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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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二十九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她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和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后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后母的责打，然而后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着，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感悟梅娘
感 悟 梅 娘
？ 朱旭晨
2005年盛夏，由于偶然的机缘，我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活跃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的著名女作家梅娘两次谋面。一次是在梅娘的“窝居”，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上。
8月2日下午，我和同伴如约来到梅娘家中。八十五岁的梅娘除右腿稍有不便外，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还时常像年轻人一样玩玩电脑打打游戏，谈起话来思维敏捷思想锐利，性子仗义而倔强，全无老态龙钟之感。我不失时机地恭维她的好身板儿，想不到梅娘随口而出的竟是“小时候底子打得好”。
短短一句话，却是耐人寻味。
出身于东北富有之家的梅娘不是那种简朴或简单之辈。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使她的内心压抑了太多沉重的东西，有时难免“欲言又止”。不同人眼里反射出不同的梅娘。有人说她孤傲、倔强、不随和、不迁就人，用北京话说，是个很“吝”、很“个”的老人。也有人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老人，压不垮、吓不倒，才华横溢，性格坚强，眼光犀利。有人觉得她用钱吝啬，精于算计，一分一厘都不随便花出。也有人反说她大气、仗义，有着东北人的豪爽，为了朋友，从不计较得失。我想这些都说中了梅娘性格的某些侧面，老年梅娘因经历的太多，性格难免有几分复杂。与梅娘接触前后，尤其是与之接触后，融合他人回忆文章中提及的事情与一些表面现象，将自己看到的梅娘与字里行间的梅娘合二而一，我心中豁然有了一个与众不同、散发着浓郁的人间气息的可感可触可与之交往的梅娘。这是一个充满爱心、注重生活情趣、追求生命的饱满与升华，身居陋室心系家国、任侠向善又不耻于言利、思想深邃而直言健谈的老人。
梅娘是父亲的庶出女，但母亲并不是“过媒”的妾，而是父亲在外地的情人。有了梅娘后，父亲大胆地将她们母女二人从海参崴接到长春。不幸的是，趁父亲因公外出的机会，正房夫人——国民政府驻长春最高长官镇守使的女儿秘密赶走了梅娘的生母，又以亲生母亲的名义收留了她。幼小的梅娘感受不到慈母之爱，也从没看见过娘的笑脸。开朗、乐观、思想开放、心胸豁达的父亲，出于对海参崴姑娘的怀念、对妻子的不放心和对小梅娘的爱怜，在梅娘生母被赶走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小梅娘带在身边，父亲是连母爱一并给予了梅娘。1936年，十六岁的梅娘从吉林女子高中毕业时，父亲又病逝了。但那些使梅娘受挫的心灵得到安慰的父爱，让梅娘体验了爱的温馨与宽广，激发了梅娘心底无尽的女性之爱。其后，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梅娘又多次遭到家庭瓦解的打击，丈夫柳龙光遇难身亡，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但痛失亲人的悲伤、岁月的黯淡艰辛都没能摧毁梅娘的爱心，梅娘母兼父职，她像父亲一样把无法找回的父爱融进母爱一并给了长女柳青。从谈话中，从梅娘写给亲友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无论与家人（包括女儿柳青、外孙女蓉蓉和雁子、洋女婿卢堡、义子李宗凌及侯健飞等）相处，还是朋友交往，梅娘总能让人感受到她那热情友善的心。女儿柳青事业有成，在大洋彼岸寻到了最后的归宿，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她总想接母亲到加拿大养老。而北美的海滩、骄阳、纯净的空气、便利的现代化生活设施确实是老年人的天堂，梅娘自己也说“空气中没有污染源，哮喘也就停了”，“我是海的女儿，在涛声中我便心情愉快，似乎生活的节奏都变得欢快起来”。可是，她不愿增加女儿的负担，每次都是去去就回。当然，这一则是故国情深故土难离，一则是语言关难过生活不便，但梅娘处处为女儿着想的心思更是昭然可见。梅娘时常叮嘱柳青“遇事细心些”，“不要跟卢堡发脾气”，好好照顾陪伴他，“珍惜这段情谊”。为了让远在他乡的亲人放心，梅娘每次写信总要附带说说自己的身体情况。两个外孙女蓉蓉和雁子也先后定居北美，在给她们的信中，除了生活与心情的沟通外，梅娘时常跟她们畅谈人生和爱情，既欣赏年轻一代的处事观念，也不忘告诉她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引导、鼓励两个可爱的外孙女走向更健康多彩的人生之路。
梅娘处处以她阔达善感的心融化着一般家庭都可能会出现的代沟。梅娘很关心义子李宗凌，在李宗凌流落他乡情绪低沉之际，梅娘以自身的经历疏导他的苦怀，鼓励他要“有直面过去的勇气”，“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哪种生活”，并祝愿他“心想事成”。对义子侯健飞，梅娘亦是满怀慈母之爱，从生活到事业及家庭中的琐琐碎碎无不萦怀，记挂着给他们的儿子买旱冰鞋，关心着他们的房子，等等。对朋友，她也是尽力相助。提到同为北平沦陷区的女作家雷妍（1910～1952）时，梅娘说：“我现在正想方设法寻找她的两个女儿，想为她们做点什么。”梅娘虽然愿意助人，却也能体谅别人，她的一些善意的表示常常是不留痕迹的。比如对张泉，1998年正是张泉夫人病重之际，梅娘就将《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编选）海外版权费的百分之六十给了张泉；日本作家、学者渡边澄子来北京看望梅娘时，带了点小礼物，梅娘也把其中的一盒羊羹转给了张泉的儿子张熹；1999年张熹妈妈去世后，在北美海边的梅娘就惦记着捡些贝壳带给他，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爱心。难友惠沛林是梅娘比较要好的朋友。在国外，梅娘一样关心着好友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跟她交流对付失眠的经验；难友佟颐贞病了，梅娘两次寄钱给她，以解燃眉之急。对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和来访的记者，梅娘也都是热情招待、有求必应。对过去的历史，虽然梅娘很不愿意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