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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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了。另外，人们总是不加区分地将复兴社与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的“蓝衣社”混为一谈。出现这种混乱的原因，是某个被推荐给蒋介石加入原本的复兴社的“外人”，自称亲手创建了单独的蓝衣社。
1932年2月下旬，在蒋介石的官邸里召开的第二次“筹备部门”的晚会上，韩文焕刚讲完话，桂永清突然打破了通常的论资排辈的惯例。按理说应该轮到邱开基发言，但他还没开口，在前一天晚上滔滔不绝讲述其欧亚之行的桂永清突然举起了手。他说他要在众人面前向领袖推荐一个“人才”。此人是何应钦的秘书——贵州的刘健群将军，跟何将军一样担任过战争部长，是中央政治院特务委员会成员，也是蒋介石在军队里的忠实支持者。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刘健群
对这些原黄埔军校生来说，刘健群是个外人。虽然有许多人认识并尊敬他，但他从来没有上过军校，而作为一位非军事人员，他仅持有“相当于”少将的头衔。不过桂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党员和爱国者，他对护党救国有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得到并使用他。”这时蒋介石点了点头回答说：“请他明天早上8点来军校谈话。”
介绍刘健群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与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彻底混淆了起来。这个混乱延续至今，主要是由于日本媒介长期以来，不论是特务处的行动还是一些自发的爱国抵抗活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活动统称为“蓝衣社”行动的缘故。确切地说，这个混乱一开始是由刘健群自己造成的。他为了在蒋介石的右翼支持者中得到认可，迫不及待地要在这个准军事组织的建立上表功。
1933年1月力行社建立11个月之后，刘健群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这些说法。当时他在北京，任华北宣传队队长。他在会上散发了三篇自己的论文，其中包括题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文章。他曾于1931年10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让人传阅过此文。它呼吁成立蓝衣社“作为强化党的内部组织的一种努力”，同时指出，有太多的国民党员成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刘接着说，关于这个建议中的社团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偏向“青年团”，另一些人则喜欢把它叫做“布衣团”。刘觉得都不太合适，“前者可能被误解为共产党的青年团，而后者又不太完整，因为还有丝一类的其他国产料子。”由于国民党把青和白视为党的颜色，而且既然蓝制服被定为国民党成员的制服，同时又是自古以来老百姓的正规服装，于是刘建议把“中国国民党的蓝衣社”用来做他的新组织的名字。这些建议既含有本土文化成分，也含有民众意识：土布象征爱国，西服则表示文化背叛。“该社的成员必须处处使用国产货，而那些参加社里正式大会的人，必须穿中山装。”
那个记者招待会很可能确实开过，因为刘在力行社权力机制中建立自己的地位的同时，也想在蒋介石的亲信中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桂永清把他引荐给蒋介石之后，刘健群又被贺衷寒和滕杰介绍进了力行社的内部圈子里。通过他们的正式推荐，刘健群被邀请加入该组织的第二层内，成为革命青年同志会名符其实的一个会员。现在，刘健群想用自称在18个月前督促蒋介石建立蓝衣社的方法，既增强他自己的权力基础，又在力行社的核心与外围机构中获得更高的权力。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非常成功。一年之后，1934年4月，刘健群从北平的政训处被调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当书记。与此同时，在酆悌涉嫌1935年11月对汪精卫的暗杀企图后，刘再次被任命为力行社常务干事。尽管刘健群在力行社的职位是秘密的，但他的复兴社总书记的位置想来在众人的眼里起到了强化复兴社和蓝衣社的作用。而这一点激怒了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他们后来对这种把他们的运动与法西斯蓝衣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表示十分不满。
革命青年同志会常务干事、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曾说刘健群这类后来的人只属于卫星组织，被有意排斥在最高层或最核心层以外，并被禁止做任何把力行社与他们自己的组织平起平坐的联系。干说，这类外人出于无知或恶意，把力行社与蓝衣分子混为一谈。
［他们］仅将其后虚设之三级外围“复兴社”与绝无之“蓝衣社”，挂一漏万地连在一起写出，虽然他可能迎合一般不明其真情实质的一些好奇者心理，但却难免影射其有“法西斯”和“特务组织”性之谬误。
干国勋的观点现在看来不太可靠，因为刘健群尽管不是创社人，但在力行社核心组织里却是他的上司。对力行社其他成员来说，刘健群在蒋的最机密团社里身居总书记的高位，也许强化了他们与蓝衣分子的沟通感。当然，外界继续把它们混为一体，这得归结于刘健群在国民党积极分子中显而易见的重要性。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新卫星组织
神秘的力行社与复兴社及蓝衣社之间的关系，由于其他卫星成员而强化。他们中间有许多是黄埔校友中的年轻一代，他们知道，这些组织中起码有一些是在1932年3月1日左右，由蒋的一群在宣传、军训和情报部门里地位显赫的亲信建立起来的。他们知道有一个力行社，认为这个组织是建立在三个原则基础上：蒋介石为其长期的最高领袖；黄埔毕业生为其骨干；它的成员必须遵循三民主义原则，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技术，并培养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他们认为，建立和组织力行社的实际责任交给了创始者当中的五个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他们意识到，这个组织完全围绕着包括这五人在内、共55人左右的“核心组”转。其中包括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萧赞育、易德明、李一民、蒋忍坚和戴笠。他们听说力行社里有些人每周在蒋介石位于明瓦廊的官邸开会，听“校长”讲授“力行哲学”，并研究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
在日本人确信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之后，它和蓝衣社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这一方面来自于刘健群的新闻发布会，另一方面是傅胜蓝的文字。傅出版了一本叫做《蓝衣社内幕》的书，他在其中讲到蓝衣社是一个秘密特务组织。傅是共产党员，他被康泽说服后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后来他转而效忠于汪精卫的伪政府，抗战时他以合作分子的立场当了杭州市长。他关于蓝衣社的书被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警察用来做教材，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据刘健群说，惟一为人所知的是蓝衣社成员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
为了达到立刻铲除封建影响、消灭赤匪和抵御外侮的目标，除了国民党中央总部和其他政治机构的工作必须以正式的方式来进行以外，蓝衣社的成员们得在各省、县和城市秘密地开展他们的活动。
尽管蓝衣分子应该去“发动群众运动”，但他们奉命为“秘密特工”的职责做准备，而且永远不能向他人透露他们是国民党的人。
的确，正如后来上海市政警察别动队所说，在蓝衣社存在的七年里，人们对其细节知之甚少，原因是那些宣誓入社的人“禁止向外人承认是蓝衣社的成员或透露其秘密，否则将处以死刑，这也是惟一的惩罚手段”。无须说，蒋介石对蓝衣社的存在从未公开承认过。
刘健群，在一向宣称是他提议创办力行社的同时，在正式场合则必须向媒介说没有成立过这么个组织。当他被《北平晨报》的记者问到蓝衣社是否已经成立时，刘回答说：
1931年秋，我曾建议以促进对三民主义原则的普遍尊重为唯一目的来改组国民党。蓝衣社的成立与国民党紧密关联。现在蓝衣社将有它自己超越国民党以外的教义。我们从它最初的名称可以立刻理解这个组织的宗旨——蓝衣社，而非蓝衣党。我的这个计划只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建议。我实际上并没有参加任何有关这类的运动。有关这个组织的活动，我无法回答任何问题。
1933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这个记者得出结论说：“从刘先生的话来看，我们仍旧无法确定这个社是否存在。”但可以确定的是，新闻界、外国情报机构以及警方从此以后便开始把复兴社（包括在其背后的力行社）的活动与他们中间的右翼或法西斯蓝衣分子的活动视为一体。比如说，在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童子军的背后是谁？自1917年以来中国就有童子军运动，那时经亨颐成立的中国童子军参加了战后的世界童子军大会。但在30年代的中国童子军搀入了许多军国主义的成分，而且与1932年7月成立的国民军事教育组关系密切。军校毕业、当了该教育组组长的赵范生，以及任国民军事教育组教务部门头头的杨克敬，都曾经在全国童子军总部里担任过部门的头目。
在力行社创始人干国勋的帮助下，赵和康两人起草了一个附有表格和预算的计划，以在全国培训童子军军官。在蒋介石批准了这份计划之后，有160名学生被招来接受干部培训。其中三分之一是军校生，其余是已经在各省当童子军军官的人。六个月的培训目的是培养军官和教员们“为加强和扩大组织，增进智力和体力能力，提高觉悟，坚定爱国和革命的意志，并向这些青年们提供一些军事知识，而改革中国童子军”。与此同时，力行社又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做“力进社”，它负有向童子军渗透的具体任务。到了1933年4月，力进社的成员达300人，所有的人都是新中国童子军在各省市的干部。
力行社其他新近成立的“卫星”组织，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非汉人的活动，他们包括在国外参与爱国运动的成员。这些活动由民族运动委员会协调。该委员会是由力行社创办者们于1932年4月，为援助“少数民族独立运动”而成立的。这个民族运动委员会曾秘密地援助黄埔第四期班的朝鲜毕业生陈国斌领导的朝鲜义烈团。这个组织与金九的朝鲜独立党是两回事，它在胡汉民被软禁的矛山深处的一个庙里组织了绝密的“朝鲜革命训练班。”每一期约有100来个学生入学，学期为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受纵队里原籍朝鲜的军官和教员们领导。后来，到了1936年，这个部门由康泽领导，并经过武昌转移到了重庆。训练班主任陈国斌，在1945年后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他的朝鲜义烈团，但他与李承晚不和，而最终在美国人那里失宠，随后便销声匿迹了。
类似这样的训练行动，在日本人的眼中无疑是可恶的蓝衣社卷入他们殖民地事务的又一个例子。其实，它们属于戴笠的特务部负责的地下情报活动，所以力行社与特务处之间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的。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力行社的特务处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1932年2月力行社正式成立之前，蒋介石已经授权戴笠组建一个独立的特务处。特务处是在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32年4月1日正式建立的。这个日子也成了戴笠建立他秘密特务组织的官方纪念日，后来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每年的纪念活动越搞越热火。在它建立的初期，据戴笠的一个副手说，蒋介石指示他的学生借鉴《水浒传》，“因为当梁山泊好汉们聚集在忠义堂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情报与行动。”
按史书记载明代东厂、西厂，小说描写清初血滴子活动，均已无实录可查。唯春秋时的孙子第十三篇用闲篇，和民初北洋政府暗杀宋教仁、陈英士及孙总理自广州派遣某君携款赴沪运动北方军阀等案，确属事实，则信而有征。
除了建议他们为了解凶杀而去看那本小说并研究现代仅有的一些特务运作记载以外，蒋还向戴提供了更直接的实际帮助。他规定，所有涉及到这个新处的人事问题，都将由他这个领袖直接处理，而且不准向力行社汇报。特务处设在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机构里，与力行社分开。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戴笠日渐独立
在力行社——复兴社结构中建立特务处，标志着戴笠自己在特务职业中的关键转折。在明瓦廊的中央军事学校的通讯部成立了一个联络机关的同时，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负责在洪公祠里成立情报人员训练班，培训那些军校毕业生和其他显示出有“情报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员。据干国勋后来说，这个训练班总的来说是为力行社而非专门为戴笠的机构提供人员。
针对力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毕业时，宣誓效忠三民主义、领袖、组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严守秘密，恪尽职责，每期数十百人不等，遵领袖意志及力社方针，受特务处节制指挥，配合力社四大运动，供给情报，并办理非常事宜，但须严守纪律，为效忠领袖，并推动力社各项工作的一支奇兵
不管怎么说，从1932年5月到12月间，在第一期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现在洪公祠。郑介民负责教育事务，李士珍主管培训，但他很少来。除了戴笠和蒋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个月里没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员来过训练班。根据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员们若无直接任务是不能介入下层组织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力行社成员与洪公祠的培训单位之间没有联系。但很明显，那时特务处已经在力行社——复兴社系统中取得了半独立的状态。
因为，蒋介石在那时已经发现，把有些任务交给戴笠，要比让那些参与创办力行社的热忱好斗的黄埔人顺当而快捷。到了1932年夏天，在他们当中已经出现裂痕。不仅在“内层”里面的军政人员中间出现内讧，而且在各地区之间派系亦不断增长，这种现象后来给力行社和复兴社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但这时让蒋恼火的，与其说是潜在的派系斗争，不如说是缺乏管理经验和小集团的狂热。他起先曾决心要把这些狂妄自大的年轻人培养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个月，对于各种国家事务不论巨细都向力行社问津。但在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与力行社的每次会议都超过了3小时，这些人的幼稚让我焦心。我怎么才能培养干部的才能而获得真正的助手呢？”
问题的部分原由是因为力行社的成员们用去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给蒋介石写信，通常必须尽量简明扼要。很长的文章总是要摘要，备忘录要概括，以便蒋能一目了然。但力行社的人无视蒋介石的宝贵时间，经常向蒋呈送洋洋万言的文件。蒋多次向他的新干部们建议要简明扼要，但他们不予理睬，照样啰唆，甚至还向朋友们夸耀他们交给领袖的备忘录的长度。
这帮弟子门另一个让蒋介石恼火的特点是，他们对自己的朋友无论能力如何，经常把他们安排到要职上。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他向滕杰和康泽发了如下电报：
社员所荐人员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招摇求借等恶习，以后如有社员保荐之人，应切实负责考核。倘任员后如果有辱职之事，则社员干事应坐同科之罪辱。希转告各科干事员。
那时，洪公祠情报训练班刚刚开始不到4个月，比起力行社里其他那些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