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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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宫廷政变中被杀。李雄的亲儿子李期即了帝位。李期靠政变上台，少不了要清除异己，建立清一色的帮派权力体系，一伙小人把持政务，才俊之士，非贬即杀，国势日见衰落。
李雄的事业就这么垮下去了，根本原因是接班人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也怨不得李雄，立储以德以才，能说是错了么？问题是德和才的标准常常失之空泛或片面，而且观察角度的差异必然带来结论的偏颇，何况还容易被假象所掩蔽。这么多不确定因素只会为争权夺利者提供行动的口实，所以，历来礼法的制定者提出了以嫡以长的原则，虽然按这个原则并不一定能保证皇帝的质量，但至少能避免眼前的动乱。硬是碰上“嫡长子”是个暴君、昏君，也没有办法，只能让那个时代的百姓认命。其实，究竟应该怎样确定接班人，古往今来，这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下永远也解决不好的问题。
李期的统治勉强维持了三年，国中岌岌自危的人太多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原先的托孤老臣李寿身上。李寿起兵，摧枯拉朽，很快杀进成都，把李期身边那伙人一概捕杀，李期本人贬为邛都县公。下一步怎么办？李寿的亲信，一部分主张用成都王名号，向东晋称臣，一部分坚持继续称帝。李寿命巫师占卦，巫师说：“可数年天子。”主张称帝者说：“一旦足矣况数年乎！”主张降晋者说：“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而李寿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后即了皇帝位。上面这几句简短的对话，很精彩，也很幽默。每人一句，表尽了各自的心态。李寿把国号改成汉，朝廷内外换上自己的亲信班底，而且索性把李雄所有的儿子全部杀光。李寿乖张残忍，却自视甚高，常托比于汉武、魏明（曹睿），就是不愿意听见别人说起他的伯父李特和堂兄李雄的政绩，以为自己比他们强。舍人杜袭写了十首诗，伪称曹魏时应璩所作，对他进行讽谏，他看过以后，不动声色地说：“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贤哲之话言；若古人所作，则死鬼之常词耳。”他甚至还想兴师东下，与后赵的石虎联手灭了东晋，被臣下劝阻了。他听说邺中（后赵国都）繁华，宫殿壮丽，就强行把外郡人迁入成都，也大修宫室；又听说石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于是他也模仿，“人有小过，辄杀之以立威”，结果自然是怨声载道，人心思乱。好在不久他就病死了，皇帝当了五年而已。
李寿一死，接位的儿子李势没有他父亲的那份滑稽，却比他父亲更残忍：李寿杀尽李雄的儿子——只是自己的从侄；而李势杀掉李寿的儿子——那可是自己的亲兄弟。至于其他被杀的老臣，更是不计其数，而且他“不恤国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信任左右，谗谄并进，刑法苛滥，由是中外离心……四境之内，遂至萧条”。而此时的东晋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刚刚显达的大野心家桓温，以荆州刺史、安西将军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要想有所作为，没有比进攻四川更合理的选择了——荆、益毗邻，而成汉又国势衰颓，武备不修，功成之后，自己的声望和实力必将上一个台阶。他于永和二年（346年）冬天发兵，第二年春天便已深入蜀境，为了速战速决，他将大本营和辎重留在彭模，自己亲率步兵，只带三日干粮，直扑成都。在成都郊外的柞桥，双方展开决战。对成汉政权来说，这是最后一搏，因此被逼出了几分勇气，开始占了上风，晋兵眼看顶不住了，正准备退兵，谁知军中鼓吏打错了鼓点，把退鼓敲成了进鼓，晋兵鼓起勇气发起反扑，成汉兵大败，桓温就势杀入成都。李势乘夜色逃到葭萌，从那里派人送来降表，自称“略阳李势叩头死罪”，接着又捆绑着自己、抬着口棺材到桓温大营投降，桓温给他松了绑，烧掉棺材（以上是古代投降和受降的程序），然后将李势及其家属送往建康（南京）
成汉灭亡了，此后的五百多年里四川再没有出现过独立的政权。
三
五代时期，十个割据王国的开国之主，都是黄巢兴兵过程中乘势而起的地方军阀，而这些人的出身又大多是地痞无赖，其经历都颇有传奇色彩。在成都称帝的前蜀王建也不例外，而且他的传奇更具某些特点。
王建是河南许昌人，从小就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乡人称他为“贼王八”。稍后投入当地的部队忠武军（许昌是忠武军节度使的辖区），因为作战勇敢，一路迁升，当上了一名都头（每都一千人，即相当于团长）。忠武军有八个都（包括王建的一都）的兵力参加讨伐黄巢的战争，黄巢从长安败走以后，这八千人在鹿晏弘率领下，进入汉中，赶走地方官员，鹿自任山南西道留后，几个都头便是附近各州刺史（唐末就这种规矩，占多大地方当多大官），可是鹿晏弘嫌汉中穷，不多久又带着部队杀回河南去了，王建等五个都掉转方向，到四川投奔唐僖宗。僖宗高兴极了，把这支部队号为“随驾五都”，交由大太监、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节制。田深受僖宗倚重，王建拜在他名下当干儿子，成了一条线上的人，回都长安以后，僖宗让王建留在身边指挥神策军宿卫（中央警卫部队）。
光启元年（885年），河中军阀王重荣进犯京师，僖宗逃到凤翔，第二年，又被迫逃往汉中，王建作为清道使，“负玉玺以从”。途中栈道被人放了火，王建亲控僖宗的坐骑，冒着烟焰通过几乎要坍塌的栈道，夜里没地方宿营，疲惫已极的僖宗枕着王建的腿膝睡了，醒来以后，悲感交集哭了一场，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了王建。这场战争是因田令孜和王重荣争夺盐池引起的，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田有点害怕，请求外放任西川监军，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是他的同母弟，万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王建是田令孜线上的人，田一走，接任十军观军容使的杨复恭马上将王建从中枢调开，让他去做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王建倒也不嫌弃——他早就有意独立发展。到了壁州，他很快拖起一支近万人的队伍，接连攻下了附近的阆州（今阆中）、利州（今广元）。陈敬瑄感到严重不安，找田令孜商量，田说：“王八是我的儿子，派个人去传话，就能将他招抚。”王建接到田令孜的召令，很高兴，对人说：“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见陈公，以求一镇。”他选了两千精兵，兴冲冲地往成都进发，到了鹿头关，陈敬瑄却反悔了，下令要他停止前进。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取了汉州、彭州，又在新繁大破陈军，俘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陈敬瑄集西川之力，发兵七万，双方在德阳、新都一线相持百余日。刚即位的唐昭宗下令罢兵议和，以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划出邛、蜀、黎、雅等州新立永平军，由王建任节度使。从此，王建以合法身份在四川站住了脚。
陈敬瑄拒绝卸任，朝廷命韦昭度统兵征讨，打了三年，仍无结果，王建对韦昭度说：“公以数万之众，困两川之人，而师久无功，奈何？且唐室多故，东方诸镇兵接都畿，公当归相天子，静中原以固根本，此蛮夷之国，不足以留公！”这分明是要赶走韦昭度，韦当然也不想留在这里，但就这么走掉，心有不甘，正在犹豫不决时，王建派军士逮捕韦手下的官员，就在军营里杀了煮了吃掉，然后对韦昭度说：“军士们饿了，要吃这东西（人肉）。”韦昭度何曾见过这等场面，吓得赶紧把符节印信交给王建，任命他为权知（代理）三使（即山南西道、剑南西川、永平军三节度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自己立即走人。王建亲送他到新都，还“跪觞马前，泣拜而别”。韦昭度刚出剑门，王建就派军队封锁关隘，和朝廷从此断绝了往来。接下来，眉州、资州、简州、戎州、嘉州、茂州相继投降，陈敬瑄困守的成都只剩孤城一座，“城中乏食，弃儿满路，饿殍狼藉”，王建又不断向城中派出间谍，制造混乱。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田令孜登上城楼向王建喊话：“老夫与公相厚，何嫌而至此？”——不能不攀点老交情，但再也不敢用“王八吾儿”的口气了，只是求网开一面。王建答道：“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讨不受代者，天子命也。”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父子是私情，讨伐奉圣命，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当晚，田令孜就来到王建营中，交出了节度使牌印。第二天，陈敬瑄打开城门，将王建大军接入城内。
王建估计到自己这支部队进了成都，难免会有奸淫掳掠等情况发生，为了避免局势失控，入城前，他任命以凶残著名的张勍为都虞候（军中执法长官），同时他告诫全军说：我用张勍为虞候，你们不要犯在他手里，如果他抓住你们先来见我，我还可以给你们活路，如果他先杀而后报，我也不可能追究他哟！话是说了，但这群暴徒岂是几句话所能约束的，进城之后便开始剽掠。张勍带着执法队，在成都街市巡逻，发现抢劫者，就在现场杀头，杀了百多人后，市面安静下来。陈敬瑄和田令孜，因为是降将，安排了职务，但没过多久，先后都被杀掉了，再不提“父子之恩”。天复三年（903年），唐昭宗下诏封王建为蜀王。四年以后，朱温灭唐，派人来给王建打招呼，王建“拒而不纳”，反而发出讨梁檄文，号召各地割据势力跟他联手出兵，因为自己声誉不佳，没人响应。朱温当皇帝，他当然是不服的，他觉得自己哪方面都比朱温强。既然朱温弑君自立的事都做得出来，我王建称帝也算得是“顺天应人”了。于是，907年9月，他正式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蜀。临即位前，带领官民大哭三天，表示对唐室沦亡的哀悼。此时唐朝的贵族世家不少人避乱入川，王建虽是文盲，但喜欢与文人交接，对从中原来的知识精英，一律以礼相待，并破格录用，诗人韦庄就是一例，曾被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重要职务。
王建出身于流氓无产者，这个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比较特殊的作用。在分合治乱的规律性的循环中，历史不断地给他们提供机会，每到关键时刻，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就会出现在政治的前台大显身手。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如暴戾凶残、勇猛果决、虚伪狡黠、好学强记，当然也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能力强、运气好的竟有成为一代开国雄主的，次一等的分疆裂土建立割据政权，再次一等的便是流窜四方被人剿灭的草寇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便是由这类人的意志决定着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死存亡、悲欢苦乐（实际上，他们带给民众的永远是牺牲远远大于福祉）。他们在“创业”的初期，一般都比较清醒，讲究策略，注重形象，用以笼络人心，发展实力，可总是越到后来便越陷于昏聩、残暴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王建在这类人中，是“次一等”的典型，不仅个人应具有的特点他无不具备，而且事业发展的逻辑也不逾常规。起事的早期，人们称赞他“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王公治众，严而不残”，到后来却沉湎酒色、昏悖多疑，以致臣下离心，朝政混乱。特别是在立储问题上屡犯错误，最后在宠妃和权臣的愚弄下，把一个无德无能的懦夫王衍立为太子，导致了自己手创的基业迅速走向崩溃。
918年，王建死了，王衍登基。王建的儿子多，个个拥兵自重，将领们也互不服气，朝堂上经常可见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形。王衍荒淫无度，而且善于变着法儿找乐。他的宫殿园林修造得极其豪华，经常在里面举行大型游乐活动，管弦不绝，通宵达旦。蜀中产锦，他把御园里的亭台楼阁和树木花草都用织锦包扎装饰起来，风雨损坏了又换新的。他还在园中修了一条水渠，直通后宫，在园中流连竟日，深夜乘彩船回宫，两边数以千计的宫女举着蜡炬，照耀得如同白昼。而且，他还颇有几分艺术气质，喜欢给宫女们设计服装和化妆，有一种所谓醉妆最令他得意，他写有醉妆词一首，命宫女们演唱，词曰：
者（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这）边走，莫厌金杯酒。
这样一个混球，如果不是当时中原战事激烈，他是绝对混不了几天的。等到李存勖取代了后梁，形势稳定以后，果然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他。后唐军队所向披靡，众叛亲离的王衍很快宣布投降，这是925年——居然让他快活逍遥了七年之久。
四
李存勖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和大将郭崇韬受命各统一路大军进攻后蜀，功成以后，李继岌在班师回朝时按他母亲的密令，设计杀了郭崇韬（背后有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宦官们的诬陷），此时，朝廷派来了孟知祥接管西川，衔位很高——成都尹、西川剑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就是此人，随后不久又自立为大蜀皇帝。
孟知祥少年时跟随他的叔父投在李克用的帐下，奉命守卫泽、潞（今晋东南地区），朱温来进攻时，叔父投降梁军，而孟知祥却回到了晋营。李克用对他的表现当然很满意，后来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李存勖称帝以后，要他当中门使（沟通宫、府之间联系的职务，内传外达，地位重要），他觉得这个职位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风险很大，便向李存勖推荐了郭崇韬，自己则当了马步军都虞候，迁都以后，留在太原（北京）任太原尹、北京留守。郭崇韬是个急功务竞的人，不大考虑风险问题，对孟知祥的推荐心存感激，后来出征四川，他也向庄宗建议：“臣等平蜀，陛下择帅守西川，无如孟知祥者。”李存勖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过等到孟知祥到四川上任时，郭崇韬早已被杀——自己很轻松地弄到了这么一块好地盘，连对举荐者说上几句感谢的话都来不及了。
孟知祥刚到四川时，局势仍不平静，他镇压叛将，收集乱兵，颇有成效。不久，中原传来李存勖、李继岌父子在兵变中被杀，李嗣源（明宗）当了皇帝的消息。李嗣源的宰相安重晦也正怀疑孟有不轨之志，准备大举进攻西川。为了抢得主动权，孟联络东川节度使董璋先后起兵造反。朝廷派石敬瑭为招讨使、夏鲁奇为副使分兵进攻四川。先是剑门一战，唐军大败，后来蜀军又攻破遂州，杀了夏鲁奇，并把夏的首级送到石敬瑭营中。石敬瑭大概吓得不轻，只好班师回朝。进兵四川确实难度大，特别是后勤补给，所谓“自潼关以西，民苦转馈，每费一石不能致一斗”。李嗣源权衡利弊，决定还是招降。正好当时安重晦因谗被杀，便把决策错误的担子全推在他身上。孟知祥本是李家的女婿，还不想做得太绝，但董璋态度很坚决（他的家属已被朝廷杀尽），双方多次协商不果，导致一场火并，董军失败，董氏父子自杀，整个东川落入孟氏手中。明宗既无力进攻，就只有承认现实，委任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成都尹、东西两川节度使、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随后又册封为蜀王。933年冬，李嗣源死了，第二年开春，孟知祥即皇帝位，国号蜀。
孟知祥能在蜀地称孤道寡，似乎有些侥幸，至少他没有费王建那么大的力气，事实上，论能力与手段，他也算不得“枭雄”一流人物，而且他还缺少福分，元月里登基，六月里就中风，一下子偏瘫，连酒杯都举不起来，赶紧诏命太子孟昶监国。很快孟知祥死了，孟昶即位，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骄奢淫逸的帝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