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 2006年第12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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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到红丝巾女子的冷遇后,拿起了那瓶小胡子留下来的矿泉水瓶子端详,然后拿走了又带来两瓶,可能他是觉得那瓶水不够好,所以,又重新去买了两瓶来。
他喂了红丝巾女子一口水,假如这瓶新带来的水里掺有剧毒药物的话,那中年男子当然就是凶手。
问题是,选择这样的场合诱使红丝巾女子喝下掺有剧毒的水,应该是事先谋划好的,但就因为是事先谋划好,文静觉得有问题。
首先,他得有把握他能让红丝巾女子喝这瓶矿泉水,哪怕是喝一口掺毒的水,假如红丝巾女子坚拒,谋杀就无法实施,在众目睽睽之下硬灌,恐怕他没有这个胆量。
其次,假如是事先谋划好的,有一样东西在凶杀得逞后他一定会带走,就是那个矿泉水瓶子。
那个瓶子上必定留有他的指纹,必定残存着剧毒药物,必定会有目击整个过程的证人存在,他在事先预谋时不会蠢到连这些都没有想到。
他没有带走那个瓶子,却塞在红丝巾女子的手里扬长而去。
于明说,如果排除这个中年男子,那等于是他杀也排除了,因为其后再没有人让红丝巾女子喝过或吃过什么。
也许在那对恋人出现之前,在清洁工离开之后,有一个目击的空白时间,凶手就是在这个空白时间里出现的,但也仅仅是也许。
案情分析会走到这一步,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这让在座的人都顿生懊丧之意。
文静说:“咱们还是换一个角度看,不管是他杀还是自杀,都离不开红丝巾女子,她才是关键的关键。与其绞尽脑汁寻求他杀或者自杀的可能,不如先查明红丝巾女子的身份再说,一旦确定她没有自杀的动机和可能,他杀就不言而喻了。”
于明说对,但无从入手。
文静说:“从红丝巾女子的装束上看,她一定是有职业的,而且很可能就在重庆工作。只要有职业,还是好查的,下下工夫吧。”
文静接着说:“其实,我最关心的是另外两点:
“第一就是那条红丝巾。
“红丝巾女子尽管神态木然,但毕竟是正常的,正常的人做出反常的事,必定有其缘由。在这样的季节里系着丝巾,而且是相当醒目的红丝巾,肯定对她自己而言,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这条红丝巾已经暗示我们许多东西,我想就从这里切进去。
“第二是那个中年妇女。
“她肯定认识红丝巾女子。她为什么来,来了想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她为什么带走那个矿泉水瓶子,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不管她是为什么来,也不管她是想做什么,那只瓶子对她而言,不至于非带走不可。她是想拿去扔进垃圾桶呢,还是想造成什么样的假象?
“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暗藏着某种特定的含义。”
于明说:“还得想办法确定死者的身份,那个时候这个共同点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可是怎么找呢?”
文静说:“先定位在职业女性找找看吧。”
于明问:“为什么?”
文静说:“用红丝巾做特定的象征物品,应该是职业女性最容易想到的。”
三
这天上午,退休职工王齐一大早就到银行门口候着了,老伴说不用那么急,去早了银行也不开门,王齐却固执地早早去候着。
因为女儿单位要集资建房,就缺三万元钱,说是交不齐的话,房子指标就作废了。本来不想问王齐要,可是东借西借,就是借不到,所以昨晚才打电话来。王齐说,老两口积蓄不多,也只有三万元钱,如今年纪都大了,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是好。女儿一听,电话里就哭了起来,王齐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女儿,女儿一哭,王齐的心口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王齐说,别哭,我明天一早就去银行取。
放下电话,老两口商量着。老伴说,钱存的是定期,还没有到期,银行给取吗?王齐说,我把证件都带上,大不了不要利息了,总不会不给取吧?老伴说,你跟人家好好商量,别跟人家吵。王齐说知道了。
王齐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总是想着怎么跟银行的人说。
所以,他早早就到银行候着了。
九点钟银行的门打开了,王齐快步走到一个柜台前,把存单和证件都递了进去,里面是一位年轻的女职员,她用眼睛瞥了一眼王齐手里的物件,像是没有看见似的埋头翻着一沓单子。
王齐等了一会,终于耐不住地说:“我要取钱。”
女职员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你等会儿。”
王齐说:“还要等多久?”
女职员不说话。
王齐又问:“你们不是上班了吗?”
女职员抬起头来说:“你没看我正忙着吗?你到自动取款机上取吧。”
王齐一愣,问:“定期也能在自动取款机上取吗?”
女职员也一愣,接着说:“那你到那边窗口去取吧。我忙不过来。”
王齐冒火了,声音高高地问:“你这儿不取,怎么不早说?”
旁边窗口的另一位女职员说:“大爷,你到这边来取吧。”
王齐不高兴地又换了一个窗口,把手里的物件都递了进去,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女职员说:“大爷,你取多少钱呀?”
“三万。”
“三万?大爷,你存单上没有那么多钱了。”
“怎么会?我没有取过呀。”
“大爷,你的存单上只有两百元钱了。您不会记错了吧?”
王齐一听,如惊雷乍现,头晕眼花,随后发生了什么他都不知道了。
王齐手里的存单是定期存单,金额标明是三万元整,可是银行的账面上却记载着只有两百元,假如是王齐曾取过自己又忘了,那么,他手里的存单也应该标明是两百元才对。
显然储户的存单与银行的账面不符,问题出在银行方面。
银行下午停止营业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走,将所有的账目核对了一遍,竟然发现不止王齐一个储户出了问题,有三位储户都有问题,缺少的钱总数达到了五十万元之多,再细查,发现是一位名叫胡月的女职员暗中做了手脚,尽管也说明了银行管理制度上出现了漏洞,但总归知道是谁干的了。
可是胡月十天前请了事假外出了。
她到哪去了,谁也不知道。
银行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交通银行高新区分理处的职员胡月挪用储户存款五十万元,自己却下落不明,警方介入后总觉得不对劲,问到银行的领导,胡月因为什么请假,领导却说不知道,只是胡月十天前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急事要外出,请一个月的事假,也没有说是什么事,到哪去。
胡月调到分理处仅仅几个月,再加上她为人内向,很少与同事来往,甚至彼此间的交谈都很少,所以,同事们都对她很陌生,她住在哪儿,家里都有什么人,谁也不知道。
有一个警员偶发奇想,说前一阵朝天门码头广场死了一个女子,会不会就是胡月?找到渝中区刑警队,把照片一传过去,马上就确认死在朝天门码头广场的女子就是胡月。
如此一来,胡月的死亡与胡月的挪用储户存款案得以并案侦查。
能够摆到桌面上来的事实是:胡月挪用了银行储户的存款,当然是由于银行管理上出现了疏漏,但疏漏只是暂时的,一旦储户取钱,储户存单与银行账面不符会立即暴露出来,这一点胡月应该比谁都清楚。
利用管理制度上的欠缺而挪用储户的存款,当然是抱着暂时挪用的侥幸心理,但这样的侥幸心理必然是以某种还款方式为前提的,否则她也不会笨到指望着永远不会被发现。
胡月想用什么具体的方式把挪用的钱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去,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炒股,也许是做生意,也许是别的什么,可是一旦认定死在朝天门码头广场系红丝巾女子就是胡月后,就能够证明她已经无力偿还挪用的钱,不管她原先准备用什么方式偿还。
胡月挪用了五十万元储户的存款,钱用光却又无力偿还,于是选择在朝天门码头广场自杀了。
于明说可能情形就是如此。
文静说太有可能了,但毕竟是可能。
于明说你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文静想了片刻,眼神里透出一丝困惑。
胡月假如是因为无力还款而绝望,当然最好的解脱方法是自杀,对这一点文静也觉得毋庸置疑。
若是下定决心自杀,其实也很简单,甚至可以说不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不需要刻意去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是胡月的确选择了,而且还是精心的选择。
同样的服毒自杀,她没有选择在自己的家里,而是选择了户外。而在户外,她没有选择人烟稀少的、安静的地点,而是选择了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
尤其是那条红丝巾。
有违季节时令地系着红丝巾,应该向人们昭示着某种特定的含义,也许选择朝天门码头广场也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甚至选择特定的时间也有着特定的含义。
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方式,应该都是胡月精心选择的。
于明说:“结论是什么呢?”
文静不太有把握地说:“也许胡月想告诉我们什么?”
于明惊讶地问:“告诉我们?告诉警方?她想告诉警方什么?”
文静一振,对呀,她不会想告诉警方什么。她是想告诉别人,既然想告诉别人什么,那么,找到那个人,那个仍然活着的,而且能够说话的人,胡月的隐情自然大白于天下了。
交通银行高新区分理处对胡月知之甚少,文静问经理,胡月调来之前在哪工作?经理说,是在白马凼储蓄所。文静对于明说,咱们就去那看看。
胡月调到高新区分理处之前,是在白马凼储蓄所当出纳,到了那里,自然可能了解到有关她个人更多的情况。
胡月是两年前从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会上被录用的。
从资料上看,胡月,当时二十四岁,湖北武汉市人,毕业于武汉第二财校。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后只身一人到重庆,巧逢招聘会,后被交通银行录用。
由于胡月的内向性格,储蓄所的同事都对她不太了解,仅仅听说她父母离异后,独自到重庆旅游,正好遇到招聘会,这才在重庆落下脚来。
她上班后,就在储蓄所后面一栋住宅楼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下来,平时哪也不去,一下班便缩进房间里,几乎是与世隔绝。
文静和于明找到胡月的房间,希望能找到什么。
胡月租用的是一个单间,陈设很简单,但让文静感觉到一种挣脱压抑的渴望,甚至是张狂。
房间里到处摆满了照片,但全都是胡月的个人照片。奇怪的是,又全都是影楼里拍摄的那种经过修饰的照片。
有几幅是胡月个人的写真,袒露得相当大胆,挑逗意味十足,虽无淫靡之气,却足以让任何人血脉贲张,哪怕是女人。
显然,这与胡月留给外界内向的印象大相径庭。
房间很整洁,整洁到几乎一尘不染,而且整洁得可以把任何人都拒之门外。
看情形,胡月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与尘世隔绝的小天地,她就在这个仅仅属于她自己,仅仅属于她内心的小天地中,毫无顾忌地表现着另一个胡月,一个与走出房间截然不同的胡月,一个走出去形同死亡,走进来又复活的胡月。
文静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句子:“质本洁来还洁去。”
可是,胡月如此精心营造自己的小天地,一旦她下决心离开让她逃避,也许让她厌恶的尘世,她最应该选择的自杀地点是在这个房间里。
在这样的房间里,她不仅可以围上有特殊含义的红丝巾,而不必担心饱受众人好奇眼光的侵扰;也可以在近似自恋的照片簇拥下,心旷神怡地步入另一个世界,一个让她恢复本来性情的世界;甚至也可以采用更极端的方式,让平时压抑过久的个性张狂到极限时悄然逝去。
但胡月却是死在了朝天门码头广场。
这让文静百思不得其解。
胡月死在了朝天门码头广场,对于她自己而言,等于是抛弃了这个小天地,她热衷、迷恋、依依不舍的小天地。
这对胡月而言,绝对是反常的,既然反常,就一定有反常的理由,而且是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但在胡月的房间里,文静没有找到反常理由的线索。
没有日记,没有遗书,也没有任何能让人悟出理由的暗示物件。
于明说:“你不会走火入魔吧?”
文静笑了笑,说:“这个案子有意思。”
于明说:“你打算再深查下去?”
文静说:“你打算就这样结案?”
于明为难了,说:“也结不了呀,胡月挪用的钱下落不明,也许永远是下落不明,她花光了,挥霍了,也许扔到江里了。”
文静说:“别开玩笑,你看这间房子里有值钱的东西吗?”
于明说:“那能说明什么?五十万元?玩几晚上就没有了。”
文静问:“她一个人晚上出去玩?玩光了五十万元?”
于明沉默。
文静猜到于明的心思。
文静和于明走出胡月的房间,一边走一边对于明说:“我知道你手上的案子多得要命。这样吧,你把人先撤下来,我一个人查查看,有了眉目再找你。”
于明说:“那好,我看出来你非要搞个水落石出,成全你好了。”
文静眼光移向了别处。
四
文静又回到了白马凼储蓄所。
文静本想在胡月的同事中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哪怕是曾经多说过几句话的人,可让文静失望的是,问到谁都摇头。
看样子,平时胡月把自己保护得相当严密,不管这种不近人情的自我封闭是出于惧怕还是出于自卑,但结果是谁都不了解她,谁都没有办法接近她。
后来有一位同事说,隔壁有一家门面,是经营汽车零配件的,老板叫巫先,有人曾经见过他与胡月同桌吃过饭,也许他了解胡月。
胡月与任何人都绝少往来,而能与人同桌吃饭,至少能说明她与姓巫的有一定的关系,至少能坐到一起。
文静按照银行员工的指引,找到储蓄所隔壁的门面。
巫经理不在,营业员说巫经理白天很少来,整天忙于炒股。
从营业员口中知道,这是一家湖北襄樊公司设在重庆的分公司,主要是销售与一汽配套的汽车零配件,生意不怎么景气,所以,平时只有一位营业员守着门面,必要的时候才打电话请巫经理来。
文静说,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就说公安局的找他了解情况。
营业员拨通了电话,对方传来略带点湖北口音男子的声音,嗓门很大,几乎里边每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营业员说:“巫经理,有一个警察找你,说是想了解情况。”
巫经理说:“警察?警察找我干什么?”
营业员说:“她说你最好来一趟。”
巫经理说:“我现在哪有时间?你问他是哪的?有证件吗?”
文静怔住了,好大的口气。
文静把警官证摊在营业员面前。
营业员说:“巫经理,是位女同志,名叫文静,是市刑警队的”。
巫经理说:“女的?刑警队的?刑警队的找我了解什么?你跟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明天再联系吧。”说罢挂断了电话。
文静问:“你们巫经理平时就这样吗?”
营业员说:“这还算客气的。”
文静问:“你们巫经理与隔壁储蓄所的人熟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