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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红瓦黑瓦-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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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蹄子还有个雅号,叫“九里香”。王儒安是常能得到这“九里香”的。
  但,他在河边的小草房里住了多年之后,现在依然住在小草房里。
  第二节
  这年刚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经痛又犯了。他总是歪扭着身子走在路上,走几步,就扶住路边―棵树,歇上―会儿。他不在小草房里歇着,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树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转变成地方剧的唱腔。这地方剧里,有一种曲调,叫“悲调”。这悲调又分“大悲调”和“小悲调”两种。王儒安或用小悲调哼,或用大悲调哼。这悲调哀婉万分,痛苦万分,哼到高潮处,让人觉得天昏地暗,顿生悲悯情怀。王儒安见有人,就小声地哼。使人觉得这是―种节制住了的痛苦。无人时,他就―声低―声高地哼,让人觉得这声音一忽儿跌落于万丈渊底,一忽儿又飞扬起来,越过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颗坚韧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当夜晚降临,整个油麻地中学都能听到从那小草房里传来的痛苦呻吟。这呻吟锐利地划破了夜晚的平和与宁静,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呻吟,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仿佛是王儒安最后的呻吟了。
  这呻吟像荒野之端―尊老鸦的哀鸣,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笔忽然变得毫无灵气,半天不能落在纸上。他将门窗全都关上,如同在一只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进来一样。
  深秋,王儒安像这枯叶漂零的季节一样苍老起来。他常眯着眼,站到河边上,去望那轮落日。他有了一种步人荒凉老境、已然穷途末日的心态。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后―击的强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给他颠覆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病痛随着节气渐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变得更加锐利感人。它把我们带进痛苦,也把我们带进仇恨。对于汪奇涵,我还有着我个人的恩怨。高中录取时最初我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在敲定名单时他说了一句很阴的话。那次陶卉遭到父亲陶国志的训斥,也是因为陶国志领着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时,他不阴不阳地向陶国志开了个关于我和陶卉的玩笑。他还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时把我的作文要过去,看后却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
  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消消涨涨的呻吟,如同听一支荒原的号角。第二天一早,我对马水清说:“一定要找到那对母女!”
  马水清把照着镜子的脸扭过来,“我早想到了这―点。”他打开抽屉,从―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张发黄的大照片,“这是压在邵其平办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毕业照。当时,老师与校工都参加了。你看这边上两个女的,就是那女俩。听邵其平说,她俩当时不肯参加,是学生们硬拉她们进来的。”
  第三节
  当时内查外调的风气正盛,我和马水清等都有了这方面的经验,甚至还有这方面的兴趣。拿封介绍信,领个百十元公款,一去几百里,忽然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个新的突破,甚至有了―个置人于死地或使―个已被打人地狱的人―下子起死回生的发现,是很让人激动的。躺在龌龊的小旅馆里,坐在吱呀作响的破车中,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侦探,大救世主。那时,全国有很多人日夜兼程奔波在外调的路上。
  我们的这次外调当然是私人性的,但我们外调的规模却是公家所不及的。我和马水清在下面到处活动,居然有十多个人愿意自己掏路费外调去,“听了老校长哎哟哎哟地叫,我们于心不忍!”油麻地镇上有一人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母女俩是荡里的口音。所谓“荡”,就是离我们这里大约二百多里地的芦荡地区。
  这芦荡地区方圆一二百里,找出这母女俩来,当然并非易事。我们十几个人,避开汪奇涵的注意,在后面的树林里悄悄地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兵分五路,各领几张从镇上照相馆翻拍出来的照片,按划分好的区域进行调查。
  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一天早上,突然地消失了。
  我自然是和马水清―路。我们去芦荡地区的北部。我们步行十八里地,来到―个轮船码头,然后坐七八个小时的轮船,来到―个叫黄土沟的地方。那里已不是我们随吴大朋打猎时所看到的芦荡了,那是真正的芦荡,看上去,那芦荡是世界的全部,世界就是―个芦荡。当轮船继续前行,最后消失在芦荡深处,只见到芦苇梢头一缕烟时,我们仿砩有了―种永不能归的感觉。
  不久天就黑下来。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小的旅馆。晚上,只吃了一些从家带来的干粮。那小旅馆又脏又潮。被子与枕头都黏黏糊糊的,并散发着无数人体混杂在―块儿的气味,使人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穿着衣服,坐在被窝里。马水清又说起陶卉来,“你给她写封信,我来交给她。”我说:“滚蛋!”他说:“陶卉上高中之后,奶子大了。”我说:“你真不要脸!”他说:“真大了!”眼睛往前看,仿佛陶卉就在他面前站着。我“噗”
  地吹灭了灯。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总是陶卉。马水清的床也吱呀吱呀地响。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家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
  第二天,我们就拿了那张照片,一路打听,逢人就问,但人们都摇头说不认识那母女俩。一天下来,疲乏不堪,心灰意懒。
  但在一户人家借宿,睡了一夜之后,又有了精神,像头天―样问下去。那芦荡人烟稀少,居住分散,我们往往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一户人家。这一天,走到晚上,居然没走到―个村落,我和马水清只好在一座高高的芦苇垛下,用焦干的芦苇将自己埋起来,在荒野上过了一夜。天亮后又赶了七八里,只见―个小镇出现在芦苇丛中。我们先找到一家小饭馆吃饱了饭,然后挨家挨户地问个不停。有―个男的,下巴上有颗黑痣,抓着我们的照片,眼睛直勾勾地看,说那个女儿是个不错的小美妞儿,我真怕他要用舌头舔张照片,赶紧抢过来,拉了马水清就走。走到一座桥头,我和马水清也去仔细看那照片、觉得那母女俩确实都长得不错,尤其是那个女儿。她照相时,大概感到害羞,脸是转过去的,像是少女见到生人,欲要关上家门,可又禁不住想看一看那个生人,便将脸转过一半,在眼梢上看着,那样子很迷人。这时我和马水清就有点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说她母女俩的闲话了。
  我们寻找了四天,第五天,在坐渡船时,遇上了一个强盗(那芦荡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他像个严厉的父亲管束会乱花钱的孩子那样,说:“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再走!”我和马水清望着他那对在破草帽下半明半暗的眼睛,浑身直打哆嗦。我们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出来。那口袋都在衣服外面耷拉着,像―张张饥饿的舌头。“手里抓着的是什么?”强盗问。“照片。”我们回答。他伸过了一只乌黑的手。我们赶紧将两张照片递给他。他看了看,说:“这上面,只有那个转过脸去的女孩好看。”说完,他一下子将照片丢到水中。河上有风,那两张照片一闪一闪地向西漂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强盗和我们一起上了岸。他客气地朝我们点点头,走他的路去了。马水清说:“照片没有了,只好回去了。”我说:“怎么回去?连路费都没有了。”马水清去水边洗了洗手,说:“我趁他转过脸去时,往裤衩里塞了几块钱。”
  两天后,我们带着―片失望,空空地回到了学校。
  其他四路,也已空空地回来了两路。最后两路,大概也只能是空空回来。我和马水清在路上见到了王儒安。他手里抓了一把修剪枯枝的剪子,正倚在―棵树上休息。他的脚下,是―片枯枝败叶。他用手背擦了擦额上的虚汗,问:“林冰,你们几个这几天去那儿啦?你们的宿舍,七个晚上都黑着。”
  马水清说:“都去我们家玩了。”
  “不能这么玩,得看点书。我不相信学校就永远这么办下去。”王儒安说。
  我说:“我们不玩了。”
  “这就好。”
  我和马水清走了十多步,回头看了他―眼,心中满是凄凉:王儒安老头子,你怕是要永远待在地狱里了。
  过了一天,我和马水清正待在黑瓦房的廊下很无聊地晒太阳,只见校门口走回了谢百三和高二班的那个同学。他们的身后,还有两个女人!我大叫了一声:“找到了!”与马水请一道,跑着迎过去。走近了一看,果真就是那母女俩,只是比起照片上的样子来,稍微见老了―些。
  谢百三满身尘埃。他不住地抹着脸上的污汗,“―切都清楚了!―切都清楚了!”
  马水清说:“先别回学校。”
  我们将那母女俩安排在镇上一家小旅馆里。母女俩又把已经告诉过谢百三他们的话再重复着说给我们听:“那天晚上,汪校长找了我们,说:‘你们母女俩收拾收拾快走吧。再不走,就真要给王校长惹下麻烦了。现在就已经满校园风言风浯了。’我们哪能给王校长惹下麻烦呀?感恩还来不及呢!当天晚上,我们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走了。我们一走几百里,回了老家,从此再也没敢来过这个地方,怕给王校长添乱子。哪儿想到,我们这―走,他倒从此说不清自己了。我们怎么就这样蠢呢?”
  我和马水清当天夜里就写了大字报,题目是我定的,很夸张,很古典,叫《千古奇冤》。我们将它连夜贴到了油麻地镇的大街上。
  第四节
  县里来人,镇上出人,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核实当年搞的材料。当那母女二人在陈述笔录上按完手印之后,王儒安从此跳出了地狱。
  汪奇涵到处申诉,说他当年让那母女俩走,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但终究不能自圆其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汪奇涵的形象顿时变得十分丑陋。他觉得再待在油麻地中学必定无趣,就向县教育局提出调到其他学校去工作的请求。
  王儒安说:“想走?他有一屁股脏屎呢!”
  上面问他:“汪奇涵还有什么脏屎?”
  王儒安说:“急什么?我在小草房里待了六年,也没急过。
  过些日子,你们自然会知道的,先等我把这学校整一整再说。他汪奇涵把好端端一个油麻地中学,弄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啦!“
  汪奇涵就暂且挂在了那儿,像过年时吃腻了嘴而剩下的―长条肉挂在瞻口那样挂着。
  王儒安就在―个早上便换了人样。他去镇上,让许一龙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去浴室好好洗了―个澡,换了―套崭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装,一副饱经风霜却又青春焕发、雄风―振的样子。
  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许多,只微微有点扭歪。他让人把汪奇涵让出的校长室重新粉刷了三遍,仿佛要除一除沉积千年的晦气一般。
  然后让人将办公桌、藤椅以及墙上的奖旗、奖状之类的东西,绝对一律地恢复成他当年在位时的样子。他带着十几个学生,在校园里一遍又一遍地走,将汪奇涵留下的痕迹――擦去。他发动全体师生,花了三天时间清洗校园,就像清洗―场奇耻大辱。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闪动着水桶、铁盆,到处流水哗哗,好似经了一场好太阳,那校园青春十八,呈给人―副生气勃发的样子。他召集全校师生在操场开大会,说:“从此我油麻地中学结束混乱!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放牛场。从今开始,老师好好讲课,学生好好听课,不得无故缺席。若错了,我王儒安自割脑袋!”
  有人问他,河边那间小草房,年久失修,是否拆掉?他答:“姑且留着。”
  这天,他走到校门口,看了看那块校牌,说:“他糟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手好字了。”随即让人将校牌摘下。隔了两天,他亲手写了一块。那字确实有功夫,不骄不躁,一副秀骨,却又稳重如山。我后来见过很多高手的字,但至今想起王儒安的字来,仍觉得那是一手拿得出的好字。
  待将他的“庄园”整肃―遍之后,他有了消闲时,才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提汪奇涵的“一屁股脏屎”。他拿出一本用报纸包了封皮的本子来。那上面,是他六年的记录,记的是油麻地中学的几百笔账目。大至数百元,小至几毛钱,一笔一笔,皆记得清清楚楚。他请来县里头的、镇里头的人,并叫上汪奇涵,然后,他拿着这几乎要汪奇涵小命的本本,当着汪奇涵的面,也当着县里头镇里头人的面,一笔笔地报出来:“一九六五年春学期,你汪奇涵通知各班班主任,要每―个学生补交五角学费。这学费收上来之后,根本没有开收据给同学,且全都没有入账,留在了你处。你说,这留下用做校长经费。当时初中、高中加一块,―共六百三十七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没交,―是初二班的董龙,二是高一班的王东辉。还有六百三十五名,每人五角,共三百一十七元五角。一九六五年七月,东边五亩地,共收干辣椒五百斤,西边四亩地,共收干辣椒三百五十五斤,合计卖得人民币一千一百二十三元。入账一千一百元。其余二十三元,你说用于教师的夜餐费。但,后来这二十三元,并没有用于教师的夜餐费。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学校卖藕,镇上王副社长买藕十斤半,你让人不要收钱,说这钱由你付。但你并没有付。按当时市价,一斤藕为一角五分,十斤半藕,共―块五角七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你们家来客,你妻子从学校又称去鲜藕三斤,也―分未交,共四角五分……“
  名牌大学出来的汪奇涵,听着这只念过三年私塾的王儒安将那长如历史的清单―一报出,早冷汗如豆,滚滚而下,嘴唇发紫又发颤。
  王儒安却神色不变,念那清单,犹如念―道道咒语,直念到天黑也未能念完。
  这之后,汪奇涵被隔离审查。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工作组―笔一笔地交代账目。他已不是能不能调动工作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保住公职的问题。
  大约过了半个月,汪奇涵不知是得谁的指点,突然强硬起来,对那些无法论证的账目一概不认。这不认的账目占去足有百分之八十。他对工作组说:“他王儒安栽赃陷害!”
  工作组把情况告诉王儒安,问他:“没有旁人证明,定不了案怎么办?”
  王儒安说:“有人证明。”
  当天,白麻子突然出现在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他对工作组说:“王校长记的那些账目,都是实的。我当时管后勤,他汪奇涵贪污了多少公款,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工作组问白麻子:“你能证明?”
  白麻子说:“能。”
  白麻子这一声“能”,使汪奇涵从此进了地狱。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白麻子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中学,重新做了校工,仍然给我们敲钟、烧饭。那时,施乔纨已从油麻地中学调走快一年了,她的丈夫苏鹏在教育局里也已失势,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那天,白麻子―边敲钟,一边对我和马水清说:“汪奇涵这东西,苏鹏让他解雇我,他连个屁都没有放!”
  第五节
  汪奇涵―下子就衰老了。生活的突变,无疑是对寿命的―次骤减。从前穿着紧绷绷的中山装,现在空荡起来,颧骨高凸,嘴瘪了下去,像是在用劲吮吸果实中的浆汁,那长眉显得更长,在风中颤动,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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