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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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这个人，论者多以其“于公于私都大德有亏”论之。于公，他是汪伪政权的小汉奸；于私，他是个浪荡子、负情汉。但也有迷恋此公者，所迷恋者大多因其文采，特别是那些只读过一部《今生今世》的人们，对胡氏文体更是迷恋不已。余光中说其“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每每别出心裁，自铸新语，不袭陈规”；俞平伯说其“清新素朴”，“意与陶诗正相合”；江弱水说其“有如一天云锦的绚烂，一溪流水的清新”；论者张瑞芬说：“胡兰成的文字，究竟是隽美？清扬？魅惑？或者干脆就是妖艳？怎么说似乎都不是，只觉得在那种摇曳生姿的逍遥言语中，爰居爰处，爰笑爰语，人世的山高水深便给他道尽了。”柏桦更是佩服不已，说胡文“可谓字字皆是古典珍珠，中国乡村的诗意在他笔下几抵神仙世界，因此我更乐意称作者为诗人，他的文字当然亦是最上乘的诗歌。每每读罢他诗一般的文字，我都不禁掩卷长叹：在胡先生面前，我辈居然舞文弄墨，居然做诗”。读完柏桦这句感叹，我不由得后背发凉。胡有那么好吗？他竟能让一代才子不敢做诗？我是喜欢柏桦的呀，他怎么会有如此判断？仅仅因为半部《今生今世》（此书日文版三十七万字，我们所能看到的只占原书的三分之二而已），就有“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是胡的魅力果然了得，还是我们的汉语教养实在贫乏？
胡的语言，半生不熟，文白夹杂，而这也是民国时期文人们的普遍特点，“尚在文法之初”，属于没进化好而已。柏桦说他喜欢“三分独创，七分传统”，胡氏语言正合他的口味，但对于这种七分熟的文字，胡兰成自己却说“我今使用的言语文字，如小孩乳齿才堕，新齿未生，发音不准确，连自己听了都未见得能意思明白”。这是老实话。胡的文字看似自然天成，让人摸不着路数，其实熟谙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自可以看出胡文的底子，其中糁杂着诗经楚辞、唐宋诗词、宋元话本、红楼梦魇、佛经偈语、童谣戏文等等元素，他的聪明在于将这些传统元素摆弄得从容潇洒，“有如花来衫里、影落池中的自然”。胡的传统文学修养还是有的，据说胡真的是用功，他喜欢苏东坡，哪怕苏东坡诗词中最冷僻的一首，他都能背诵。胡文带有一点涩意，写得并不流畅晓然，造句常常经不起推敲，胡的文体也是刻意经营出来的，看他主笔《大楚报》时写的那些政论文字，都是那种头头是道的社论式语言。他的刻意经营，起意是要与张爱玲角力争胜。他是看重张爱玲的：“……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但张爱玲的境界是华丽悲凉的境界，而胡兰成则是一味无心的欢喜，甚至有些滑头。他从来只是在表层滑动，有文采而无气韵，有风而无骨，没能像张爱玲那样痛彻到心髓。
胡写得绝妙处，也有一种高华气象，如其写寻常巷陌、闾阎人家、渔樵灯火、湖山烟岚，“满纸烟霞都成了活泼泼的阳光”。他说：“因为有了物与可喜乐的阳光世界，无端便生出一种没有名目的大志，只是兴兴头头的想要在日月山川里行走。”“那黑瓦则带青灰，是一种可以与阳光游戏的颜色，使人只觉山川闾阎明静。”这种文字里的胡兰成是跌宕自喜的，仿若充饰着莫名其妙的贵气。他仿佛是行走在人世的风景里，但他那刻意凸现的镜花水月般的优雅与高迈显得是那样的可疑与虚无，仿佛生活中只有人情物意之美，只有日月山川荡荡乾坤。他的文字里回避一切真实的痛苦，残酷与荒凉全然不见，民国的纷乱世相也变得充满了喜气。江弱水说《今生今世》的胡兰成，十足像一个“望气者”（柏桦笔下也有《望气的人》），笔下动辄“喜气”、“贵气”、“‘旺气”与“兴发之气”，如刘姥姥之进大观园的满心欢喜，俗而且滥。胡秋原干脆说：“他所玩耍的，不过是在不通之观念与叙述中挦扯诗词中的现成句子嵌入以饰其虚，遂亦以似通非通而炫奇，连起来看皆字不成句，句不成章。”
胡的文字是阴性的，这个“喜闻女人香”的老唐璜每每写得婉媚自怜，不食人间烟火，有股子妖气，怪异得很。他爱用大词和简略的单字，以期制造一种诗化效果和“望之俨然”的气度，并“着力于经验日常的超验性”（黄锦树语）。他的文字看似琐碎如细锦，充满了日常场景，事实上在最关键的细节处理上，他往往由实入虚，自我超拔而出，将现实的文字意境化为诗意的审美意境，如日月山川、岁月河山、大信贞观、慷慨大志、清扬静好、荡荡乾坤等字汇比比皆是，他将这一切称为“人世的风景”。这个人世的风景是如此的悠远，“仿佛镜头一下子拉长，遂使一时一地的此情此景，给万象与千年一衬，平添出一份深邃与庄严”，“呈现着一种俯瞰的智能”。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云淡风轻，不着痕迹，作者如狐，早已遁迹而去。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他的一套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论者黄锦树认为，胡兰成在如此操作下，原该属于自省的向度被外化为一种审美的直觉，一种性高潮式的暂死性狂喜，目的既是为了将自我疏离，从当下超拔而出，居于尘世之上，而成为超越者，视万物为刍狗。“于是人世远远的退去成为风景，于是世界便是他直观的表象。于是爱便是告别。他的亲的另一面便是不仁。情即不情。一切都成了本心的游戏”。
其目的若当真如此，文字好与不好又有何意义？它只是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如此一来，无论生逢如何乱世，身负多少情债，爱恨情仇均可凭一念之转，即当下启悟、当下解脱。在这种“审美大于伦理”的逻辑之下，任你世事如何离乱、朝代如何兴亡，人间诸般悲凉，写来皆可波澜不惊，文意沁凉。“这是一种典型的被供养的、养尊处优、玩弄光景的名士心态”（黄锦树语）。
如此看来，胡兰成的文字是既不传统也不现代，既不愤世也不疾俗，既不好侠也不近儒，既没有过剩激情也没有苦闷悲凉，他只是雅，但雅得刻意而又可疑，雅得世故而又怪媚。朱天文说“兰师的文章是这样最最中国本色的文章”，他实在一点也不本色，相反，他倒有一点狡猾，有一点机灵（如他机灵的逃脱），而“机灵之弊也狡”，也即是马一浮在《论老子流失》中对道家流弊的批判：“他只燕处超然，令汝捉不到他的败阙，不奈他何。以佛语判之，便是有智而无悲，儒者便谓之不仁。”“其病根所在只是外物，他真是个纯客观、太客观的哲学，自己常立在万物之表。”今人初读之下，觉得胡文“惊艳”，实在是汉文字的悲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及至毁庙堂、烧典籍的“文化大革命”，正统的“国学”训练已基本断绝了。此一“文明的断裂”一时难以接续，但如古人所言的“礼失求诸野”，“廊庙”不在了，还有一个“民间”，一俟“海晏河清”，它便又活泼泼的活转过来，但绝不是胡兰成般的复活。
胡兰成的最大问题其实不在他的文字如何，文字只是表象，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他所持的那一套观点。他的哲学思想驳杂无序，且自以为是，多有可笑处。他自述说：“……又则我既不是出身书香之家，读书又不过是去望了一望大学的门墙，没有资格沾得一点学问的流派，我倒是听听人家的，但是人家不听我的。而我却幸而遭遇了今世纪西洋在物理学上和天文学上的新发现，以及西南亚细亚、埃及与印度地下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我是以婴儿的感知力，不藉什么方法而直接去学得，我一路听话，跟从冈洁与汤川秀树一直到得那数学与物理学两门学问的源头，于是我舍了他们，独自一人更通过上头而走了出来，我乃提及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与再建礼乐之世的革命新案。”他的思想见解总括起来不外是：西洋文明是野蛮文明，是“文明贼”，早已败坏腐朽，只有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思想才是救世之道。他以《易经》为原点来统括诸般科学，如马一浮著《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固执地认为“自然科学可统于《易》”；又以诗礼教化参悟天理人事，其理论根基便是《周礼》的《三纲五常》之说和《诗经》的温柔敦厚之美。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昔日的南海康圣人，以其乌托邦式的巨著《大同书》，以整个地球为其视域，建构起了一套保皇维新、虚君共和的大同世界，其想像力之丰富，竟梦想在巴西建造另一个中国，因其纬度与中国同也。而胡兰成关于祭政一体的政制想像，与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好有一比，且更保留了士与《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传统文化中轴。
胡兰成的这些观点，表现于《山河岁月》、《中国的礼乐风景》等书中最为明显，有些地方颇令人惊艳，如吉光片羽，珠玑满眼，让人似有所得。如：“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学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的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今番世界的劫毁到来时，西洋是全灭，如果不是有中国文明的理论学问来开出新的纪元，日本亦会灭……没有发明卦爻与礼乐的理论学问的民族背境，是虽有天才亦不能发明创新时代的思想的。方今的革命思想惟中国人才有。”初读之下，还是很能忽悠人的，但细究之，却又不知他的这种自信来自何处。他下结论是基本不讲史据的，他的结论先于材料，凌驾于材料之上，辩无可辩，仿若一个自成系统的妄想症般的封闭结构。在《今日何日兮》、《革命要诗与学问》、《闲愁万种》等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大自然的究极五法则”，即自然意志与息法则、阴阳法则、绝对时空与相对时空统一法则、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循环法则。他是将自然物理人文混为一谈，以老子《道德经》、《易经》等传统形上学为根底，再混杂进一些新的物理学知识，如宇宙论、本体论、相对论之类的；这个理论颇具野心，企图形成一个体系用以解释一切。但他的表述实在不够严密，毫无逻辑可言，“随口说说”而已，难免给人以“科普”之讥。其实他连做个合格的科普工作者都不够格。这五项法则中，后面四者早已有人说过，只是他的新说法更加荒唐而已。比如相对论，他说“栅内的海水是相对的，栅外的大海之水是绝对时空”，这就有点无知加无聊了。即便是第一点“意志与息”，似乎也是传统哲学范畴中“气”的翻版。“息”是什么？他说“大自然的息是‘无’”，胡秋原讥之为“胡扯”，“但我要说，中国‘息’字是‘生’之意。‘与时消息’即‘与时灭生’”。“他连哲学上基本名词之意义都不懂，还要乱谈哲学！”除此之外，他又好像是在谋划一个庞大的革命新案，在为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文明规划一个光明的前景，一个礼乐乌托邦。他的诸多言论，动辄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框架来谈，像是唯美主义的政治哲学，又像是民粹主义的文化招魂，且带有巫魇气。他不同于左派作家的激情热血满怀抱，他没有救赎之心；也不同于五四浪漫主义的自我剖白、自我张扬，他不屑于用情人世间，只是一味的不当真。他的诸般识见所由驳杂，非儒非道，非仙非侠，非官非野，非巫非禅，却又综合了这一切：儒家的亲敬、禅宗的观照、道家的性灵、释家的轮回，再加上一点科普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对人事的温柔与缠绵，混合了这些底色的胡兰成为我们端上来的是一盘什么样的饕餮大餐，已是不言自明。难怪有论者质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当真的吗？是信仰（如一些死硬党言或党徒），还是策略（作为翻身的资本）？以他的聪明，说信仰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说是策略似乎就是在彻底的质疑他的人格了。真真假假，是假戏真做？”（黄锦树语）
余光中本是对胡兰成的文采颇为欣赏的，但对胡的学说却颇不以为然，读过《山河岁月》后他说：“这种感觉，当作一种爱国情绪来欣赏，也许是动人的，可是当作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人。”这算是客气的。江弱水说读胡兰成的文章感觉好比饱享美食的同时也吞下了苍蝇：“那佳妙的文字中掺杂了太多极糊涂极混账的观念，与知堂文章两样。”我有同感。
柏桦文中说：“他是人文双修，尤其是人生，没有这个基础何来其文，而文不必与道德混同。说到底，人与文又岂能分别？犹如鱼与水怎能分别？或舞与舞者怎能分别？胡兰成是一个深切懂得此生有涯的诗人，一个分分秒秒都在挽留光景的诗人，一个天生的与其他所有当时的诗人大不同的诗人。”先不说结论如何之荒谬，仅仅读了胡的三分之二本书，就敢下此结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敢于下结论的不仅是柏桦，胡兰成更有甚之。他自信满满，顾盼自雄，有时让人觉得他自恋得不仅可厌，甚至可憎。在给唐君毅的信中他说：“《今生今世》一书，不堪入有学问者之目，惟众人之无学问而但识字者读之偶有喜爱，这就可以了。虽然，此书终当不朽。”在《遂志赋》中的一段话更是夸张得有点不靠谱：“……倘使今时没有我来阐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礼乐之学，恐将再过五百年乃至千年尚无人来做这个。孔子之后有孟子，此后两千年来无人能及，而惟国父孙先生提出知难行易说，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与他的革命。孙先生死后于今五十余年，文化界人连没有能力去懂得。”他对自己的评价之高令人匪夷所思。这难免让人心生疑问：“他是当真的？”他的确是当真的，只是这种奇怪的自信有点让人纳闷。
胡兰成的才情是有的，也颇有些自我期许，但他所受的教育实在有限，严格的学术训练更是缺乏。他自述说：“……我的读书不用辞典，不靠解释，如婴儿学语，乃是无师而悟。我读当代的书有我的单纯，《礼记》里太庙俎豆用醴酒，乐器用简单的琴弦，我的学问的体质原来也是如此的。”正是因为他的学问是“以婴儿的感知力，不藉什么方法而直接去学得”的，所以才导致“我倒是听听人家的，但是人家不听我的”。
与很多五四时期的文化人物相比，胡兰成的求学经历实在不算堂皇。1906年，胡兰成生于浙江嵊县乡下，七兄弟中排行第六，自幼生活窘迫。其父为一收购茶叶的小生意人，为人糊涂，“笔下文理清顺，偶弄管弦”。母亲贫穷安分，颇有担当。他在乡村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十三岁时考过芝山小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