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人记忆典藏 -水淼 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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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利用光学原理，由三块狭长的镜子，砌成正三角柱体，外面用漂亮的硬纸包着，里间放些彩色碎纸，一头用玻璃封好，一头开孔，把筒转动，由孔中看去，颜色跟形态变化无穷，所以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好玩。
挂历钱包。有一段时间的挂历都是有两层的，一层白纸，一层油画纸，上面油画上要么是清一色的无名美女，要么是山水。白纸又硬又大，油画又光滑又漂亮，钱包由白纸做内胆，油画做外封，再装一个按钮，然后很得意地在朋友面前现炫耀。虽然里面只放了几毛钱的纸币，但这却是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包，在春节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鼓起来。在从储蓄罐到钱包的转变中，我们意识到自己渐渐长大。
垃圾堆里的战争
攒三个牙膏皮可以换一块糖饼；橘子皮晒干了可以卖给药店；空酒瓶，废旧报纸可以卖到收购部换钱，吃过的糖纸和空烟盒可以自己收藏……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这些孩子对垃圾箱情有独钟。垃圾箱是个百宝箱，拾垃圾给我们带来“获取宝藏”般的快乐。
很多人的童年都有过垃圾箱内淘宝的经历。见到垃圾箱就像见到宝藏一样，两眼放光，脏脏的糖纸、用过的火柴盒、烟盒……对我们无不充满了诱惑。小时候家里并不穷，却与生俱来的垃圾情节。或许是因为当时手中的零用钱太少，玩物太少，一切有利用价值的东西在我们眼里都是稀罕之物。
小时候的理想是完美的而执着的，就像顾长卫电影《孔雀》中，那个女孩为了拿回自己缝制的降落伞，为了心中的跳伞理想，连自己的贞操都不在乎一样。我小时候爱收集邮票，那时候正流行“民居”系列邮票，再普通不过了，但它可以在方寸之间见识各地的建筑风情，我的理想就是把它们聚齐，可惜本地邮局总是不太支持我们，市面上也总是“福建民居”，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收集难度，对于一个有收藏爱好的人来说，垃圾堆是最好寻宝处，有一天我在街角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封信封上的“北京民居”，那正是我所缺少的一张，正欣喜若狂要捡回来，却发现一只手伸到了我前面，一个男生抢先了。到手的东西居然让别人拿走了，况且是自己那么热切期盼的邮票，我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向他索要，那个男生却死活不给，将我推到一旁，倔强的我也不示弱，抓住他的衣角开始撕扯，拿出我的看家本领，吐了他一身口水，结果我们就像丐帮人抢地盘一样，扭打起来。矮矮胖胖的男生最终敌不过我，一怒之下“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将邮票撕毁后扬长而去，对我来说，这种行为简直是暴殄天物，我留在垃圾堆旁伤心又无奈地哭了很久很久……
现在很难想象当初为了垃圾堆里的一张废旧邮票而发生的一场战争，因为现在的我们，不一定在于那些曾经渴望的东西，有时候包括我们的理想。
物质上的满足
街道上没有太多的商店，但学校附近永远都有小商小贩，每当放学，我们就三五成群冲到他们面前，像苍蝇围住鸡蛋一样。
学校里也有小卖部，经营者一般都是教师家属；镇上正规的商店叫合作社，早些时候买布要凭布票，买肉要凭肉票，买豆腐要豆腐票，买米要凭粮票……当公社改名为政府的时候，合作社就改为了供销社，交易的时候省去了很多麻烦，人民币直接换实物；改革开放后，各处实行承包制，经营者个人买断，就分割成很多小门面，一直到现在。
这些，我们曾吃过烤红薯两毛钱一斤，便宜又好吃。红薯烤熟后散发的香味远远就能飘到教室中，放学后，总能看到校门口卖烤红薯的老人。
瓜子儿用五香粉、盐炒的瓜子，报纸包着，陀螺状，也有小塑料袋包装。自习课时吃得最多的零食，很多人至今吃瓜子又快又稳的技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锻炼的。
冰棍儿严格意义上确实是“冰”加“棍”，五分钱一根，高级一点的是雪糕。绿豆的、红豆的、牛奶的。没有漂亮的外包装，只是一层蜡纸包着，每到夏天，街头巷尾就会出现背着小木箱吆喝冰棍的老人和小孩。
爆米花从家里拿出一小袋米，兴冲冲地来到黑漆漆的魔法机前，捂着耳朵躲得远远地等着“嘭”的一声炸响后，迅速跑到跟前，开始装袋品尝。
棉花糖像棉花一样的东西缠在一根竹签上，把白糖放进一个铁皮盆里，下面是转轮，轮子转动，放一勺白糖进去，白糖就变成棉花出来了。五分钱一团。遇到口水马上化为乌有，跟爆米花比起来，这个很不实惠。
酸梅粉酸酸甜甜，小袋包装。每个袋子中有一把小勺，十八般武器样样全，吃完了酸梅粉总舍不得丢掉勺子，还为了收集不同图案形状的小勺，我们不得不拼命多买多吃。
泡泡糖长长的一条，用红一半白一半的纸包着，上面有一个小姑娘吹泡泡。第一次吃它的时候，大人们千叮嘱万嘱咐不要吃下肚子，结果很多人还是习惯性地吞了下去。技艺高超的人能吹出一个巨大的泡泡，“啪”地破了以后覆盖了整个脸，做了生平第一个撕拉式面膜。
宝塔糖不是零食，小时候却吃得不少。红的绿的，像宝塔一样的形状。为了打出肚子里的蛔虫，学校经常会发给学生，味道也不错，是肚子疼时惟一的安慰。
水果罐头玻璃瓶装，密封，徒手很难打开。最多的是桔子罐头，后来才慢慢出现梨子罐头、波萝罐头等，也算不上零食，一般家里有人生病了，就会有亲戚送来，属于高档的食品，相当于现在的脑白金。
麦乳精为数不多的“珍贵”补品之一。白色粉状，瓶装。谁家有了麦乳精一般都锁在柜子里，如果生病了家里人会冲上一杯，或者是用来走亲戚之用，属于奢侈品。
馋嘴的故事
零食匮乏的时代，馋嘴的孩子总能想出很多办法来满足自己，不仅解了馋，更是吸取了大自然的精华。
春天，门前的美人蕉开花了，赶走蜜蜂，摘下花朵，从花底部轻轻一吸，就品尝到新鲜的蜂蜜；冬天，把糖水放在室外，一会儿便有了冰块吃；夏天和秋天，满山遍野都是果实，野草莓、野李子、野桑葚……最让人兴奋的是可以果园偷水果。
记忆中有两件尴尬的嘴馋故事。第一次是果园偷水果。那次嘴馋了，跟着几个男生去偷村里一家果园的桃子。到目的地时候，四周静悄悄的，我不禁有些害怕，因为毕竟是“偷”。我们说好一有动静就撤退。为保险起见，我们先朝果棚扔了一个石子试探动静，一看没人便猫着腰悄悄地翻过篱笆，来到树下，为了不被人发现，男生们轻装上阵，脱下鞋子，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树，他们负责摘，我负责捡。我们分工合作，一会儿功夫就捡了不少，正捡到兴头上，忽听得树上一个家伙惊慌地说“来人了。”我吓得六魂出窍，本能地跳起来，抓起战利品就跑，只听得耳边风声簌簌，突然脚下被一块石头拌住，摔了一跤，桃子也扔了一地，我爬起来又逃命似的继续跑，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到集聚地的时候才发现脚下已经只剩下一只鞋子了，我竟浑然不知。好久也没见他们回来，我想他们肯定是被俘了，暗自庆幸自己跑得快，拍拍身上的土，灰溜溜地回家了。
晚上，那帮家伙来找我玩，我刚要问情况，却见他们笑得东倒西歪。我恍然大悟，原来只是那个家伙一个恶作剧就吓得我魂飞魄散，没命地逃跑。他们还津津有味地复述了我狼狈逃窜的情景，使我的自尊心严重地受到了伤害，当即宣布跟他们一刀两断。无奈嘴馋的我，在下次行动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加入他们一伙，吃一堑，长一智了，在后来的行动中我学会了胆大心细。
另一件事是在自己家中偷食酱油，被母亲发现后，取笑了我二十余年。
那次，有一次在厨房转悠，突然发现桌上的酱油瓶，嘴馋的我好奇地添了一口瓶口，居然发现味道还不错，咸咸的，油油的，香香的，于是，厨房的美味对我发出了诱惑的信号，每当嘴里无味的时候，便会趁人不注意，鬼鬼祟祟跑到厨房，像老鼠一般，迅速打开橱柜，拿出酱油瓶，偷舔一两口，来不及慢慢品尝又快速地溜出去，边玩边回味那种香香咸咸的味道，有点刺激，有点满足。
但是这种行为终究有一天还是被母亲发现了，起先是我嘴角上的油迹暴露了我的行动，后来是母亲的好奇使她跟踪我到厨房，然后她就在众人面前无情地揭发了我，她好笑又生气地说我这是名副其实的“老鼠偷油”。偷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光荣的事，何况偷吃的东西只是厨房中的一个调味品，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的尴尬。到现在每次看到酱油瓶都会涩涩一笑。
零食，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游戏附属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奢侈品。
第三章谁是最可爱的人
四大天王 刘文正 谭咏麟 20世纪70年代初，除了继承60年代已有的榜样之外，并没有增加多少新人物，而70年代末期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一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
从榜样到偶像
20世纪70年代初，除了继承60年代已有的榜样之外，并没有增加多少新人物，而70年代末期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一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无比热情。
另一个新鲜的面孔就是来自宝岛台湾的邓丽君。她的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斥为“靡靡之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年轻人对她的喜爱。她的歌曲因为对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而赢得了青睐。她可能是大陆第一个完全来自民间的、非官方确立的娱乐偶像。
严格来讲，陈景润和邓丽君的影响都是起自70年代末，但却贯穿了整个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偶像，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他们当中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还有为救掉进粪坑的大爷而牺牲的张华。这些偶像，以他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继续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
另一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城、北岛、舒婷等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来自港台的金庸、三毛、琼瑶也在内地产生了一大批“迷”和跟随者。
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内地，使人们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1983年香港无线的《射雕英雄传》让国人记住了那个惟妙惟肖的“俏黄蓉”——翁美玲；一部《上海滩》奠定了周润发的天王地位；日本的《血疑》带来了山口百惠……这个时期的歌星还有BEYOND、张雨生、费翔以及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传唱大江南北的张明敏。
与60年代人相比，70年代人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超越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
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主要是内地明星；后来渐渐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以港台明星为主。
另外一个特征是，偶像的作用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谁是最可爱的人（1）
雷锋（1940…1962）
近半个世纪前牺牲的一个普通士兵，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的代名词，影响了整个中国达几十年之久。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成为整整几代人的学习榜样。直到今天，每年的3月都是“学雷锋月”，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会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各种行动去追寻雷锋的足迹。
究竟什么是雷锋精神？在后来的雷锋教育中，雷锋精神已经被简化为一种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代表性符号，学习雷锋也就是意味着帮助他人，“做好事”。实际上，雷锋在当时的含义并不止这些，他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一位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利益的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公而忘私、艰苦朴素，这都是在当时最受称赞的道德品质。
陈景润（1933…1996）
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使数亿普通百姓知道了“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也知道了陈景润是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
这篇文章迅速唤起了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难题，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在国际上被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
“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枯燥的术语随着陈景润的故事成为青年人精神的巅峰，陈景润成为七八十年代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向科学进军”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它所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后来的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邓丽君（1953…1995）
有一种说法是“凡有华人处，便有人能吟唱邓丽君的歌”。这或许是一种夸张，但邓丽君的《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恰似你的温柔》、《小城故事》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却几乎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是一种具有颠覆效果的符号。她那清甜圆润、缠绵柔情的歌声，让大陆听惯了激昂高亢的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歌曲都是以表达集体主义、革命主义情感为要义的；人们是第一次从邓丽君那里知道，还有这种可以倾诉个人情感、带着微微颓废和忧伤的旋律存在。温柔与忆旧，是很多人生命情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过度强调集体主义的厌倦，以及对个性化生活的向往，从而迅速在年轻人当中广泛流传。无疑，它也同时遭到了权威们的大量抨击，被斥为“靡靡之音”。这是一个酝酿着变革的时代，在新与旧的冲突矛盾中，邓丽君的歌曲算得上是一个带有变革色彩的符号。
邓丽君也可能是大陆最早的娱乐偶像，这表现在年轻人对于其装扮的模仿上。当年轻的女孩还穿着“文革”年代千篇一律的绿军装，留着妹妹头的时候，邓丽君的一头卷发、鲜艳的衣裙必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张海迪（1955…）
“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张海迪５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