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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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眼光”、“能宽容”也许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两种德性。如果我们缺乏眼光，不能把赝品立马识别，同样也就未必能发现真正的精品；如果我们缺乏肚量，就可能像不能宽容过错一样不能宽容创新。因为真正对现存知识有突破意义的学术创造，往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后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而在此之前，它对现存知识权力体制而言，是个类同“过错”的异端，需要后者的宽容。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道德。把抄袭问题归于道德，是一个偷懒的技巧，也会是“反抄袭斗争”运动化、形式化的开始。如果仅仅以道德眼光来对待不良学风问题，谁能担保在把谴责之声挂诸齿颊时，就不会在私底下心安理得沾染各类恶习？我们会不会因“谁无痼疾难相笑，各有风流两不如”（查慎行语），以“大家都这样”的托词，见怪不怪地放弃对不良学风问题的深层剖析？更有否可能因“纵是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语），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借口，宽容自己的犯规？“言论与行为”背离的现象，我们见得还少吗？对不良学风的道德批判，是不能替代对其的根源分析、体制分析。因而，首先、研究学术发展的规律，其次、研究“抄袭兴盛时代”的特殊学术规律，这才是学术批评应该用力的方向。
注释：
〔1〕参考（法）塔尔德：《模仿的规律》，载《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美）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全集》第1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3〕（美）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8页。
〔4〕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5〕钱钟书：《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载《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5页。
〔6〕鲁迅：《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地缘政治所成就的一个异数
——古都史话之七
？ 雷池月
都江堰有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似乎是对四川历史政治的某种规律性所作出的高度概括。上联是说用兵，强调用兵的战略要义在攻心；下联是说治理，指出一定要掌握好执法宽严的尺度。意思都没有错，不过那口气总让人觉得有点像是为“开发”某个“化外之地”而制定的方略。前人曾说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如果把这话和对联联系起来看，便又能产生出更深一层的体会。据说新出土的“三星堆遗物”揭示了一个上古时期曾经侪肩甚至超过中原的文明，但现有的文字史料却只能说明，四川是在秦国征服巴人的过程中逐渐开发的，由于它的边远、封闭和富足，到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关键时期，它就每每是“乱”在先而“定”在后。于是，收拾大局的人总不免要对四川用兵，而且还要善于“攻心”，善于制定恩威并济（“宽严”有度）的政策，否则难以成功，即便一时得手，也无法稳定。
四川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定地位。如果不算上各朝分封的藩王以及元末的明玉珍（都在重庆）、明末的张献忠这类政权，在四川，先后至少建立了四个帝国，即蜀汉、成汉、前蜀、后蜀。它们的国都都在成都。然而，成都却未能享有和六大古都一样的历史地位，因为，这些帝国本质上终究不过是割据政权，尽管如蜀汉自认为是汉皇朝的正统，也没有用——从成都发出的政令未曾超出过北至汉中、南到云南的那么一块地盘，硬说代表中央，那只是长自己志气的宣传手段而已。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总在“分”与“合”的循环中前进，而每到“分”的关头，四川就会以某种形式有所表现，于是，成都在许多时候成为独立的政治中心，发挥特殊的历史作用。
一
最先把成都的地缘政治优势提到理论层面并运用于实践的是诸葛亮。他在《隆中对》里向刘备介绍的战略性纲领，就特别强调了当时形势下为什么要选择益州作为“光复汉室”的基地。他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邦当初能在中原的混战中获胜，靠的就是四川这个丰饶的后方基地（刘邦是被迫来到汉中的，但如果不到汉中，他怎么能得到四川？这真叫歪打正着）。他又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则大业可成。”说着说着，他还拿出一幅西川地图，详加解释，再下结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一番话说得刘备如醍醐灌顶，从此把诸葛亮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
开始事情果然按诸葛亮的战略设想发展。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年）进了成都。虽然偏居一隅，但将士们追随的是诸葛亮制定的战略目标——“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还把它凝练成两句极富道义力量的政治口号，叫做“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眼光始终盯住朝廷所在的中原。六七年后，益州的建设和发展粗具规模。刘备根据诸葛亮的意见，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自立为汉中王，打出讨贼除逆的大旗。既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力量，又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诸葛亮准备动手，正好曹操意图向荆州用兵，他便命令关羽主动出击，不料后来形势逆转，使他的战略部署被全部打乱。
关羽根本不理解“联吴拒曹”这一统战政策对于蜀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孙吴虽然一直坚持对荆州的领土主张权，但军事外交上却是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曹魏为了减轻襄樊前线的军事压力，派满宠到东吴引诱唆使东吴以武力夺取荆州。孙权拿不定主意，向关羽提亲，以试探对方的反应，不料遭到了关羽极其粗暴的拒绝。吴国君臣终于决定和曹魏联手，从关羽的后方发起攻击。荆州失守后，被切断了后方而两面临敌的关羽，终于全军溃败。政治上的盲目在短短几个月里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大好局面，更严重的后续事件是在成都的刘备理智为感情所蒙蔽，置大局于不顾（此时曹丕已经篡代了汉室，刘备本人也被拥立为帝，孙权持观望态度，正是重组外交政治新格局的大好时机），倾全国之力东下伐吴。可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七百里差点连四川都回不去了。打击接二连三，一生戎马倥偬年已六十三岁的刘备再也承受不起，病倒在白帝城（兵败之后，自觉无颜，不愿回成都去），几个月下来，药石无灵，撒手西去。
刘备一死，曹魏发动五路大军攻蜀。诸葛亮只派出赵云重点防堵由长安南下汉中的曹真，其他各路全靠政治手腕一一化解，最成功的是又重新和东吴结成了反魏的统一战线。大局转危为安，蜀国赢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的宝贵时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凯旋，第二年，曹丕死了，魏国政局动荡，诸葛亮向刘禅呈上了《出师表》，亲率诸军大举北伐。从这时开始，一直到他死，六年的时间里，他干的主要就是这一件事。对他来说，“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自己必须“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讨贼，讨贼，讨贼！
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最后还是没有能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这不是因为付出的主观努力不够，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和既定的目标之间差距实在太大。客观条件的不利，只要力所能及，他都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改善了（比如后勤补给线太长，粮草不继的老问题）；有的却不是他可以改变的，比如曹魏的国力和军力以及司马懿的才干等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主观条件的不足，则主要表现在他本人和他手下的将领缺乏临敌制胜的指挥才能。关于这一点，写《三国志》的陈寿作过如下的分析：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
诸葛亮本人对此大概也有所认识，他在《后出师表》里写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才弱而敌强也。”这就是说他深知自己面临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他接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一直不停地打下去，即使那结局是作为一名失败者“死而后已”。
诸葛亮是历史上少见的伟大政治家，因为他身上具有政治家所要求的全部素质，历史对他的几乎没有争议的评价就是证明。以他的才识和干练，却把毕生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明知其必然失败的事业，不能不说是他个人和历史的一大悲剧。诸葛亮从入成都到去世凡二十年，史书概括他的治绩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因此，四川和成都的民众，多少年来，对他的追思和传颂，“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民众是很容易满足的，你给他们留下了点滴美好的记忆，他们就会永远缅怀你。作为政治家，在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损害民众的利益，诸葛亮连年兴兵，人、财、物的消耗给蜀中民众造成的负担和牺牲不难想见，可是民众不埋怨反而歌颂他，无非因为他对百姓怀有的一点仁心。陈寿指出，孟子所说的“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就是这个道理。
二
司马氏在263年灭掉了蜀汉，四十年后，四川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政权——304年，巴氐人李雄自立为成都王，两年后改称皇帝，国号为成（成都这回真是“名副其实”了，就是“成国的京都”）。
所谓巴氐人，意思是生活在川东的氐人，原来叫賨人。自东汉后期以来，氐族被军队招募或豪强裹胁来到中原的日益增多（董卓从甘肃出来时，一次就带来氐、羌族士兵十万之众），中原长期战乱，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变成了没有根基的流民，再加上晋元康年间闹饥荒，从略阳、天水一带流入川北、汉中地区的氐人达数万家。流民生活艰难，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朝廷要将他们遣返原籍。这时李雄的父亲李特兄弟几个（本都是地方豪强），以所谓巴氐人的身份赈济“同族弟兄”氐族流民，并向官府请求就地安置，这些举动，大得人心，流民们纷纷归附，不到半个月，李特兄弟就纠集成一支近三万人的队伍。流民们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和朝廷军队对抗。李特很有点政治头脑，学刘邦的样，和四川百姓约法三章，而且还“施舍振贷，礼贤拔滞”，于是“军政肃然，蜀民大悦”。队伍拉起来的第二年秋天，就打到了成都外围地区。由于胜利来得太快，李特犯了轻敌的错误，把部队分散，结果中了敌人的招数，大本营被偷袭，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李特死后，儿子李雄继续率部众转战于川中、巴东等地，势力又一天天壮大起来。到了太安二年（303年）冬末，梁州刺史四川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宣布投降，李雄进驻成都，第二年十月，由部下拥戴为成都王。他改元约法，赐爵封官，俨然一个小朝廷。此时的西晋已经在“八王之乱”的骨肉相残中风雨飘摇，奄奄一息。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湘、鄂西的巴氐人看到他羽翼已丰，纷纷归附这位“民族救星”。这算是一份“人和”，再加上“天时”（晋室南渡，立足未稳，而军阀作乱；中原则是前赵和后赵的混战）、“地利”（秦岭巴山，谁敢轻易作翻越之想！），李雄这个北至汉中南达云贵的小朝廷，得以保持了四十年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资治通鉴》里说的“是时天下大乱，而蜀独无事”。
四川能在周边的混乱中保持局部的安定，和李雄个人的作风以及由他制定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史称李雄“虚己好贤，随才授任”，他以极谦卑的姿态聘请蜀中的大地主、大名士范长生当丞相，“长生博学，多艺能，年近百岁，蜀人奉之如神”，没几年，范长生死了，李雄又用他的儿子范贲为相，当然是希望他继续保持父亲的政治影响并且遵循既定的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做领袖的人最重要的品质。由于用人得当，首先在司法方面，“刑政宽简，获无滞囚”；其次在文化方面，“兴学校，置史官”；再次是实行了宽厚的赋税政策：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至于徭役，“事少役希”，而且“新附者皆给复除”。这样的政策，直接效果就是“民多富实……年谷屡登，乃至闾门不闭，路不拾遗”。当然，执政宽松也难免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弊病，比如爵位的滥溢、官员的贪墨以及军纪的松弛等等。所以说“宽严”实在是一个不好掌握的尺度。
李雄的任皇后没生儿子，其他嫔妃生子十余人，都不太令他满意，他把哥哥的儿子李班立为太子，认任皇后为母。大臣们不同意，请李雄从自己的儿子里面挑选一个，道理很简单，“先王立嗣必子者，明定分而防篡夺也”。可是李雄有自己的说法：“吾兄（李班的父亲李荡），先帝（李特）之嫡统，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逝，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他主意已定，怎么劝也不行。太傅李骧（李特的弟弟）哭着说：“乱自此始矣！”还真是一语成谶！两年后，李雄病倒了，金疮复发，遍体流脓，“诸子皆恶而远之，独太子班昼夜侍侧，不脱衣冠，亲为吮脓”，对比之下，李雄更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没几天，李雄死了，李班即位，政事全交给辅政大将军李寿，自己在宫中守丧。李班为人“谦恭下士，动遵礼法”，但却全无心计，不是个当皇帝的材料，两个月不到，就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李雄的亲儿子李期即了帝位。李期靠政变上台，少不了要清除异己，建立清一色的帮派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