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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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理想，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破坏，或曰破坏是重新规划世界的前提。用破坏实现伟大历史天命，建立崭新的新世界！浮士德情结之征服世界的雄心在破坏主义维度的日陷日深已经到了非产生超人不可的程度。希特勒之产生在二十世纪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类需要希特勒，是人类的普遍意识造就了他，呼唤他以超人的形式现身。时代的意识似乎水到渠成地使非理性主义的号召——破坏和砸烂为其宗旨——的哲学以理性科学的名义出现。
　　破坏是否毫无意义呢？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尼采精神，因为我们人类不是从温室里培植出来的，是在宇宙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宇宙的历史是什么？创造，破坏，再创造，再破坏，以至无穷。我们地球的物质没有哪一个原子不是原始古老星体尸体的骨灰，组成我们每个人身体的物质当然也都是破坏主义的遗产，如果人类的品格没有破坏性那倒是令人奇怪的。但通观人类文明史，破坏主义所破坏的毕竟是人类文明本身，你可以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说正是希特勒的种族屠杀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种族平等理念，但作为过着伦常生活的人类集合体的人民来说，他们还是不希望有人鼓动新的破坏主义，毕竟种族优劣论和阶级优劣论给人类文明造成的空前巨大破坏不应该受到鼓励。比方说，罪犯总是激发人类的法律建设，但我们却不能因此鼓励大家去犯罪以激发法律建设的进步，辩证法的形式逻辑运用总是带来极端悖谬，这里也容易看出黑格尔把自己的辩证法当科学运用的巨大危害所在，你不能因为恶对历史的激励作用的确存在，就把鼓动恶的破坏主义作为真理。
　　所以仅有破坏是不够的，比如炸弹爆炸不会“碰巧”使爆炸物结合为一台机器，生物更不可能在爆炸中产生。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说法，而在实际历史中，生物进化需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的平静岁月中持续，寒武纪动物门类从三五个猛增到三十多个，但毕竟是在七千万年内发生的缓慢过程；人类历史中的暴力革命尽管总不可避免，但人类文明大多是在和平时代人类理性想像力的创造成果。对人类的平静生活报以仇恨的态度，厌恶市民社会的安定和谐，把崇尚人类普遍之爱的思想看作庸俗哲学，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常规行为——必须认识到：这种破坏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威胁！
　　（五）
　　在二十世纪，与种族战争和阶级战争以及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相对照，还并存着另一种值得人类骄傲的理性胜利，这种理性胜利表征了人类是宇宙中伟大的精神性的物质集合，这种理性胜利的成果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轰隆炮声中，科学家的划时代发现被广为传播，1919年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报道甚至超过了人们对凡尔赛和约了解的兴趣，二十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发现足以使人类不丧失自信，它们是人类沿着古希腊人时空思辨的思维方式所结出的在近代最伟大的理性成果，仅此发现，二十世纪的人类就不会觉得与希腊、中国先秦灿烂文化时代相比而感到自惭形秽。
　　科学的发现当然属于认识论，认识论不是与人类生存的存在论无关的，认识论对人类的存在论的影响是巨大的，现代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完全决定论的超越改变了人类既有的成见——对时空无限连续性的认定，时空非无限连续性表明历史主义决定论的“历史运动的普遍科学规律”是虚妄的观念。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表明因果律丧失了绝对必然性，现象世界不存在康德所谓的一劳永逸的“先天综合判断”，休谟的怀疑主义的胜利就不是否定上帝，而是重新确定了上帝作为宇宙和人类根据的地位，因为这足以说明人类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占领上帝的统治地盘。何以言此呢？
　　如果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连续的，人类的思辨理性就可以决定论地解释一切，那的确就不需要上帝了，人类就是宇宙的上帝。因为如果时空是无限连续的，那么历史就是无限接续的，那就一定存在“科学的历史学”，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康德时空无限连续的假设破毁了。在微观的物理世界，上帝没有安排完全决定论方程供人类发现，量子的运动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在纯粹的微观物理世界不存在机械运动，这表明，那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是必然，只有人类具有自由，自然的必然与人类的自由截然对立的世界观被扬弃了，量子力学的世界观意义是：自然界以随机性蕴涵着自由。当然这种随机性的自由不是物活论或斯宾诺莎主义把世界与上帝等同的泛神论意义，随机的自由不是人类意志的自由，更不是上帝的绝对自由，尽管前二者是被后者赋予的。因此牛顿式的严格的完全决定论非但不是科学的标准，相反牛顿系统是狭隘的不完备的科学范式，而非完全决定论才是更高级的科学范式——“科学”是什么也需要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范式。时间是不对称的、不可逆的、不完全连续的，因此历史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重复的、非完全必然的，量子力学表明上帝不是严格决定论者，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下一时刻的想法，或者即使他知道，而我们的思维也不能达到，这对应着宇宙历史的创造性是不能被人类预知的。
　　以狭义相对论（不考虑物质对时空的扭曲）而论，我们不能像切开西瓜一样，在“一刹那”把宇宙切开，然后如同观察西瓜的瓜子一样说宇宙的星辰都在自己各自的位置上，因为没有那种想像中不花费时间切开宇宙的“飞快”的刀片，所有的物质运动都不能超过光速，即使以光速之刀为宇宙做切片也要花费一百五十亿年，不幸的是当一百五十亿年过去后宇宙又膨胀了一百五十亿年，光速之刀永远也不能做出一个完整的宇宙切片；你自然可以想象，宇宙在某一时刻每个物质集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但这只是你的想像，没有任何探测器可以超距离探测到“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或者说“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根本就是一个违反狭义相对论的词。既然没有“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又何谈“下一时刻的宇宙中物质形态”，也就是说，那种表征“宇宙规律”的严格决定论的宇宙方程是不可能的。时空的相对性意味着不仅整个宇宙不存在想像中的同时性，而且大到太阳系小到地球也不存在同时性，甚至一个橘子内部的物质也不存在一种在每个原子里均匀流过的时间，同时性只有对宇宙物质的最小单位时空量子才有意义，也就是说，时间都是空间量子个体的“私人”时间，牛顿时代的“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包含着的绝对错误只是由于人类生活的地球比较小而罢了。也就是说，宇宙的形态和我们看它的方式有关，因此没有纯粹的客观，宇宙本身是什么样子是我们的思维不能达到的，只能假设上帝知道。
　　时空的非无限连续性观念对严格决定论的破毁使历史主义决定论失去了自然科学类比性的根据。即你不能再说，自然科学中存在物质运动的运动轨迹，类似的轨迹（所谓社会发展规律）也必定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尽管现实的宏观世界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条河流不会突变为刺猬，一匹马也不会突变为一阵风，但关于历史事件的一系列不确定的随机因素的复杂性比量子的不确定性更复杂，从大处说，比如我们并不知道假如使恐龙灭绝的因素不发生，人类是否还能从地球上产生；从小处说，比如数学家肯定不能以数学计算出诗人明天的灵感内容。即使不考虑广义相对论效应，牛顿三体运动已经是复杂性结构，而多体运动就更为复杂，宇宙存在秩序尽管是没有疑问的，但混沌更为普遍。类比地说，人类个体精神之间互相联系比多体的混沌结构更复杂，数学要进入人类精神领域的计算没有可行性。科学地预言未来人类社会状况的设想之可能性的前提是：你知道未来人怎么想，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连自己下一时刻怎么想都不知道，你可以决定明天去爬山，但你现在不能知道你明天爬山时产生的想法，不知道你明天理性想像力的灵感。以此而论，也就说明人类的优秀人物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在他们发明创造前被数学家先行计算出来，比如爱因斯坦的发现和他的发现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状况的影响不能在爱因斯坦出生前计算出来；同样我们今天也不能计算出未来人的科学发现以及他们的科学发现给社会状况带来什么重大影响。如果你计算不出人类未来的创造性灵感和该灵感的社会影响，而你却说知道人类命运，就是不诚实的、荒诞的；对未来人的社会状况的分析也就只能停留在短时间不会太大变化的常识方面——比如未来人肯定喝水、吃饭、性爱等，这些人性的基本方面的稳定性不是不重要的，相反，它们是抑制那种把自己的空想当科学之妄念的原始力量。历史更不会被“历史规律”局限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因为一个生存在物质条件匮乏时代的人可能把所有制形式看作最重要，但它可能并不是未来人最重要的；或者即使很重要，未来人的所有制形式肯定超越我们今天的想像力范围，就像现代人的股票超越山顶洞人的想像力一样。历史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更有随机性和创造性，创造性意味着历史不断产生新的内容，新内容的“新”意味着不存在那种把一切创造性都包括在自身中的千古不变的逻辑“规律”，因“规律”也在不断更新，如果宇宙的更新和人类的创新可以以形式逻辑计算出来，那就应该存在一种逻辑机，不仅可以像生产产品一样自动地批量生产诗歌、戏剧、小说，而且可以自动地批量发现科学定律，还可以计算出人类历史未来任意年的编年史，甚至以电视剧的形式让我们提前观看到万年以后子孙的历史场景。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可以用“杀婴悖论”来证明：某人根据“历史逻辑机”计算出某婴儿将成为希特勒第二，于是将该婴杀死，接受杀婴诉讼案的法官发现自己处在判案的两难中：既然该婴必然犯罪理应提前杀死他，故杀婴无罪；可是他已被提前杀死，他没有能力犯罪了，说明他的犯罪并非必然，故杀婴有罪。可见历史预言总是扰动历史，被扰动的历史反过来说明预言的非必然性，结论是精确计算历史的逻辑—计算机不可能存在。对“不可能存在计算历史的计算机”还可以用反证法证明：假如有这样的计算机，它一定能预言它的程序何时被删除，而我在知道了它的预言后，就提前或滞后删除，而能确保它的预言破产。由此可见，那种一劳永逸地以“客观规律”预言未来历史总是虚妄的，把“规律”这个理念当成知性概念在历史学中误用，源于人们对历史运动与物理运动的混淆，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把历史性事件和物理性事件统一起来的公式，打个比喻，上帝用来创造世界历史的“规律”是无限高次函数，无论你求导多少次也不会得到一个常数。
　　正像人有死，宇宙也可能有自己的终结，但我们所谓人的历史或宇宙的历史是指“我”活着或宇宙存在着的时间区间的情况。“我”是宇宙历史的产物，我的意识活动肯定表征了宇宙的历史性性征，“我”的意识流会因意识的反思改变意识流本身，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我”不能“客观”自我。如果人类个体作为小宇宙是我们生存的大宇宙的缩影的比喻不错的话，宇宙也并不知道它自己下一刻的发展的路数，即创造或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宇宙历史的“过去”肯定对“未来”有所影响，但“未来”绝对不是被“过去”完全决定的，世界的未来包含多重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之成为现实的世界具有随机—自由性。我们人类对自身生存并非没有作为，预言家也并非不允许预言将来，但预言家的预言对社会或大或小的影响足以说明预言本身不是如预言家所言是什么客观必然的，一般说来，“客观必然”是指不受预言影响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而某些预言家把自己的文学性叙述说成是“科学”并宣称“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科学规律”被发现云云，如果不是严肃学者的泛泛而论，就一定是耸人听闻的花言巧语。
　　（六）
　　历史非理性之恶与理性成果之善一样，其“过去时”都已成为“现在时”的历史资源。二十世纪的战争教训了人类；二十世纪的科学新范式使人类认识到了科学主义的危害。只有在这两种历史资源之上，人类恢复传统的价值观才获得了起点，文明在危机后获得了拯救。人们认识到，由于地球不是外星人的殖民地，如果“人类”这个词的确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地球生物整体类的话，把其中一些种族和群体命名为敌人来损害他们的生命，并因他们的生命被损害而深感庆幸，那是自虐心理作祟，汹涌的破坏主义潮流除了伤害人类自己还能伤害谁呢！
　　“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2005年10月30日，德国易北河畔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在被炸毁后六十年重新被建立起来，欧洲人在这一天把目光投向德累斯顿，内心中回响着耶稣的主祷文。耶稣曾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历史事件具有惊人的暗喻性，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在人类战胜法西斯三个二十年后重新屹立在欧洲大地是一个历史性象征：欧洲人已经重建—恢复了父辈的上帝信仰。当年谁破坏了德累斯顿，使有易北河畔佛罗伦萨之称的德累斯顿和她引为自豪的圣母教堂化为一片废墟，是英国皇家空军？应该说是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而今重建教堂的是谁？德国人。有意味的是，教堂尖顶上巨大的镀金十字架是出自英国金匠施密特之手，而施密特的父亲是当年轰炸德累斯顿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随着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欧洲文明逐渐恢复了自信。不仅上帝的磐石教堂和教会得到重建，而且上帝的法律——摩西十戒又回到了人类心灵：
　　1．
　　不许杀人。人类中没有天生的敌人，以种族属性来判决该人种个体的死亡，是罪恶的世界观，而不是“科学的”世界观。
　　2．
　　不许抢劫。上帝的物归上帝，恺撒的物归恺撒。人的道德向善，就像他们渴慕上帝，人类道德应该鼓励同情心、怜悯心，人应该帮助弱者和贫穷者。人权的遭践踏必定是社会秩序的紊乱，没有私人财产所有物的法律保护，人类社会将丧失自我激励机制，结果必将是普遍的贫穷和道德的沦丧。
　　3．
　　不许奸淫。从柏拉图到康有为，无论以何等美妙的言辞描述理想国，建立在公产制上的共妻制都是违背人性的，甚至连动物都不是普遍的共妻制，爱欲的“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完全解决”的“科学乌托邦”大概只能在有性繁殖的细菌中实现，只有它们接近“普遍的共妻制”。
　　4．
　　不许作假见证诬陷人。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作为人类背弃良知诬陷他人的理由，人类经历大规模屠杀后终于认识到，无论为何种理想而奋斗，都不应该去栽赃、陷害、无限上纲地试图消灭他人生命。
　　让我们对上述律条做必要的解释。人类为什么可以屠杀非法律保护的动物（牲畜）却不可以滥杀同类？——这不是科学问题，因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