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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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柙诶辖�32号，此地在战前是西南军政公署第二处办公处，现在是军统在当地行动的“丑恶网络”或“巨大的无形网络”的中心。该办公室有40到45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掌管军统在全市的所有人员，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和一些从共产党那里过来的“叛徒”。特区本身被划分为5个地区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郊组办公处，它负责监视共产党红岩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由于西郊组无力收集关于共产党在红岩村的情报，姜区长向沈醉建议向他的特工颁发枪支（正常情况下便衣外勤人员不佩带枪支），来诱惑共产党向他们开火。他说，这样，在混战之后，军统的人便可以冲进共产党的村子搜查他们的地盘。沈醉向他的上司汇报了这个计划，戴笠一听就火了，骂姜是“饭桶”，并指责沈醉本人赞同这种愚蠢的计划：“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
所以，对军统正规特工的实际政治监视，戴笠的总部会予以相对严格的控制。但军统在“外围分子”活跃的地方则比较放松，而他们几乎遍布重庆，这些到处都是的密探和间谍非常起劲地搜寻有“进步”嫌疑的人，以维持他们作为军统“跑二排”的微薄工资。这些毫无纪律的监视人不仅利用与军统遥远的关系来进行敲诈；而且他们知道，假如不能在一年里起码搞到一两份情报，他们就会被除名。结果，普通的市民人人自危，怕被告发，他们知道一出门就会被盯梢，而且，起码在他们探访亲友时，爱管闲事的邻居会把他们的出现报告给上级秘密警察当局。与此同时，所有的信件、电报和电话全都受到监视。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重庆的暗杀活动
军统暗杀行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重庆市，这无意中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影响，而戴笠本人也未能预见到这一点。能够说明这个现象的最好例子，也许是刺杀汪精卫未遂事件，当时汪在逃离重庆后到了仍然属于法国在印度之那的殖民地河内。
这个事件对学中国现代历史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刺客们在1939年3月21日夜里溜进了汪精卫在河内的住宅。他们初看似乎得手：军统的特工员闯入汪的卧室，用冲锋枪对着床上睡着的人一阵扫射，那人当场毙命，刺客们随即逃之夭夭。然而，那天晚上不知怎么的，汪与他的私人秘书曾仲鸣换了个房间睡觉，于是曾成了汪的替死鬼。
当时国民党政府否认与暗杀有任何牵连，甚至在许多年之后，忠于蒋介石的人仍宣称：委员长对此一无所知。例如，陈立夫坚持认为，甚至连戴笠也没有涉入此事件：
谁杀了曾仲鸣？我不知道。外面的人说是戴笠把他杀了。我表示怀疑。假如是戴笠干的，他怎么能有权力干这样的事呢？他不应该有这个权力！谁能说出有谁指使了他？我不相信这是戴笠干的。我有任何证据吗？蒋先生很少，不，从来不想杀死任何人。从不？我想不起来他曾经这么干过。
但戴笠确实指挥了这场行动。而这场遭挫的刺杀至少把汪精卫推进了日本人的怀抱，并最终导致了一个傀儡政府在南京的成立。
至于在重庆市内，暗杀是“消失”的普通形式，它几乎将战时中国首都的持不同政见者扫荡殆尽。尽管外国人不时为躲避秘密警察迫害而前来向他们求救的中国人士寻求外交干涉，但即使像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这类机敏的外国记者，对这种有选择性的恐怖主义的存在也一无所知。不过，外国人圈子，尤其是魏德迈（Wedemeyer）将军和美国国务院，非常熟悉军统最臭名昭著的绑架案之一：费巩的失踪。
1944年春，抗战中迁移到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的费巩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来重庆讲学。他是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历史学教授，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谴责独裁统治垄断国统区的声明表示赞同。此刻他置身于战时的首都，恰巧处于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他开始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起来，于是完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然而，1945年3月5日早晨，费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陪同下，坐船到距离重庆不远的北碚温泉地赴会。当他们在千厮门码头等渡船的时候，这个学生上岸去买早点。等他回来时，费教授不见了。
费巩没在会议上露面，复旦大学校方便将他的失踪报告到卫戍司令部，而后者将那个倒霉的学生拽来询问，算是做出了反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关于费巩失踪的谣言四起。他到底仅仅是失足落水呢，还是被戴笠的特工员绑架走，并被投入了秘密看守所里？政府的发言人极力否认后一种可能性，但公众和美国使馆都不相信这些否认。
在教育界，费巩的失踪使许多知识分子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害怕自己落入蒋介石秘密警察手中。与费巩一起在美国学习的40多名教授联名给魏德迈将军写抗议信，结果魏德迈向委员长本人表示了美方的正式关切。
蒋介石那时已让戴笠查询此事，而戴将军便和中统头目叶秀峰和宪兵司令张镇开会研究此事戴笠声称，这两人都没有逮捕过费巩。与此同时，魏德迈命令梅乐斯亲自调查此案。梅乐斯把这个任务向戴笠做了汇报，在梅乐斯向前纽约警察侦探克拉克（Clark）求助的同时，戴笠任命沈醉（他作为上海的大侦探被介绍给美国人）作为军统对此案的联络人。
调查人组追踪了一系列线索，毫无结果。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会面结果是，建议他们查询政府的监狱和看守所。但当他们带着费巩的照片去查看了之后，被告知没有此人在此地呆过。查询警察记录的结果也是如此。由于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声称在巫山县见到费教授身着和尚服，这组侦探人员便在巫山地区的12个和尚庙里查访，仍丝毫没有找到失踪教授的踪迹。克拉克和沈醉甚至到了下游地区，查看漂流到此地的尸体，也没有发现与费巩教授有丝毫相像的尸体。最后，谣传说费教授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里被杀，尸体被扔进硝酸池里融解了。沈醉从来没有明确地反驳过这一说法。但在费巩失踪很长时间后，他一直坚持说，这个神秘的事件将永远不得其解——他这么写，共产党当局当然会欢迎对国民党秘密警察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控告。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共产党在四川的活动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在每个地区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成都，共产党的活动要比在重庆活跃得多。1940年期间，由于前一年春天的干旱，成都地区庄稼严重歉收，于是导致了常见的囤积大米以及伴随而来的粮食暴动。不管共产党是否鼓动了这些骚乱，戴笠立刻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捣乱，这便使他有了借口，命令他在成都地区的侦缉处特工们，对共产党人能抓就抓。在这场大搜查当中，负责八路军成都办事处的领导人及《新华日报》高级编辑罗世文以及共产党成都区域重要领导人车耀先先后被捕。两人受到严刑拷打，但都没有招供。最后他们被押送到重庆。其他十来个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被川康区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活埋了。
成都的大逮捕是军统在四川的一个早期行动，它意在显示军统在整个战时中国的有效实力。然而，在重庆市本身，在追踪共产党在国民党战时首都的地下活动方面，戴笠的组织似乎并不那么得力。据沈醉讲（为了政治缘故，他不断地贬低国民党在对付中共方面的能力），军统在重庆的侦察部门从一开始就非常窝囊，因为它在情报方面所能依赖的，无非是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不三不四之流”，再加上几个民主党派当中一些中下层的人士而已。军统是如何对像郭沫若、田汉或曹禺这类人物的活动进行控制的呢？军统所能指望的只不过是对他们加强监视，并让其特工不时复查有关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情报的真实性而已。
但这并不等于说军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毫无成就。在这一点上，第二次统一战线对他们不起作用。作为重庆卫戍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的沈醉，非常想抓获共产党人。每次如愿以偿，他都会得到奖励，例如他在江北附近的一个小铁工厂里对共产党人进行的那次突击。不过，关于所谓共产党活动的假传闻，军统屡次弄巧成拙，并使无辜的人士受到无端的连累，如在1940年冬天的綦江案件当中，军统的审讯员用严刑打伤打死了500多人。又如，有一次总统府连连下令，而结果证明，并无任何颠覆活动发生。
军统监视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在化龙桥红岩村的办事处。军统为此专门在附近成立了一个特别稽查哨，由段楚田负责。但戴笠的人发现很难弄清有哪些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了共产党的“老窝”。后来，情节生动的小说《红岩》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对国民党秘密特工们的无能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同时又矛盾地表现了军统（以及它后来的“保密局”）是敌人的一个残酷而恐怖的组织，它应对无数受害者的死亡负责。《红岩》的寓意之一是揭露军统的美国支持者，他们被塑造成阴险的美国“特殊顾问”，躲在拷打审讯场面的背后，一心要“从人骨头里挤出油水来！”这个反美的信息当中还夹杂了对共产党最终胜利的信心，它同50年代初朝鲜战争中的反美热潮遥相呼应。作为小说中的英雄，许云峰对毛人凤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然消灭一切反动派，包括你们这群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共产党的保安
政府办的兵工厂由军统负责进行专门的监视，它还控制了部队军火部门的警卫稽查处。结果，地下共产党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类似秘密社会使用的暗号作为识别方法和密码，来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折成三角形的手帕、叠成三层的方形的布、手表下面系一根白色带子、特别的招呼方式（拍打左胳膊肘并用右手做出中国字“八”的手势、摸一下对方的颈背或耳垂等等），都被用来表示“战斗到底，不被活捉，不恋父母，恪尽职守”。
在蒋庞大的警察国家里，这些都是被压迫者的武器。但尽管共产党人积极在国统区的这些工厂里建立他们的支部，他们的最高领导则对国民党政权的国家军事和保安系统更感兴趣。到了1942年1月，周恩来及其在第二次统一战线下于重庆建立起来的办事处宣称：他们在四川、云南和贵州安插了5000多名特工。他和康生还向蒋的最高级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进行了渗透（国民党中将阎宝航，是周和康领导下的间谍网核心人物，他是蒋介石的一个军事战略首领。）阎将军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提供给莫斯科，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整个军事布署拍摄下来，并把日本即将进行的珍珠港空袭通报了斯大林。
另一个致命的渗透活动，是张露萍打进军统的通讯系统，使数百个军统电台站和上千名特工暴露给了共产党。这次惨败当时可能甚至促使了戴笠与美国人结盟，以寻求更好的反间谍措施。
后来还发生了最著名的渗透事件。那是在内战最后阶段的淮海战役时期，军统（那时已经改名为“保密局”）的安徽站由唐玉昆领导。唐领导的主要单位之一是军统在正阳关的办公处，其负责人刘惠生参与了把地方保安团和零散的军事单位合并起来，成立一个由黄埔毕业生廖运升指挥的第十一军的工作。
唐对廖的忠诚持怀疑态度，便命令刘惠生对他进行密切监视。刘马上把军统对廖运升的监视告诉了廖。与此同时，一个共产党情报官员张公侠开始接近刘惠生本人，他劝告刘改变立场并去说服廖运升秘密叛变。自此以后，刘惠生定期向共产党地下特工提供军统的情报报告，向山里起义的游击队们调拨无线电设备，并通过廖运升的安排使第十一军不与共产党部队发生军事冲突。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蒋介石的国内敌人
戴笠和他的部下一直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阴谋活动非常警惕。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43年委员长去开罗的时候。一群年轻的将军不仅策划推翻蒋介石，而且还要废除何应钦、戴笠、孔祥熙、陈氏兄弟，以及那些因腐败和渎职而著称的高级官员们。戴笠的特工在此计划实施之前闻到了风声。据说这个阴谋牵涉到200至600名官员。结果有16名将军被枪决。
1944年在他的权力高峰期，戴笠除了任军统局正局长以外，还控制了下列机构：军令部第二厅、侍从室第六组、警卫组、军委会特检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警察站、警察培训单位、整个国统区各省、市和地方上的检查哨、军委会西南运输警务处、每个使馆的武官和助理武官，以及中国警察学会。
到了1944年春天，戴笠不仅预见到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而且他还以招募日本战败后的傀儡政府官员来与共产党作战的方法，积极在华北地区为重建国民党中央政权做准备。美国国务院认为：“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戴将军说共产党问题对于中国要比日本问题更重要。”
对于美国军方来说，最让人担心的是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的部队有被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可能性。在重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梅乐斯因个人与战略情报局的不和而与戴笠一起责怪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相勾结。这更加深了上述担忧。比如，7月中，梅乐斯指控战略情报局在上海向“共产党便衣人员”空投冲锋枪。他还坚持说，仔细阅读戴笠的情报档案可以证实，美国的外交官员们，如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牺牲中国国民党的利益，而且没有尽力维护美国的……利益。”
这种对中美合作所干涉中国面临的内战的担忧，还因延安对国民党把美国援助的军火用于反共活动的指责而加剧起来。1944年夏末之前，如果共产党抱怨说“美国使用援助的军火来进行”反共活动，那么这几乎肯定是无中生有，目的在于先发制人，以防止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但到了1944年夏天，美国驻华海军得利于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吨位的增值，开始接收每月好几吨位的空运……美国驻华海军与戴笠的秘密警察密切合作，而魏德迈相信他们私下里提供了物资。
按照美军战争正史：
1945年6月里，共产党又责怪起美国援助的军火被用于不正当目的。赫尔利（Hurley）大使认为这是延安在有意挑动内战，但魏德迈的G5部不这么认为，因此说服他们的司令对“美国驻华海军参与了中国即将发生的内战”的可能性做调查。于是魏德迈将军任命了一个由G1、G2、G3和美国驻华海军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G5主持。
委员会于8月22日汇报说，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说明美国驻华海军的人被布署到国民党或“忠义救国军”部队当中来反对共产党；不过，“如果共产党干涉抗日部队的行动的话，（美国人）可能会被用来交战。”但委员会还接着注明，美国设备“至少防御性地”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那些设备在援助军火协议以外的程序下武装了戴笠，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