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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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
戴笠勉励他的特务们采取一种强调个人能动性的哲学：“要具有死的意志，干的决心！”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他们在同时又被告知，要被动地即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情报人员不得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应当把领袖的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
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特别重要。它包括了不同的传统观念。一方面，蒋介石的弟子们、前黄埔军校毕业生，对他们的校长保持了崇敬之心。但这种忠诚超越了孔学范围，它要求总司令的追随者们抛弃自我。蒋介石对弟子们的要求结合了19世纪末曾国藩“强健孔教”那样的狂热的忠诚，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蒋把自己树为这种约束的榜样，其信徒必须自觉地效法领袖严格的自我控制和永恒奉献的高标准。他们得在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在完全献身于领袖的过程中，通过领袖本人对他们的赞许，直接地、逐个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对干部们作的“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话中，把这种对“领袖的信仰”与国际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一切事情要他领袖来最后决定，我们现在就要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个人，除这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一切的权力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我们哪一天入了这个革命的团体，亦就自哪一天起将我自己的一切权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给团体交给领袖了！绝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大家回去要拿这个意思切实告诉一般同志：现在革命不能如从前一样散漫，第一就是要问你有这个对领袖绝对的信仰没有？能不能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领袖？既做了这个革命团体的一分子，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然后我们这个团体和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一方面党员要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领袖，另一方面领袖不仅对于革命和整个团体要负责任，就是对各个党员所有一切的事情，也要负责任。不仅对党员本身的事情要负责任，就是对党员的家庭的事情，也都要负责任。不仅是对党员生前的职责要负责任，而对于他身后的一切善后抚恤，尤其要负责任。总之，只要你真能信仰领袖，尽忠团体，努力革命职务，其他所有公私一切，都会由领袖来负责，团体来负责！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再也不要患得患失，恋家惜眷，愁穷叹苦，或是怕自己牺牲了以后，家眷儿女没有人照顾，身后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办理。总之，党员个人的一切，无论他生前与死后，自有团体和领袖来为他负责，自己不要再为自己个人来打算，要完全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为领袖而努力！
这便是当初使这批忠实的追随者们进入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目的，对于后来并入戴笠的军统当中的特工部门来说，这是个必须永生铭记的信条。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家规
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戴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组织是个“大家庭”，强调模范团体精神的重要性。他表示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在特务处1935年1月初于杭州西湖畔召开的一个集体讨论会上，虽然采纳了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戴笠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秘密特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仁”和“义”、“忠”和“孝”的概念上。“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
戴笠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家长，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传统家长身份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戴笠是以一种贵族主人的过于殷勤来对待他门庭中的“贵客”的。戴笠经常引用古语“士可杀，不可辱”，尽量对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就是所有从特训班出来的人）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
对违反他规定的人，戴笠以三种形式给予惩罚：口头警告、禁闭、由行刑队枪毙。尽管他讲究礼仪，但他是个极易发怒而尖刻的人，这也许是他故作谦恭的姿态和本能的意志之间的不协调所致。他经常发脾气，发起来便会破口大骂，斥责他的部下破坏了他的“家规”。这些规定代表了家长对他的家人发布的指导个人言行的命令，包括禁止赌博和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据奥利佛·卡维尔（Oliver Caldwell）说：
常奇怪的是，戴笠对部下受女人影响感到嫉妒。他自己的组织里有女人，她们既是秘密特务，同时也照顾他的部下生理上的需要，但他强烈反对婚姻或永久结合。
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此禁止军统的男女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在局内或局外结婚。
为了执行他的规定，戴笠在特务处内部设立了一套复杂的监视系统。大量的人员被分到柯建安领导的督察室下的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有重复性。这个指挥连锁系统显然直通戴笠本人。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不管报告人的级别如何。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便会遭到斥责，然后接下来便经常是在戴笠的监狱或集中营里关禁闭。关押的时间不限，尽管戴笠对“绅士”们非常礼貌，但没有人、哪怕是他组织里级别最高的人，能够逃脱惩罚。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军统的监狱系统
对戴笠的监狱和集中营值得研究一番。
蒋的将士们解除了新四军的武装并将他们逮捕投入了集中营（叫做劳动营）。有一段时间，不光是戴笠（他被讥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正规”秘密警察，而且连国民党的警察都在抓人。据说集中营有十几处，它们不仅用来囚禁共产党员和企图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学生，而且还关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党派”的代表，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批评了政府的人。
这些监狱是“塞满了受过刑法而奄奄一息的男女的囚笼，这些人有的在里面多年，而且本应根据1937年统一战线的规定予以释放的”。后来陈立夫对一个采访者说：
有多少被捕嫌疑分子被送到那些机构去？大多数。我认为结果怎么样？很好。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昏了头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就出不去。共产党员使用各种手段：金钱、女人，来拽人“当新成员”。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暂时昏了头，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从我与你的对话中。共青团？不见得。我看到过许多左翼青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结论。其他审问过嫌疑犯的同事们也这么看，如张道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改造机构。这些是中国机构——苏联人不会使用它们。他们的政策是要么用要么杀。
最凶险的监狱包括狱长何辑生管理的益阳监狱、周养浩狱长的息烽监狱、福建建瓯由曹飞鸿看管的“东南看守所”和西安蒋坚忍的“东北青年劳动营”。
东北青年劳动营是根据总司令1940年2月1日的命令设立的（见附录1）。它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战争干部培训军第四团的特训纵队的编制。特训纵队的队长是萧作霖，后来被蒋坚忍将军取代，蒋被命名为集中营的“教育长”。有300多个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地方政府、第三十四军和山西国民党机构逮捕，被列入三个“大队”。他们每两周一次的政训课意在驳斥共产党在延安抗大宣传的观点。接下来的三年里，劳动营持续扩展了各种功能。1944年它被组建成西北青训纵队，但仍在胡宗南的总体领导下。
集中营的确存在。除了对付政治上任性的青年以外，它们还是戴笠内部惩罚制度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早在特务处创立初期（上海特务站开始扩充的时候）就开始了。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和不听话的部下，戴笠在南京一个连他的高级特务都不知道的秘密地点设立了特别监狱。上海的犯人被送到火车站，他们不带手铐，但脸的下半部被用棉纱口罩遮起来，而且戴上墨镜。他们几乎全部受到酷刑，有的甚至终身致残。
通常，被捕者的一只鞋里会被布满钉子，使他们靠着负责押送的两个特务之中的一个踉跄着走路。他们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里坐进夜班车，然后在开车时被塞进没有厕所的卧车车厢里。到南京的一路军统押送人员都十分紧张，因为连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自己是否会被送去坐牢。一旦到达地点，便与秘密警察在车站外碰头，交接他们押送的犯人，然后，要是他们走运的话，就可以离开了。而许多倒霉的军统特务则恰恰是在他们把犯人交给军统接收委员会的时候自己也被捕了，然后他们在戴笠的监狱系统里待上多年，如果他们想最终出狱的话，他们被命令在监狱里收集政治犯的情况。
像周伟龙、余乐醒或谢力公这样的军统高级骨干起码被关过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干的特务，如许忠午、楼兆蠡等甚至被关过八次监狱。只要戴笠乐意，他可以随时给予第三种制裁。戴笠可以任意对人判处死刑。戴笠本人可能也面对这种危险。他的领袖以杀人成性著名，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曾悄悄传说“他喜欢杀人”。如1941年，在军统被处死的几百人中，有30多人是因为违反了军统纪律而被处死的。
不过必须理解，戴笠的惩罚并非胡来。
在他自己的组织（说到底这个组织是由一批野心勃勃和难以驾驭的冒险者组成的）内部，犯错误的人知道会受纪律处罚。他们显然明白自己的错误或违纪行为和戴笠制裁的关系。事实上，他们知道这是由蒋介石亲自监督的内部纪律惩罚制度的一部分，但这个制度从头到尾都由戴笠个人执行。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就是例子之一。像行动组其他有经验的枪手一样，王也是河南人，但他家住在北平，他在那里也有一处住宅。1934年王为局里的事去张家口，所以当北平发生“惊人”的谋杀案，并被认为是天津站的特务干的时候，他并不在。后来在北平侦缉队宣布破案后，关于此事的新闻风波才平息下来，但谋杀案的真相细节对公众来说则是个谜。
在北平还被这个案子的新闻搞得晕头转向时，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收到了戴笠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让他为这个特务头子在北平租一个旅馆房间，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戴笠到达的当晚，两个人从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买了外卖的食品带到戴将军的房间晚餐。在晚餐时随便谈了谈后，戴笠便详细询问了陈恭澍关于王天木的情况，那时王还在张家口。当陈准备走的时候，戴笠说：“我在这儿等着天木从张家口回来。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谈谈。我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会打电话通知你的。”次日王天木从张家口回来了，当晚戴笠通知陈他准备回南京。陈到火车站去送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已把王天木逮起来了。
这之后王天木没有回到他在天津的职位上。相反，王子襄被指名取代王天木站长的职位。一个月后，戴笠电报命令北平站“护送”天津站书记、王天木的前助理，回南京结案。这样，天津站行动组就解散了，其他外勤特务要么辞职，要么受到处罚。
戴笠向蒋介石写了个关于这一案件的特别报告。据戴笠的私人秘书毛万里说，整个报告只有几百字长。但戴笠为此整整花了一个夜晚，从傍晚到天亮，一笔一画地写这个报告。戴笠扼要地叙述了这个事件，含蓄地指责前天津站站长，然后列出了王天木以前的功绩与成就，最后向蒋建议三点：一，死刑；二，终身监禁；三，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蒋采用了第二个建议。王天木于是被监禁在老虎桥供特务处使用的“丙地”军事监狱。“丙地”专门关押长刑期犯人，王天木在那里一直关到沦陷时戴笠才把他放出来，派他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戴笠的秘密警察工作实际上是终身性的。你一旦成了特务处或者是后来的军统局的成员便再也不会被解职，也不能辞职。谁要是向戴笠请求允许退休便会冒受长期监禁的危险。
特务们相互说：“我们组织里的同志，只有活的进来，睡在棺材里出去。”
第十六章 裙带礼仪
戴笠为了维持“纪律”而下令杀死的秘密特务男男女女几乎达两千人，可是他们在死后却令人哭笑不得地被追认为“烈士戴笠认为如此被处决的军统特务“用他们的生命维持了集体纪律的尊严和完整”，他们为军统“家庭传统”永恒的纯洁而死他给这些被杀者的家庭及其孤儿寡母一样的生活费、学费及其他费用。而这也是国民党干部家属待遇的一部分，它是蒋介石在1933年福州一次悼念“剿共”阵亡者仪式的讲话中立下的。戴笠当了军统局的正头儿后，每年都要在军统总部召开10天的“四一大会”，由全局内部特务参加，纪念特务处成立周年并悼念死去的特务。会议召开之前，他会向各省市的军统机关“负责人”发出秘密邀请。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代表他们的机关，到达后被庄严地引入大礼堂，在那里等待最重要的悼念者——蒋介石本人。
随着年代的推移，“四一大会”变得越来越讲究，仪式也越来越复杂。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后，建起了一个“烈士灵堂”，参加10天纪念日的人会在礼堂里看到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戴笠（左）正在给特务们训话碧血千秋，浩气长存 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由蒋介石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难者（死于工作）和殉职者（病故）及殉法者（因违法而受到制裁）哀悼。祭奠仪式后，蒋介石向在场的高级特务巡视一周。他离去后，与会者会捐以钱物和衣服等表示慰问。然后由戴笠主持会议，向到会人员讲话，宣讲军统成立的过程，讲述最高领袖对他们如何关怀。
戴笠讲话完毕后，400多桌的宴会便开始，上的菜都是戴笠亲自挑选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为蒋介石的健康，其次是为戴笠的健康，然后是祝全体人员身体健康。最后，戴笠让值星官叫声“开动”！特务们才坐下开始会餐。宴会上还有文艺节目，由军统自己组织的剧团表演。庆祝会要持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庆祝要到深夜后才散场。第二天休息一天后晚上仍有宴会。第三天休息，晚上在军统办事处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