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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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只有一个契约：结成社会的公约，它是完全排他的。不能想象还会有其他公约的存在而不破坏原有的约定。
《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十七章
政府的组成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认可政府组成的行动？我得先指出这一行为是复杂的，它由另外两者构成：法律的建立和法律的执行。
就前者看，主权者决议应该有一个这样或那样形式的统治实体；显然，这一决议是法律。
就后者看，人民任命官员来负责建立起来的政府。这种任命是特殊行为，因而不是第二个法律，只不过是第一个法律的结果，是政府的行为。
困难的是如何理解在没有政府存在前就有了政府的行为，和作为主权者和臣民的人民如何能够在某些情况下成为统治者和官员。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政体的一个惊人性质，通过此一性质政体把两个看似矛盾的运作结合起来。这种运作由主权突然变为民主制而完成，从而不必任何可见的变化，仅仅由一种新的整体对整体的关系，公民成为了官员，把一般行为转变成特殊行为，把法律付诸实现。
这种关系的变化不是没有实例的理论细节。它在英国议会时时发生，下院有时会把自己变成“议会委员会”以更好的讨论某些事务，于是它停止了其主权者法庭的功能而成为只是一个调查委员会；然后，它会向作为下院的自己报告“议会委员会”的决议，在彼一名义下重新考虑它用此名义作出的决定。
这是民主制政府的特有的优势：它只要一般意志的单一行为就可以得以存在。随后，这种临时政府或者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此一政府形式得到选择了话；或者以主权者的名义依法律要求建立政府，从而一切都走上轨道。要保持我前所建立的原则，不可能再有其他建立合法政府的方式了。
《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十八章
防止政府篡权的方式
从上所述，并根据第十六章，可以说组成政府的行为不是契约的，而是法律的行为；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只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他们担负起国家的责任时，他们不过是履行公民的责任而无权过问其中的条件。
因此，当人民组织起一个世袭政府，不管是出自一个家族的君主还是在一定阶层中的贵族，人民都不承担任何义务：它只是选择了行政的临时方式，直到它做出另外的选择。
这样的变化当然总是相当危险的，除非现政府不能保障公众福祉，它应该不被更动；但这种慎重只是政治的规则，而不是法律的规定，就象国家不会把军事权威放在特定将军的手里，国家也无义务把公共权威放在任何特定官员的手中。
当然，在此情形下人也不可能一切循规蹈距，来区分正当合法的行为还是煽动性的鼓吹，来分辨整个人民的意志或是部分人的喧嚷。统而言之，对危险诉求的衡量在此不能超出法律的严格限制。这一原则非常有利于那些希望违背人民意愿而存在的政府，以逃避可能的篡权的指控，因为政府可以打着履行其权利的旗帜而扩展其权利，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借口下，它可能阻止为修正政府滥权而设计的公众集会。如此强制的沉默于是会被用以证明那些不敢说话的人的支持，由此引起的骚动又成为制裁敢于抗议者的表面原因。罗马十人委员会本是选举为一年的，然后又一年年的延续，试图用阻止罗马公民集会的方式保持其永久权威；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在公权力一旦到手之后，都会用此简单的方法，或迟或早地篡夺主权权威。
我前些时所说的周期性的集会是阻抗或推迟这种罪恶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因为此类集会不需要正式招集，于是政府也就不能加以阻止，否则，它就公开申明了自己是违法者和国家公敌。
这些集会，它的唯一目的是维护社会契约，应该总是由两个问题的表决而开始。每个问题都要独立地表决，两者都不能省略。
第一个问题是：“主权者是否希望保持现有政府形式？”
第二个问题是：“人民是否愿意现任官员继续保有行政权？”
我想我已把我的话说明白了，也就是，国家中任何基本法律都是可以被否决的，这甚至包含社会公约在内，因为如果全体公民集会并一致同意结束社会公约，无疑这个公约也就合法地取消了。葛罗休斯甚至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放弃其国家成员的身份，离开这个国家以恢复其天然的自由和财产【原注１】。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否定所有公民同样的集体决议就是荒谬的。－－－－－－－－【原注１】当然它的条件是人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或在需要时避免为国服务而离开国家。那样，逃亡是一种犯罪并应受罚，那不是退避，而是背叛。
《社会契约论》 第三册
－－完－－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
第四册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第一章
一般意志是不能破坏的
只要一伙人集结在一起，认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就有了一个唯一的意志，导向公共安全和福利。使国家运转的力量于是也就简单而有生气；它的原则也就一目了然；任何互相搅扰冲突的利益就不会存在；公益也总是明白得可以让任何人能以常识判断。和平、团结和平等是政治阴谋的天敌。纯朴简捷的人们也正因其单纯而难于欺骗。他们不会相信拐弯抹角和甜言蜜语；这得益于他们过分的朴实。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中，当我们看到一伙农民总是能在橡树下极为明智地处理国家事务心理学认为，直觉是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为根据，，我们如何能不去蔑视其他民族精巧细致的方式，用如此的艺术和神秘使自己潦倒不堪并著称于世？
如此治理的国家是不需要什么法律的，无论何时新法需要颁布，这种需要对所有人都是明白无误的。第一个提议者不过是表达所有其他人的感觉而已，一旦确定其他人都会同样地行动，把每个人都决心去做的事变为法律就不会卷入阴谋或是争辩。
理论家们往往为事实误导，他们只看到了那些从开始就构成不善的国家，想不出如何能用我所勾画的方式治理国事。他们喜欢想象的游戏，让一个聪明的恶棍或谄媚的雄辩士把巴黎或伦敦的人民愚弄摆布。他们不知道克隆威尔【译注１】只会为波恩的人民强制劳动，杜克·德·比尤夫特【译注２】会为日内瓦人下入大牢。
但是，当社会纽带开始松散国家开始衰弱时，当私利开始能够为人感受，较小的社团开始影响整个社会的时候，公益也就开始为人歪曲并遭到抵制想。现在已成为辩证法的通常涵义。在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表决也不再能够无异议通过，一般意志从此不再是全体公民的总体意志，冲突和辩论开始出现，就是最明智的观点也要受到争议。
最后当国家接近消亡，其存在流于空洞和虚幻时，当社会纽带在所有人心里都不复存在时，当最卑鄙的私利厚颜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公益时，一般意志于是乎也就成了哑巴，每个人都在为其秘密动机所主导，他表达的观点，就如国家从未存在过一样，远不再是身为公民的观点，仅仅以私利为目标的不公裁决就会虚假地以法律的形式出现。
从上述一切，是否能说一般意志消亡或堕落了？不能：它仍然一如既往，纯净而不会改变；但是，它被其他流行的意志压倒而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任何人都会清楚地看到他不能把个人利益和公益完全地分离，但是比之于他想要捞取独吞的好处，他在此公众罪责中所分享的份额好象微不足道。除了这些特殊私利之外，为了自己利益，他还会象其他任何人一样强烈地为公益着想。哪怕是他为钱出卖了自己的选票，他也不曾泯灭了他内心的一般意志，他只是逃避而已。他所犯的错误是改变了问题的形态而答非所问；也就是说，以其选票他没有回答“这一方案对国家有利”，而是说“这一方案对某个人或某部分人有利。”因此，规范公民集会的法律目的不仅是要维护公民内心的一般意志，还要确保一般意志总是被问及，而问题也总是被答复。
在此，我本可以举出很多观察来说明对每一主权行为的简单表决权－这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还可以说明表达观点的权利，提出建议的权利，分析和讨论的权利，这些权利政府总是极力将之局限在其政府内部；但是点看世界，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哲学的任务是对科学和常识，这一重要课题需要另一部专著，在此一论文中，我无法尽述一切。－－－－－－－【译注１】Ｏｌｉｖｅｒ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１５８８－１６５８）英国军事政治宗教领袖，领导英议会在１６４２－１６４９内战中战胜国王查理一世，而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他用军力强制国家宪政，深为后来的英国人不喜，称之为“剑下的宪政”，但后世史家多首肯其为英国带来的秩序和发展。【译注２】Ｄｕｃ ｄｅ Ｂｅａｕｆｏｒｔ（１６１６－１６６９）法国贵族。多次卷入政界阴谋。１６４９年，他成为一个贵族和中产阶级的集团首脑之一，以制衡不断增长的王族权力，并为此深受中下层巴黎人民的欢迎，冠之以“市场上的王”。但没多久他又转而与王族联盟，任职法国海军。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第二章
投票表决
从上一章论述中可以看到，公众事务处理的方式是公众道德和政体健康的可靠表露。集会越是一致地达成协议，也就是，观点越是接近无异议通过，一般意志也就越是占主导地位；而冗长的讨论、分歧和骚动预示着私利的盛行和国家的衰退。
当两个或更多的社会等级进入国家结构，上述论述变得较不明确。以罗马为例，就是在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公民集会也往往为贵族和平民间的争端而打断。但此一例外与其说是真实的还不如说是表面的，在此情形下，由于政体的内在缺陷，可以说一国中存在着两个国家，上述论述对两者合一虽不正确，但于其任一个体却是正确的。就算是在最动荡的时代，当元老院不予干涉，罗马人民的政令总会和平地颁布并拥有绝大多数的投票。因为公民只有一个利益，人民也就只有一个意志。
无异议表决在公民落入奴役而不再有自由或意志时走向相反的极端。恐怖和奉迎于是把表决变成了喝采，不再有什么深思熟虑，有的只是崇拜或诅咒。在帝制下的罗马，这就是元老院表达自己的卑鄙方式。有时它还伴随着荒唐的谨慎：塔西图（Ｔａｃｉｔｕｓ）写到，在欧卓（Ｏｔｈｏ）治下，当元老们欢呼韦特利乌斯（Ｖｉｔｅｌｌｉｕｓ）的倒霉时，他们同时也制造了一场大骚乱，这样一来就是韦特利乌斯将来有机会控制了帝国，他也无法知道元老们每个人说过什么。
所有这些各种考虑，依一般意志被认知的易度和国家衰弱的程度，产生了表决计数和观点比较的基本原则。
本质上只有一种法律需要全民无异议通过：这就是社会公约。既然公民协约是世上最自觉的行为；而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并是自己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不经他的同意强制他任何事情。去决定女奴的儿子生而为奴也就是决定了他生为非人的一类。
那么，如果有人在社会公约形成时反对社会公约，他们的反对并没有使公约无效：他们不过是置自己于公约之外而已。他们是公民中的异族人。当国家形成时，居民表达了他们的认可；居住在它的疆域之内就是承认了它的主权权威【原注１】。
除了这一原始公约之外，多数人的决定要能强制少数人。这是来自契约本身的一个结果。但有人会问，人如何能又是自由又在同时被强迫服从不属于自己的意志呢？为什么异议者能够自由而又要屈从自己还不曾同意的法律？
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本身是问错了。公民同意所有的法律，哪怕是那些他反对其通过的法律，哪怕是那些如若违反就要对他加诸惩罚的法律。国家中所有成员的一清二楚的意志是一般意志，通过这个一般意志他们成为公民而得到自由【原注２】。在他们的集会中当法案为人提出，他们被问的问题并不是精确地说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法案，而是提案是否吻合他们属于自己的一般意志。在表决中，每个人都对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从此表决的计数中，一般意志得到申明。因此，当与我相反的观点成为主流，它只是说明我的观点是错的，我所认为的一般意志并不是真的一般意志。假使我个人的特殊观点成为主导，我之所为就会非我所愿，我也就不再自由。
这表明，一般意志的所有特性仍然存在于多数人中；如果它不在多数人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决定，自由都不复存在。
我已在早一些时候讨论了特殊意志在公众决策中如何会取代一般意志，我曾详细地论述了阻止此种滥权的实际方法，我还会对此进一步讨论。至于一般意志的申明所需要的投票比例，我也曾阐明了对之加以决定的原则。一票之差可以打破对等，一票反对就破坏了无异议通过；在对等和无异议之间有着许多的分法，依政体的需要和条件，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所需要的投票比例。
决定此种比例可有两个一般性的公理。第一个是决定越是严肃重要，主导观点就越是应该接近一致。第二个是决定越是时间紧迫，多数的要求就越要降低；不能有一分拖延的事务，一票之差应该足以定案。头一个公理好象适用于法律的制定，而第二个适用于公众事务的实行。无论如何，决定性多数的最佳比例可以由两者的相互结合而得到。－－－－－－－－【原注１】这当然应该理解为适用于自由国家；否则在其他地方，家庭、财产、避难所的缺少、必需品或暴力可能使人违背其意愿滞留在一个国家；如此则他的滞留并不意味着他对契约的认可或破坏。【原注２】在日内瓦，“自由”一字出现在监狱前面和犯人的脚镣上。这种标语的使用是公正而为人尊敬的，因为正是所有阶级的犯罪者使得公民不能自由。在一个所有这样的人都关在监狱里的国家，人们享受着最完美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第四册第三章
选举
统治者和官员的选举－如我曾说过的是相当复杂的行为－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投票或抽签。在各种共和国中，每一种都有使用，一种由两者相当繁杂组合而成的杂合体则使用在现代威尼斯总督的选举中。
“由抽签进行的选举，”孟德斯鸠说，“是民主制的特征。”我同意，但为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