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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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庄之间有潺潺流水相连。
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
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 “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
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这三个平行的山谷中以最南面的为最大。那里有戴笠的一些住所，它们是峡谷上面山坡松树林中的地中海式别墅。旁边是军统特务训练营。中间的盆地驻扎了美国人，他们有自己干净的食堂、西式的厕所设备（梅乐斯带了一个马桶到这片山丘，让人在当地的一个陶瓷厂仿造）、礼堂和舞厅，戴笠在那里举行由“漂亮而衣着时髦的中国女郎”主持的宴会。最后，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这就是在《红岩》里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
在戴笠看来，中美合作所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按美国执法机构的模式对蒋介石的特工（尤其是对“刑事警察干部”）进行训练。这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将使戴笠组成他自己的调查单位，从而与陈立夫中央统计局的“中国FBI”抗衡。梅乐斯意识到，在这位中国将军的眼里，这便是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训练游击队项目中最重要的交换物。
戴将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而不惜一切代价。针对他的这种最真挚的愿望，我们开始“试行”FBI学校的模式。于是查理·强斯敦（Charlie Johnston）少校和4个精心挑选出来的专家带着大量的设备、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法到达了。
强斯敦（在文职生活中他是一个FBI特工人员，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律参赞）携带的专家小组后来扩展到了2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FBI特工人员、财政部的毒品稽查官、纽约市警察的排弹专家、火灾调查员、州警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区检察官。这些“摧毁和保卫”的专家们奉命采用最新技术和手段（武器、测谎器、警犬、镣铐、喷妥撒、弹道学等），在监视、审讯和情报分析方面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务。
后来梅乐斯坦白地承认，在歌乐山“我们从来无法把警察活动与游击活动区分开来。”我们的理论是，尽量训练一些人来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既然戴笠在30年代初建立了一所警察学校，五年来一直主管这所学校，而且从理论上说，中国所有沦陷区的警察都归他指挥，所以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于是我们在重庆组织了一个班，并把沦陷区各地的警察局长召到此地，给他们开办类似的课程。
对于训练秘密警察，他的理由是，一旦他们回到沦陷区充当傀儡警察的头目，会在拯救成百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不然这些美国飞行员就会落到敌人手里。
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前，这种解释都无法平息这样的抨击，即，梅乐斯和海军情报局用中美合作所来训练戴笠镇压异己的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目击了对犯人的刑讯逼供。美国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都反对在中美合作所里组成一个“FBI的学校”来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因为这像是“戴笠赤裸裸地要确保美方对国民党的内部政治压制的支持”。作为对这些抨击的回答，邓诺文将军通过梅泽上校命令梅乐斯把训练班“警察班”的名字改为“反间谍班”，并指示：“这个班的作用应当尽可能地针对反对敌人的活动。”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魏德迈的担忧
魏德迈（Wedemeyer）在接替了约瑟夫·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美国司令后，对第九班的秘密警察训练项目特别感到忧虑。在与戴笠的一次紧张的会面中，魏德迈告诉戴笠，他对“把美国的人力和设备用在政治组织上”非常关注。
戴笠回答说，全国军事委员会下的军事统计局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的中央统计局不同：后者主要涉及国内政治安全，而前者则从事战时秘密活动。戴笠说，为此，中美合作所的所有资产都用在了抗日上，除了对“在海军组领导下被称为第九训练班”的间接使用以外。
但魏德迈强硬地坚持：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在中国战区里的任何美方人员或军事设备用于政治组织”。
魏德迈和他的人员还对戴笠关于军统致力于军事目标的说法提出质疑。当代表魏德迈的G…2的海军中校阿格纽（Agnew）问“杀害叛徒是政治还是军事性质”时，戴将军说，那是军事性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抗日行动；但魏德迈不以为然：“这恐怕是政治性的，除非能把对待日本和共产党之间截然区分开。”
换句话说，除非戴笠能够证明，被军统杀手谋害的共产党人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然这种恐怖主义行动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被用来对付蒋的内部敌人。在这方面，魏德迈更加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美国人卷入任何杀害或惩罚中国人”的行动。而戴笠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美国人会被要求那么做；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来做。”
他们的确训练了那些人，尽管梅乐斯知道国务院对此表示反对。事实上，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不仅继续培养毕业生，而且根据联合协议第十七条的规定，美国海军还同意为40个由戴笠精心挑选出来的军统学生到美国深造，并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和学费。无需赘述，这项计划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开始执行。
美国特别行动官员为了在收集情报方面训练警察，而到头来却被指控为同右翼独裁政权相勾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合作所训练戴笠秘密特工的项目使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努力成为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既然戴笠的许多职责中也包括蒋的军事情报头子，与他进行部分的技术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合作所似乎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戴笠很快毫无顾忌地利用空运到歌乐山的美国武器来与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游击队作战。而梅乐斯的人则企图为戴笠的政治名声涂脂抹粉。”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中美合作所
二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退伍军人——“稻田海军”的“老虎们”——以中国游击队
教官为荣，他们作为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客人到台湾，去纪念他们的“后方公爵和永久的船长”密尔顿·梅乐斯与“大老板戴笠”的亲密关系。大多数人对这个机构的黑暗历史似乎一无所知，然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进步记者的笔下，以及在朝鲜战争时这段历史被反复宣传提及。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在50年代的中国漫画中被描绘成一个外国魔鬼那样，中美合作所在当地的训练点被形容成美国对中国的入侵地，那里的人是强奸中国妇女和屠杀中国最优秀最开明的进步人士的野蛮动物。
离西安附近的胡县城东北处几英里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它由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和美国人联合主办。自1945年以来，在西安被捕的爱国者们被蒙上眼睛或装在大麻袋里带到此地。农民们清楚地记得那些受刑的爱国者们撕裂人心的叫喊声。这个地方一直被荷枪实弹地守卫着。没人敢走近它。县城解放后人们发现所有的囚犯都被国民党特务冷酷地杀害了并留下了成堆的尸骨。
最声名狼藉的地点是歌乐山，后来共产党在那里建了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堆积了94具尸体的坑，尸体上带有美国马塞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制造的镣铐。
据歌乐山的导游说，在歌乐山对进步人士进行“审判”时，梅乐斯在审判席上坐在戴笠的旁边——判决有时是建立在美国人逼出来的供词上的，这些美国人对受审的犯人用测谎器，或用喷妥撒注射进血管，使犯人失去控制力而说真话。这个带20间房屋的公馆，据说曾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主要的审讯中心设在白公馆后面的一连串山洞里（里面据说有一个镪水池）。
据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6个幸存者之一说，白公馆是一个阎王殿，不幸的囚犯们在这地狱里“经受了48种刑法的7种”。
岩洞本身被形容为一个“渣滓洞”，它本来是个煤矿，由17个长方形的牢房组成，15个男牢，两个女牢。门楣上写着戴笠的手迹：“你的青春会过去，永不再来。想想你的处境，你还有多少时间。”作为答复，囚犯们在牢房的墙上写道：
燃烧的烙铁烤焦了我们的胸膛，削尖的竹签穿透了每一个指甲。冰水灌进了我们的鼻孔，电流击毁了我们的身体……在地狱邪恶的火焰中人得到锤炼，直到他的意志成为金子一样坚硬光亮。
当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逼近重庆，并以出乎任何国民党指挥官意料的速度前进时，歌乐山监狱的看守们得到枪杀所有囚犯的命令。在这之前白公馆里已不断有枪杀：犯人被带到楼下，遭到机枪扫射。1949年11月27日的晚上，看守们在院子里焚烧中美合作所的文件，犯人们被带到了楼下的牢房。据幸存者之一回忆：
指挥官到了后，士兵们很快就在牢房前携冲锋枪列队。哨声响了。士兵们把他们的枪插进了牢房门上的方形窗口里开了枪。我们唱起了《国际歌》。有的喊起了口号咒骂蒋介石。开枪持续了约20分钟，直到歌声和喊叫声渐息时才停住。这时又响起了哨声。士兵们绕到后面，穿过后窗又扫射了几分种。指挥官喊了停火。特务们进入牢房，对着囚犯的脑袋开枪。我在一个角落里，冲锋枪的子弹只伤了我的一条腿。对我脑袋开的枪没有击中，我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们以为我们都死了，但30多个人还活着。我们穿过牢房的门，冲到了院子里。约19个人在那儿被枪杀了，但我们14个人从墙洞里逃了出来。
尽管到了那时中美合作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它的罪迹却被共产党关于歌乐山的最后大屠杀的故事永久化了。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前夕，中美合作所训练和武装起来的警察们枪杀了两个监狱的囚犯，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与合作所的文件一起焚毁。就像上海报纸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反美高潮中说的：“法西斯秘密特务组织的总部中美合作所，由美国海军梅乐斯和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联合领导，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而闻名。”
中美合作所的训练项目也为后来中央情报局（CIA）资助下的类似秘密特务活动开了先例。毕竟，CIA的运作方式是在全世界训练秘密警察，尤其是60年代在拉丁美洲。至少有些在巴拿马运河区由“国际发展署”和“美洲学校”主办的公安训练项目发出的回声，与战时美国在华的中美合作所“稻田海军”的经历产生着共鸣。
第二十二章 间谍中美合作所的业绩
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梅乐斯和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最积极的美国军人便大肆宣扬该组织在中国战区的成功。日本投降一个月后，梯尔门·德定（Tillman Durdin）在《纽约时报》上高度赞扬这些壮举：
美国人教会了中国人游击战的新技术并给他们新式武器……中国部队原来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及其气象站和情报无线电台，后来它发展成为庞大的游击队组织。在美国教官和顾问的帮助下，他们在长江流域和中国的东南地区广泛活动，袭击小股日军，破坏日本人的通讯系统，炸毁敌人在沿海和内河的船只并收集情报……中美合作所的中美人员在日本部队周围不断地活动，他们对日本人在华的每一个行动的监视，全面到了惊人的程度。沿海监视台对敌人船只动向的报告，为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提供了依据，并在一些最重要的海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沿海监视台的确非常有效，帮助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上所做的贡献当之无愧。中美合作所的特工还向第14飞行队提供了情报，协助他们轰炸日军的军需品供应站、船只、卡车、火车和部队，并从空中投放水雷，迫使日本船只进入易受美国海军攻击的水域。中美合作所的气象报告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战役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它使58特遣队能在日本本土上发起第一次全面进攻。
但是，中美合作所作为游击队训练机构和情报机构的效力，仍值得怀疑。在其的敬慕者眼中，中美合作所的成就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人的食品运输遭到如此频繁的袭击，以至于许多日军部队中发生严重的供应短缺。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日本人完全被围困在他们的部队驻地，而不敢冒险进入乡村。从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部队击毙日军23000人，击伤9000人，俘虏约300人，捣毁了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艘船只和97个军械库和仓库。
梅乐斯本人经常提到中美合作所一些英勇行为的例子：在海丰港准备向长崎运送大米的日本轮船上埋炸药的中国年轻特务，第一训练班1943年9月在江苏的大胆作为，包括刺杀伪省长和导致日本人损失九架飞机的上海袭击战等，绰号“人猿泰山”的约翰·麦特米勒（John Mattimiller）少尉对厦门码头的潜水袭击炸毁了一艘日本货船，等等。还有，戴笠本人被视为在华美国军人的主要保护人，他通过其无处不在的秘密特工和勇猛善战的游击战士们，确保了美国人在那里的生存。
第二十二章 间谍军统的现实状况
其实，很少有美国人参加中美合作所的游击战，因为军统官员曾警告他们说，在中国沦陷区他们会像大块头那样矗出来引人注意。结果，中美合作所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外勤单位，而必须依赖军统的行动队。对这些基层地方部队的指挥，按理应由美中联合组成的中美合作所内部的“军事作战组”负责，由军统正规特务全面控制。
这个组所拟定的一切作战计划，均须先与军统商妥后才能发出去。尽管如此，各地武装特务头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们自己的一套直接向军统请示。但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弹药与美式装备，则又不得不将每次对日作战的伤亡、战绩向中美所汇报请求补充。这些数字大多是经过一再夸大甚至捏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们报给军统的有出入。而美方却非常重视这些统计数字，并经常对这些单位进行武器弹药的补充，他们根据这些虚报的“成绩”便可向美国政府去要东西。
至于简单的收集情报（说到底这应当是中美合作所在中国最主要的使命），官方的记录比这还差劲。梅乐斯开始对海军情报局从军统那里收集来的情报质量非常失望，这也许是他不愿与军事情报局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Chennault）将军的部下分享这份情报的原因之一。不过，在他对戴笠作了口头和书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