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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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题很难，前面第三个座位同学缺席，便偷偷坐到那座位上。老师叫到第三题，他站起回答。老师不准坐下，大加申斥：陶汇曾外祖父的名，希圣是他的字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要误一生。外祖父站在那里，汗流浃背，不敢抬头。那班只有九个学生，他换座位，如何骗得过老师。从此外祖父懂得不敢取巧，要下真工夫，学业方有大长进。
一百年前的中学生们，读书用功，娱乐也不少，而且正派。开封的游艺中心在大相国寺，中学生们到那里去玩，兴趣不在寺院周围的商店，也对茶座饭摊之类的棚子无所谓，他们感兴趣的，或者是听快书和评书，或者是在大广场上各种卖艺的人，包括表演武术。外祖父认识一个练童子功的少年，十五岁左右，功夫了得，两臂和胸膛受得住刀砍剑劈，小肚子经得住脚踢。曾外祖父的卫士里有一人，号称练金罩功，说是十八天打坐念达摩易筋经，再加些祭拜和符咒，就可练成，那其实是邪术，不是功夫。
外祖父一群开封中学生，也都练武术，学打拳，学对手，练单刀，也练镳，还练轻功，两腿绑沙袋。他们用的弹弓、袖箭、白蜡杆、单刀、双刀、剑等器具，都在大相国寺买。后来外祖父跟随曾外祖父到洛阳任职，那时卫士已经用五响的毛瑟枪，叫做无烟钢，外祖父也学会开枪。而且他最喜欢携带一种短马枪，后腔里可装十三粒子弹，所以叫做十三太保，背了那短枪，骑银鬃黄马，游龙门，很觉快意。
当年有一种大风筝，也叫做十三太保。外祖父回忆说，那年间，放风筝是中原少年最喜欢的游艺。开封每年三月三四有缴筝会，在铁塔之下三官庙前的广场举行。少年和青年们拿出他们最得意的风筝到场比赛。大风筝的力量大，有的要用生丝编成手指粗的绳子才能拉得住。最有力的是蜈蚣筝，以下的有五星筝、七星筝、九星筝，乃至十三星，别名就是十三太保，高达屋顶。青少年们集合一起放风筝相缴，力气大的或者技术高的，会将别人的风筝缴下来。缴人者自然得意，被缴者也不会生气。相互之间都很友善。
外祖父还记得，在中学生时代，除了到书店去买书籍文具之外，几乎没有自己到街上去买什么东西。有一个时期，听说开封鼓楼街上，新开了一家洋货店，叫做华盛公司。全城为之轰动，大家去看热闹。外祖父特地叫了一部人力车，说到华盛公司去。那车夫把他拉出南门，一直拉到火车站。外祖父找不到什么公司，只有回家。他也记得，开封青年会有电影，那只是幻灯，一张一张映出耶稣的事迹。偶然加映活动片子，也只是一条铁路上的旅行，过山洞，顺河沿，眼看着铁路向后退而已。
因为寻常不上街买东西，有些同学买新缎子鞋，总比较窄小。一则窄小一点显得好看，二则不大合适，表示这鞋子不是他自己买，而是佣人去买的。外祖父自己从来不自己上街买鞋袜，因为衣服和鞋袜都是家庭自制的。
那时近视眼在中学里很多，戴眼镜的同学也不少。但是一般社会把戴眼镜当作老年人的事。老年人戴“老三山”的镜子是应当的，年轻人为什么戴眼镜？平辈的人见面为礼，要把眼镜摘下，晚辈见长辈是不敢戴眼镜的。外祖父班上的数学老师张先生是近视眼，他上课时，一进讲堂就摘眼镜，一脚踏不上讲台就要跌倒，惹得全堂学生大笑。
民国元年（1911年），因为曾外祖父调职，外祖父在河南没有读完中学，就回到湖北。然后曾外祖父希望外祖父在武汉继续学业，曾带他到武汉报考博文书院。博文书院当时在武昌大东门外，是卫理教会的学校。外祖父后来很得意地回忆，说他在考场上三个小时不到，就考完了国文、英文、数学三科。国文题目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论”，恰好是《三国志》上诸葛亮的话，落到外祖父手上，一篇文章写了三百多字，半小时交卷。
外祖父考中了博文书院，但是没有去，而进了另一间学校。他在去考博文书院的路上，看见英文馆招考新生的招牌。回住处禀告曾外祖父，便去报考。进入考场之后，国文题目是“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外祖父也是半小时交卷，而且考取，住校读书。外祖父在回忆那考题时补充说：从民国元年的考题，可以想见几十年以后的今日，一些高谈中西文化的人实在毫无长进。
英文馆是郭复初和王璘阁两位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后来改做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外祖父当时已是高中四年级的程度，入英文馆分班，分在甲班，同班学生都是中学或中学以上程度。英语教师是英国人苏则南先生，一开始就教学生读莎士比亚的诗篇。国文教师是胡先生，国学馆毕业。历史教师是罗鹿宾先生，也是国学馆出身。修身课由方先生教授，是个老秀才。这几门课，都是选读些古文与史书。
其间有两个小故事，很有趣。当时曾外祖父在湖北财政部任职，外祖父每每到财政部去见曾外祖父，取得几串钱，回学校缴纳伙食费。有一次他到财政部，发现曾外祖父调任黄陂县长，不在武汉了，他拿不到钱。于是学校伙房就贴出学生欠费通告，列出外祖父的名字，并且立刻停止他的伙食。直到后来，外祖父找其他在武汉的亲戚长辈要到伙食钱，才有饭吃。
英文馆的两座楼后面，走上山坡就是树林。右边有一道矮墙，越过墙去，就是财政部后面的山坡。坡上有陈友谅墓，是武昌的名胜之一。英文馆的学生下课之后，经常上山一游。有一次财政部大印失踪，都知道是部里哪个职员偷去私印税单，可仍旧装模作样地寻找，前厅后院搜查。那天刚巧外祖父与几个同学越墙在陈友谅墓游玩，就被财政部工役们捉到，押解下山，送回学校。走过财政部房子，外祖父感觉十分窘迫，一怕被曾外祖父发现，当众责骂，二怕部里员工晓得他是曾外祖父的儿子，让曾外祖父脸上无光。
外祖父在武汉英文馆读了一年半，便休学被曾外祖父接到黄陂任上。他没有在黄陂进学校，而是住家跟从曾外祖父读书。读史之外，曾外祖父教授外祖父读《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与《杜诗镜诠》，学作文和写诗。外祖父读完四史，又开始圈点《资治通鉴》；读完杜诗后，又开始读苏东坡诗。他会做史论，却无论如何不会做诗。曾外祖父责备之外，只有鼓励他多读、多背、多写。但是外祖父读诗时，多记诗中典故，实际上仍当作历史读了。多记典故，就可以做骈体文，外祖父曾尝试学做此类文章，但还是不会做诗。
1915年，曾外祖父从黄陂调回武汉，外祖父跟着回乡，没有回英文馆，而是在家闲居。所谓闲居，也并不闲，一年时间里，他读了《资治通鉴》，又读《史兵略》，还读《老子》、《庄子》及诸子书。他每日用小楷抄录杜少陵、苏东坡、杜牧、李商隐以及温飞卿的诗集。除此，还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之类的书。外祖父那时自认在史论一门大有可为。每次自择题目，自写文章，每文有至二千字或三千字之多，直有“下笔不能自休”之概。
外祖父自小就不大在乎身外之物，不在意整理衣服，夏天的白布衫往往穿成黄色，裤腰总是在裤带之外，而且向下搭。有个邻居姓柳，是镇上的巨绅，柳家少爷跟外祖父年纪相若。每当晚饭之后，各家眷属都在后门外纳凉。柳家少爷的裤带是向上撑，外祖父的裤带却往下搭。相形之下，外祖父大觉惭愧。后来读到《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少年时，见朱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才知书，见之自失。援兄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外祖父背下此句，衷心地以此自解。
其实博文书院和英文馆虽然不够正牌大学的水平，却已经高过普通高中，可以算是学院级的学校。外祖父当时才十四五岁，只是中学生年龄，所以仍当作中学来读，我在这里也就记做中学了。
外祖父还记得，他初中在河南曾外祖父官府里住的时候，就读过佛教的《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曾外祖父去世，外祖父在家居丧期间，为了解除心中的悲痛，更曾用心诵读《法华经》、《圆觉经》、《阿弥陀经》、《楞迦经》、《成唯识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等，还手抄过《金刚经》。虽然那时他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但做到这些功课，仍旧实在很让人惊奇，他毕竟只有十七岁。
再忆《大公报》的几位老友
？ 吴永良
1957年北京《大公报》所划右派中，有四位总字号的人物，他们是：时任总编辑的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原《大刚报》社长毛健吾和原《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朱沛人，他们都曾活跃在抗日战争年代，在新闻界留下自己的脚印。
赵恩源是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即加入天津《大公报》，历任编辑、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战八年间，随同报社奔波于汉口、昆明、香港、重庆等地，属于资深的《大公报》人。在许多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对他的事迹多有记载，这里不赘述了。
其余三位和老《大公报》并无渊源，因而不见于有关《大公报》史的文章中。日月逝矣，他们获得改正都有二十多年了，这里简述我所了解的三位的情况，聊表纪念之意。
一
袁、毛、朱三位的案情和我有些关联的，是袁毓明。算不上同案犯，只是在所谓”老报人诉苦文章”问题上有点牵扯。文章是我根据一个座谈会的纪录整理而成。批准发表的是袁毓明。至于另外给他网罗了哪些罪名，我已经记不清了。
袁毓明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1937年毕业于北平进德中学，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家乡河北邢台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冀西游击队，历任报纸编辑、新华社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所写战地通讯，曾汇成《太行人民打蛇记》一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49年进军大西南，在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创办《川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曾深情地回忆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说耀邦非常重视报纸的工作，晚间常常到报社来串门，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心。在他的感染下，大家精神奋发，心情愉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办的一份报纸）的总编辑。1954年报纸随西南局撤销而停办，袁毓明和社长常芝青、副社长高丽生一同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是1954年秋冬之交到职的。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典型的一张北方人面孔。当时报社还在东城史家胡同二十四号大院，他在后院办公，但并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而喜欢到处走走，找人了解工作情况。
来后不久，报社里悄悄传说着一件有关他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在战争年代曾经掩护他躲避了敌人的追捕，因此结为夫妇。以后，虽然进了城，家庭并没有“重组”。而家庭发生重组，以城里女学生取代乡下黄脸婆的事，那时是时有所闻的。当然，这无关革命大节。但是在小人物们看来，似乎也并非区区小事。
他和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中午饭后，他常常端着一个大白茶缸子，从办公室踱出来，到编辑室找人下象棋。他的棋艺不错，能和他对弈的，只有朱启平等报社的一流高手。他下起棋来，神采飞扬，把棋子敲得砰砰作响，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你这只马，走投无路了吧！”气氛显得热烈紧张。
我和他接触不多，感觉他说活比较随便。他有时候就站在院子里和大家谈工作，不像有的官员，把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严肃，说话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给人一种从头到脚都很神秘的感觉。
他来自重庆。我正在重庆建立记者站，人地生疏，遇到些困难。因为和他初次接触，我只是顺便说起。出乎意料的是，他十分关心，并且主动写信介绍我去找《四川日报》一位负责人，从而得到了很多帮助。
还有一个小镜头使我常常记起。1955年报社肃反运动中，一次几个小组联席会上，一位肃反对象和质询者们顶起牛来，相持不下。质询者们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致纷纷站起来，要冲向前去。关键时刻，坐在前排的袁毓明站起身来，高声批评肃反对象，喝令他下去好好检查交代。这位对象离去后，他又向与会者宣传注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道理，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过激的举动。
袁毓明在《大公报》工作三年左右。那时我做地方记者，编辑部对他的反映如何，我不很了解，外地记者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主张记者的工作要目光四射，深入生活抓思想，不赞成刻舟求剑式的，背着一个题目下去，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一意对题目。他这些主张，人家都很赞成，有人将之归纳为“深抓”二字。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罪行有哪几条我不太清楚，只记得1957年9、10月间，《大公报》第一版上发了一条消息，称他为《大公报》的纳吉，意思是说他像1956年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式的人物。说袁毓明是纳吉，显然是说他是向右派投降。这位在斗争最艰苦的年代参加革命的干部，顷刻间成为革命的敌人。
报社“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我和高汾、单于越、石文华等被安排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里作旧《大公报》的抄录工作。有一天，袁毓明意外地走进来，大家相顾黯然，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我们向他简单介绍了工作情况，他倾诉说：“你们这里不错，大家可以说说话，我一个人在家里真闷得慌我想过来。”我们几个人都真心地欢迎他，几个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吧过了几天，他终于没有来。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1979年初，我还在贵州黔西县的时候，一天，中共县委组织部忽然叫我去谈话，我惴惴不安地去了。因为这种机关找一个右派谈话，一般是没什么好事的。一位官员先调查我的历史，又问《大公报》有哪些右派，最后才问我认不认识袁毓明。兜了一个大圈子，半个小时之后，才问到正题：“你认为袁毓明应不应该改正﹖”我这才知道，他要改正了。我也明白，这只是走走形式。千里迢迢地征求一个右派分子的意见，值得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从《大公报》熟人处得知他故去的消息，但语焉不详。近年来，我辗转找到袁毓明的家人，打听到一些情况：1958年，袁毓明被遣送至太原，分配到山西省文联，给了一个副秘书长的名义。他工作很努力。想不到的是，“文革”中又遭折磨，受尽屈辱，忧郁成疾，于1973年病逝。终年只有五十八岁，英年早逝了！
二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有一个短暂的鸣放时期，全国记协曾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动员党外新闻界人士积极鸣放，名曰“帮助党整风”。当时《大公报》中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一位是毛健吾。他参加座谈会的时间约为当年五月下旬。
他是上午去参加座谈会的，下午回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向几位同事转述座谈会的情况，我有幸身临其境。他转述的具体内容我已经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