动的失败并未感到沮丧。因为他对贺衷寒这些人企图用复兴社作为政治武器来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做法，总感到可疑。贺衷寒已经有他自己的湖南圈的支持者，但通过对蓝衣社政训系统的控制，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确保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因为贺衷寒先是投靠了陈诚，后来又追随胡宗南，他便以为自己有了全面的支持，而有资格作为整个黄埔圈的代表说话。但蒋介石不喜欢看到任何一个个人冒出头来，尤其是借口代表蓝衣社和黄埔军校毕业生总体来反对他的领导。于是，他始终如一地利用复兴社的其他领导人，如酆悌、康泽和戴笠，来防止贺衷寒在党内“法西斯”派里垄断意识形态权威而成为二号人物。
当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时，贺衷寒已经彻底失宠了。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贺衷寒坚决支持何应钦的领导，并成为“讨逆”运动、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为，若蒋介石一旦被释放，那他贺衷寒便有发动“勤王”之功，会得蒋介石之宠；若蒋被处死，他又可以成为拥戴何应钦的继位元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他自己会涉嫌阴谋篡权。他的野心一旦暴露，除了辞去复兴社头目的职位以外，别无选择。蒋介石立刻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强迫他成为“幕外人物”，直到1942年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贺衷寒的原职复兴社总书记，被蒋介石任命的刘健群担任，但很快又由康泽接替了。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复兴社的解散
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复兴社不得不被解散。蒋介石于1938年4月下令将其解散。同年8月，第一处被秘密命名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第二处（即复兴社的特务处），改为“军事委员会统计局”或“军统”，它名义上听命于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但实际上由戴笠领导。
表面上，复兴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了。除了一小组蓝衣社人员整体从新组织撤出来以外，大多数前复兴社的骨干们成了三青团成员。地方的复兴社分社成了“支团”，新牌子取代了旧的，而原来的分社“书记”改成了“支团干事长”。康泽现在成了三青团的“组织处”处长，而政训处则附属政治部。
萧作霖认为，这些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复兴社的人事仍旧由蒋介石本人一手控制。当然，蓝衣社在40年代以军统特务别动队的骨干形式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上海，那里有戴笠和他的同伙在30年代特务站建立的组织基础。但对复兴社本身来讲，这种名义上的改变对它的组织体制则是本质性的，因为这些变化夺走了复兴社的秘密权力。1941年，当康泽和萧作霖同在重庆，在三青团的资助下领导针对青年和军事干部的“特别训练班”时，康对萧说，三青团与原来的复兴社活动相比水平差远了。康泽说，因为秘密组织比公开的权力更大，它更能发挥作用。他总结说，如果复兴社继续存在的话，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会远比现在有效。他当然还可以说，复兴社比起戴笠的前二处最隐蔽最秘密的活动来说，只有一步之差，它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
但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一旦集体性强的复兴社在塘沽协定和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压力下被解散，它便为一个个人秘密计划彻底打开了通道。即，当蒋介石抛弃了黄埔集体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戴笠便得以放开手，在委员长的羽翼下建立起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人的，甚至几乎是自己的秘密特务活动。除一人以外，蒋对他黄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为法西斯宣传家和警察头子的党羽感到的失望，最终这个黑暗压抑的世界落入了他的“犬马”——戴笠之手。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上海站初期
直到抗战时期，上海一直是戴笠特工活动的主要地区。甚至早在特务处从复兴社内部成立之前，戴笠就已经派遣了特工核心组——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去上海城市的各个部门进行特工活动。1932年4月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向戴笠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除异己，这使上海更加成为戴笠的重点。他们利用城里的国际租界作为活动天堂和避风港。
最初上海站的站长是翁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