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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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发为尼，在宫禁中的佛庵里修行，直至十余年后寂寞地死去。
　　从开元天宝时宫廷状况看来，杨玉环的出家也并非简单的“每在精修”、“永怀追福”可以解释。
　　那么杨玉环究竟是什么原因而被度为女道士的呢？让我们来看看几则资料：
　　中唐人陈鸿《长恨歌传》云：“先是，元献皇后、武惠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去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音ｊｉ，即簪子，古时女子许嫁，行束发加笄礼。）矣。”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七六《后妃列传》云：杨玉环“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庭，遂招内（纳）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女道士），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玄宗》：“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纳）太真宫中。”
　　据上述两则北宋历史学家的记载，原来杨玉环的出家并非自愿，而是被动之举，是被人导演的一出戏剧，她不过是一个被幕后之人操纵的傀儡演员。北宋史家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没有盲目相信和采纳冠冕堂皇的圣旨《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而是对它作了相反的解读。认同了陈鸿关于这个事件的民间版本的记载。北宋史家是睿智的，他们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想来他们可能还有其他依据，只是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相关诗句，还透露出这段宫闱秘事的信息。其《龙池》绝句云：“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据《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传》：龙池在兴庆宫里，而兴庆宫在长安是一个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方。它原本叫隆庆坊，唐睿宗时，作为皇子的玄宗（李隆基）与其他四位兄弟（包括薛王）居住于此。玄宗登基后，将此坊升格为宫城，并为避讳改“隆”为“兴”。四位兄弟被移居于附近的胜业坊和安兴坊。为敦睦骨肉关系，玄宗经常赐其兄弟等回兴庆宫作乐宴饮。
　　薛王是玄宗弟弟李业，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卒，其子李琄为嗣薛王。从时间上看，李商隐诗中的薛王应为后者。但也无须坐实，诗人不过偶举一人作衬。薛王胸无隐痛，所以宴罢归来，沉醉酣睡。而寿王就不同了，在这里他不仅不能感到皇恩浩荡，相反所见所闻可能还会深深地刺激他。那么，他会看到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曾经供奉翰林、做过唐玄宗文学侍从的大诗人李白来回答吧。大约天宝二载（743年）春，李白在兴庆宫奉敕填写《清平调》词三首，其一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三云：“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诗中所写的这位常使唐玄宗开怀笑看，长得花容玉貌、光彩照人的女性是谁呢？唐朝韦睿《松窗录》记载是“太真妃”（即杨玉环）。根据时代背景和三首诗的内容，学术界一致认可此说。这就是说，在龙池的赐宴上，寿王会遇到被置换了身份的爱妻。当然，具体时间不必拘泥于天宝二载春，可在此之前，亦可在此之后。而这应当就是李商隐所说寿王赐宴归来却夜不能寐的隐痛。
　　三
　　但是，北宋史家的记载似也有疏忽之处，两者都有“或言”杨氏之美如何如何，意谓杨玉环系由宫中他人推荐，而此前唐玄宗对她一无所知。其实唐玄宗应当早就认识杨玉环，并且可能非常熟悉。
　　根据唐朝史学家杜佑《通典》卷一二九《开元礼纂类》可知，“亲王纳妃”程序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册妃、迎亲、同牢、妃朝见、婚会、妇人礼会、飨丈夫送者和飨妇人送者。其中有“妃朝见”仪式，具体过程是：“皇帝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妃奉笲枣栗，司宾引妃入立于庭，北面，妃再拜。司宾引妃升自西阶，进，北面跪奠于皇帝前，兴。皇帝抚之……司宾引妃出，遂诣皇后所御之殿，立于阁外，奉笲腶脩……皇后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司宾引妃入立于庭，北面再拜。司宾引妃升自西阶，进，北面跪奠于皇后前，兴。皇后抚之……”
　　由此可见，最迟在李瑁与杨玉环举行结婚典礼的过程中，唐玄宗已认识了这位儿媳，并有机会获得近距离的“御览”。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至二十四年（736年）十月，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依唐朝惯例，文武百官以及后妃皇子公主等也都在这里。这就是说，李瑁与杨玉环的婚礼是在洛阳举行的。这位“天生丽质”的新娘年甫十六，可以想象，她是何等的光彩夺目！这里是洛河神女宓妃的故乡，人们联想起了八斗才子曹植《洛神赋》里的那个“丽人”了吗：“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辅靥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风流倜傥的盛唐人从不缺乏想像，多才多艺的李隆基自然也不例外，当初这位天仙般的新儿媳不知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多么隽永的余韵！
　　此后，唐玄宗应该还多次见过她，这是因为寿王李瑁在唐玄宗的五六十位儿女中有着特殊的经历和地位。李瑁的生母是武惠妃。开元十二年（724年），王皇后因故被废死，武惠妃受宠，唐玄宗想立她为皇后，但遭到朝中大臣们的谏阻，理由是：（一）、武惠妃是武则天侄子武攸止的女儿，而且其叔父武三思、武延秀等“皆干纪乱常，天下共疾”。（二）、当时的太子是由丽妃所生而在诸皇子中年长的李瑛，如果新立皇后，那么在储君问题上就有了隐患。玄宗听从了劝谏。不过武惠妃“礼秩比皇后”，即享受皇后待遇；而玄宗对寿王也“钟爱非诸子所比”。此后武惠妃经常借故在皇帝面前谗毁太子，致使太子终被废死。储位空缺期间，正受倚重的宰相李林甫潜与武惠妃合谋，曾多次建言立李瑁为太子。
　　既然寿王母子曾拥有这么特殊的地位，那么他和杨玉环就比一般的皇亲国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唐玄宗的眷顾。此乃情理中事。而且，可以推想，正是这些眷顾，使得寿王妃的命运后来节外生枝。
　　四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前文已说过，陈寅恪先生根据《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的“属太后忌辰”推测，杨玉环被度之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查上书《玄宗纪》可知，此时，唐玄宗在长安。这样一来，陈先生的推测与《新唐书》的记载就发生了矛盾。再查《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不管是开元二十八年，还是二十九年，都未记载这件事。陈先生解释说：“《通鉴》编撰时，此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已无年月日可考。”笔者认为，这篇敕文原本就没有日期，而且是有意为之。翻检《唐大诏令集》等文献可知，此种“诏令”依照程式都写明时间。《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一文略去了具体时间，格式的不正常应当是由于事实的不正常。无论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是陈鸿的《长恨歌传》，写李、杨的初合都是在骊山温泉宫。笔者的推测是，李、杨是先有了男女关系�熂瓷�米煮成了熟饭，唐玄宗是主动施事者，地点在骊山，然后再下诏追度杨为女道士的（地点在长安）。这就犹如杨玉环后来尚未还俗，却已做了“太真妃”，直至天宝四载（745年）八月才被册封为贵妃一样。这又让我们想起了李商隐的另一首绝句《骊山有感》，诗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中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云：“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这应是李诗第二句背后的史实，不过可能还有以龙和莲隐喻玄宗和贵妃男女关系之意。北宋王溥《唐会要》载：玄宗长生殿，天宝元年（742年）十月造，在华清宫，名为集灵台，是祀神的宫殿。第三句诗的大意谓杨玉环在“春寒赐浴华清池”、跟玄宗“芙蓉帐暖度春宵”之后，每每于清晨随从玄宗往长生殿祀神求福。寿王之所以不愿随从，当然是胸有隐痛！是啊，对于寿王来说，骊山是伤心地！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卫宣公为儿子伋聘齐女为妻。后听说齐女姜氏貌美，便想自娶之，又恐齐女不从，于是便在由齐入卫的黄河边上修筑了一座豪华的行宫——新台。等齐女被迎来时，便占为己有。齐女就是后来的卫宣公夫人宣姜。卫国人对此事十分憎恶，遂写诗讥刺卫宣公。这诗就是《诗经·邶风·新台》。一千多年以后，骊山的宫殿成了唐朝的“新台”，只是，与卫宣公相比，唐玄宗的行为更加放肆和无耻，当年的齐女是聘而未婚，而杨玉环已与寿王李瑁做了五年的恩爱鸳鸯。
　　骊山，这是当年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烽火戏诸侯、最终失信于天下的地方，现在也成了一代明君唐玄宗失信于天下的起点。庄严的大唐圣旨写着谎言。父（而且是一国之君）夺子妻，侵犯了中国人共同信仰和恪守的伦理底线，摧毁了人们自上古以来精心建构的、用以维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规则。唐初大儒颜师古、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含《毛诗正义》，《新台》自然也在其中），颁行天下，它是士子们的必读书，并被朝廷颁布为科举考试中儒学方面的依据。它是构筑家庭伦理和国家纲常的基石，破坏了它就是动摇和解构整个社会大厦。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产生于“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年！这是巧合，抑或必然？我只相信一句话：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恕。

　　张鸣：游走于戏说历史与文化批判之间

　　
　　？　董国强
　　张鸣教授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始于《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和《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公开发表。但是他近来在书坊的走红却与他的通俗写作路线有关。大约自2002年开始，他的史学随笔类文字不断见诸国内知名的网站和报刊。这些文字不但受到学界同人的关注，而且受到众多普通读者的追捧。一些精明的书商闻风而动，先是于2003年推出了《直截了当的独白》，继而又于去年10月推出了《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着实借他的名头和文采狠赚了一些银子。
　　作为国内几家知名读书类刊物和文化网站的热心读者，我对张鸣先生的大名并不陌生。上述两部文集中收录的不少文章，我曾在其他地方先睹为快，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阅读《历史的坏脾气》一书时的快感。
　　同许多其他读者一样，首先吸引我眼球的，当然是书中的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从张鸣先生的嘴里说出来，却有一番特别的味道。这大概与他读过不少古代话本小说，听过不少侯宝林的相声，看过不少各种电影、戏剧，并经常与一班酒肉朋友“大话……”有关。这些操练使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语汇丰富且比喻生动贴切，丝毫没有一般文士的刻板、晦涩和酸气。如若不信，我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比如讲“马桶将军”王怀庆逸事：
　　“马桶将军”跟马桶的确有亲和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公干。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风景好得紧。
　　再比如讲隋文帝杨坚的婚外恋悲剧：
　　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大概是西晋末年，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后，他们没有汉人那么多的礼教讲究，中原社会连同颇为得意的妇人之道，都被冲得七零八落，妇女们多少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我们的正史说，北朝嫁妇，先教使妒，说什么也不许丈夫纳妾，丈夫的家，至少要当一半多。接下来，隋朝杨家一统南北，据说是重光了汉家文物，但三从四德的妇道却依然阙如。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位强悍的皇后独孤氏，经常把杨坚管得一愣一愣的，苦不堪言。有次好不容易偷偷搞上了两个小妞，席不暇暖，即被独孤知道，马上将两个“狐狸精”逮去弄死。杨坚知道后，策马狂奔，说是皇帝不做了，做离家出走之状，结果被大臣拼命拦住，死拉活劝。眼见出走不成，杨坚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再比如讲乾隆私生子富康安吃溺的笑话：
　　富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儿都要吃白肉片。这白肉片非得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适。一次，途经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
　　故事的结尾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过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再比如说到古代“文治”政治传统下“武秀才”的尴尬地位：
　　清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有天一个武秀才扯了一个挑粪的农夫上堂告状，说是这个农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须加以惩罚。县太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让秀才打这挑粪的一百个嘴巴吧。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打到七十的时候，县令突然说：停，我忘了问你这个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县令说，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劈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荤八素。
　　再比如谈到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他有如下酣畅淋漓的描述：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其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除了能够巧妙地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