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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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举不起来，赶紧诏命太子孟昶监国。很快孟知祥死了，孟昶即位，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这个家伙好酒、好色，既无政治远见，又无作战能力，特别在用人方面简直一塌糊涂，所宠信的不是与他诗词唱和的文人墨客，就是从小和他狎玩亲近的纨绔膏粱。然而他性情柔懦，平时残民害民还不算太过分，所以在他治下的那些年，蜀地大体太平丰足。而同时，中原的晋、汉、周几朝都无暇或无力来理会他，内无忧外无患，成全了他三十年的风流潇洒，真所谓“混人自有混人福”！
孟昶爱赏花，他把成都建成为一座花市，春天宣华苑赏牡丹，夏天浣花溪赏荷花，秋天城头看芙蓉，冬天芳林苑赏红栀，各处园林都极其豪华，他曾得意地说：“唐人所谓‘曲江金殿锁千门’，我看比不上朕的宫阙楼台之盛。”他在城上种满了芙蓉，赏花时全部用蜀锦做帷幕装饰起来，锦衬花，花映锦，逶迤极望，蔚为壮观。孟昶说：“自古以成都为锦城，今日观之，始真锦城也！”他不仅爱花，而且爱色，曾下令选美，民间凡十三岁至二十岁的女孩都必须参选。后宫女子多达数千，为便于管理，他为宫内女官列出十四个品级，秩列森严，比他朝中的卿相大臣还规范得多。
大约是因为气数已尽，要自寻死路，孟昶在志大才疏的宠臣王昭远的怂恿下，竟想与北汉王刘钧结盟，联手进攻北宋王朝。此时赵匡胤刚刚征服了荆南的高氏和湖南的周氏，下一个打谁还没有最后决定，孟昶却把发兵的由头主动送上门来。964年冬天，北宋大军兵分两路杀向蜀国。北面一路由王全斌率领，由凤翔南下汉中，迅速抢占了嘉陵江上游的兴州，蜀军虽然依山仗险组织了几场抵抗，却无法阻挡来势凶猛的宋军，一退再退，没几天便放弃了整个山南地区，西撤到剑门关内，才稍稍止住了敌人的攻势。东面的一路由刘光义和曹彬率领，从归州出发，溯江而上，不数日便到了夔州城下。这里是蜀军经营多年的江防重点，但也是一战而溃。从此东面门户大开，宋军长驱直入。开战不到两个月，孟昶的军队就差不多拼光了，特别是第一线的将领大都非死即降，而这些将领基本上是他年轻时马球队（孟昶热爱此项运动）里的伙伴，纨绔出身，没有实战经验，失败在情理之中。在剑门前线的王昭远原本只会纸上谈兵，宋军从小道绕到剑门南面，他亲自率兵前往汉原坡堵截，结果是剑门空虚被宋军攻破，他自己只身逃往东川，在那里当了俘虏。
剑门吃紧时，孟昶曾派出太子孟元喆，率领最后一支预备队前往增援。这个孟元喆吃喝玩乐无所不精，就是不会打仗。他和唐庄宗一样，酷爱“戏剧事业”，投入的精力可能更多。他把出征当作一次演出，在成都大街上举行的发兵仪式真是空前绝后。所有将士的军服一律新置，鲜亮夺目，旌旗仪仗尤其讲究，连旗杆都用锦绸包裹起来。彩色斑斓的旗阵之后，便是由他的几十名姬妾和几十名伶官戏子组成的指挥中心，再往后才是将领和参谋人员，一路上笙箫管笛，响遏行云；生旦净丑，轮番献唱，街道两旁甚至房顶屋脊，站满欢欣雀跃的成都百姓，在欣赏不花钱的好戏。天公不作美，队伍尚未出城，下起了小雨，孟元喆心痛那些锦绣彩旗，命令全数取下，少顷雨停，又命人重新装上去。谁知彩旗装反了，都倒挂在旗杆上，乐队继续奏乐，伶人依旧高歌，场面之滑稽，乐得成都百姓前俯后仰。这种队伍当然不是去打仗的，到了绵阳，听说剑门已失，孟元喆带着他的“大剧团”又开回了成都。这时，任何抵抗都无从说起了。
已是濒于绝境的孟昶问计于群臣，宰相李昊说：“成都既已无法可守，不如就此见机纳土称臣，尚可以保全身家。江山者，得之于人，失之于人，又何恨焉！”孟昶觉得这几句话倒也实在，便叫李昊起草文书向宋军投降。李昊是四川的老笔杆子，文章倚马可待，前蜀的降表也是他一手炮制，轻车熟路，自然不辱使命，成都市民之好事者，夜间在他府门上，大书“世修降表李家”六字，真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
投降避免了围城战，成都得以保全，百姓免遭涂炭。王全斌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在升仙桥街口代表朝廷受降。因为没有进行过激烈的反抗，赵匡胤对孟昶君臣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至于孟昶本人入朝后七天即得病死去，情节可疑，猜测虽多，迄无定论）。至此四川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如果不是王全斌在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的话。当时赵匡胤曾下令，凡后蜀军队中的可用之兵选送京师补入禁军，而且要从优发给路费补贴，可是王全斌擅自减少朝廷核准的数额，又纵容部下去敲诈勒索，蜀军心存怨愤，在出川的路上（还只走到绵阳）造反作乱，几天功夫便发展到十多万人，形势愈演愈烈，宋军屡战屡败。这时，成都城里还有三万降卒，怎么处理？毫无策略观念的王全斌听任部下大开杀戒，一批一批，杀了个精光。这对于川人的反抗自然是火上浇油，十七个州公推叛军首领全师雄为兴蜀大王，朝廷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眼看就要付诸东流。
幸好东路军里还有一个政策观念很强的曹彬，他的军队从入川起一直纪律严明，颇得川人好感。龟缩在成都城里无法动弹的王全斌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只好请曹彬收拾局面。曹彬深谙军事和政治两手并用的原理，更知道在这场平乱战争中政治攻心的作用将更为重要。他和全师雄的军队在新繁接战，由于战前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对叛军官兵晓以利害，动以感情，战斗刚开始，叛军纷纷倒戈，登时阵脚大乱。全师雄见大势已去，带领残部逃奔郫县，后又窜往灌口。经此一战，形势逆转。但乱局既已形成，短期实难收拾，这边压下去，那边冒出来，几经反复，直到966年冬天，全师雄病死，四川全境才逐渐平静下来。
灭蜀只用了两个月，平叛却用了两年，时间账不说，损失账更是难以细算。赵匡胤看到了对于解决四川问题，政策和策略是何等重要。它确乎是开创和维护一个权力体系的生命线，各级官员，都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把兼具谨慎持重和胆略决断的老部下吕余庆派到四川，以参知政事（副总理）的身份知成都府事。由于吕的资格老，原则性强，打击那些胡作非为的骄兵悍将敢下狠手，秩序混乱的成都在最短时间内平静下来，蜀中百姓也归心于新朝的统治。
七百年后，张献忠在成都也当了两年皇帝。1640年，他曾一度窜入四川，呆不下去，又突围而去。1644年，他再度杀回四川，并在成都称帝。1646年，清兵入川，张中箭身死。在四川的前后三年时间里，他一共杀了多少人，很难精确统计，大约至少以百万计吧！据信有的州县已经是所余无几，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那种大型移民活动的迫切性里，可以想见当时他杀戮的疯狂程度。这样残暴的外来政权，成都和四川人民当然憎恶，不过因为它过于凶残而且相对强大，一时组织不起成规摸的反抗。至于张献忠，大约因为年轻时遭遇的悲惨，始终燃烧着一种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破坏的欲望，特别是到了后期，眼看覆亡已不可免，更是恨不得全世界为他陪葬，所以他毫无忌惮地提出杀人的口号，还要找出人类该杀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按他的逻辑，人类应该消灭。这样一种极端仇恨人类的理念及其实践，在旧的教科书里竟被说成是“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成都和四川千百万惨死的冤魂，地下有知，当同声为之一恸！
漫谈大学校长
？ 黄俊伟
研究中国现代大学史的不少学者都认为，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能很快摒弃“中体西用”的思维，引进之初便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接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便迅速办出了一批具有当时国际水平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并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等一大批国际上领先的学者（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时，所持的仍是“中华民国”护照），归其因，是当时有一批能睁眼看世界的大学校长。实际上，看过去的大学，大致如看一个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个性的形成，依赖于校长的风格。校长譬如大学的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学才有所指望，大学个性才有所依附。
（一）
眼下谈到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很多人都喜欢引用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观点。其实，研究中国过去大学校长的谱系，会发现既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共性，又持有个性特色之教育理念的校长决不仅仅只有蔡元培、梅贻琦两人，而是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显著人群，可以说，每一所学校的发展定位都体现了其校长的教育家品质。
1932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视为办学的核心价值观。他在一篇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具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校长郭秉文提出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及办学要做到“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执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校长，在其就职演说《中央大学的使命》中将“诚朴雄伟”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和学风。据罗家伦先生解释：“诚”乃诚实真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待人要以诚相见，求学需戒虚浮焦躁，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它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指学习需“崇实而用笨功，方能立朴厚之学术气象”；“雄”乃进取争胜，积健方能为雄；“伟”则寓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避免流于小巧，行事需立意高远，育人者开拓维新，受教者博采众长。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校长认为国人存在“贫、弱、愚、私、散”五种毛病，因此，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确定了南开办学的五项原则。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并将这五项原则归纳为南开校训“公能”。唐文治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着力推行其“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主张，制定了“勤、俭、敬、信”四字为交大校训，强调尚实的中心就是“求实学、务实业”，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人才。1929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基于要使武大“能履行新的使命、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担起中华文化中枢的责任”的办学理想，在学校欢迎他的会上说：办好武汉大学，他将努力创造五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独立的经费、一流的教授、严整的纪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确定“牺牲、服务、团结”为复旦精神，要求学生务必养成“至诚、纯洁、无私、博爱”的品德。他在《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亦就是社会上最高贵的德行”。任云南大学校长十二年之久的熊庆来先生，亲自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鼓励师生“努力求新、努力求真”。在他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云南大学由成立之初仅有两个学院（文法、理工）、教师四十九人，发展成五个学院（文法、理工、工学、农学、医学），下设十八个系、三个专修科，教师达二百三十九人的国内知名综合性大学。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先生上任伊始便明确提出川大要尽快实现“国立化、现代化”的任务，完成三个使命：第一，要输入世界的智识；第二，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不完全等于治校理念。治校理念作为校长主观上的一种治校思维模式，它的功能是“召唤师生脱离满足平淡现实的一种观念”，并促使大学主体对发展大学及以“大学的力量来造福社会乃至人类的一种追求和抱负”。从这个角度分析，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实际也是其职业行为的主要标志；而职业行为敬业程度的观察视角主要应体现在这些方面：他是否已经成为大学和它的知识、教学质量、真理、自由、学术和公共利益的捍卫人，他是否具备随时与象牙塔外的黑暗势力作抗争的勇气。看过去大学校长治校理想的践行，能清晰领悟到他们为捍卫大学理想所体现出来的教育家人格。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曾给予联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龙云来校拜见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称不能破例，建议明年再考，他可以请老师为之晚上补习，但要收“家教费”。维护大学理想尊严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蔡元培先生为伸张大学的理想，任北大校长期间，先后两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一次是因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干涉、镇压学生表达爱国感情的五四运动，蔡元培首先拒绝了当时的教育总长要其协助政府约束学生的请求，表示“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后，于1919年5月9日，以“吾倦矣！……我欲小休矣”发表轰动全国的辞职启事，之后不久（同年6月），蔡元培先生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陈述了三点理由：（一）我绝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牍，要是稍破点例，就是要呈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恨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想稍稍开点风气，请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旧的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证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强权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巢，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难道还要我再去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另一次是1923年1月19日，因目睹官僚政府的种种腐败，蔡元培先生再次在各报端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我自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实苦痛之极……不要人格，只要权力，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