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白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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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在监狱又一次遇见王勉。
　　那天我参加她们监狱的一个减刑假释大会，会后她们演出文艺节目。演出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了王勉。
　　她化了浓重的演出妆，看上去很漂亮。
　　我向她招手，她走过来和我说话。
　　恰在这时，她们文艺队另外一个我曾经采访过的女犯也看到了我，我们同时打招呼。
　　那个女犯跑过来和我说话。王勉就站在我面前，听那个女犯热情的向我问寒问暧。
　　相对于那名女犯，我感觉王勉的确不太会做人。其实我看的出，她也很想和我交流，却不主动去争取机会。
　　那是我关于她的报道见报以后我第一次见她。
　　我很想知道她的真实感受和她所说的遇到的麻烦。于是我先打断了那名女犯的话，转过身来面对王勉。
　　“我很不好意思。”我对她说“没有想到会给你带来麻烦。”
　　她笑笑，说：“没事，你别往心里去。我们这儿的情况你不了解，即使是你不那样写我，我也不会清静。没这个麻烦就会有那个麻烦，我习惯了。”
　　我问她：“你最近还好吧？说说你的状态？”
　　她又笑笑，说：“还可以。”
　　那天散会以后，我又向监狱提出要采访王勉，有关部门当即安排。
　　下午1点半，我准时进了王勉所在的分监区。
　　管教把王勉叫过来。
　　卸了妆的王勉不如浓妆时候漂亮，但比我前几次见到的她要精神。我看到她的眉毛是精心修过的。
　　我问她：“你们这里可以化妆了？”
　　“一般不可以。但是近期监狱出台了一个新的管理规定，我们与亲属接见时可以化点淡妆。为的是让家人看到我们时，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她笑着对我说。
　　我依旧没有感觉到别的女犯跟我说的那种不实在。
　　“几次采访，都只谈了你的案子和你的同学。这次说说你在监狱里的情况吧。”我说。
　　“怎么说呢？”她想了一下，接着说：“我到了监狱以后，一直是比较幸运的。确切说我没有太吃苦。做的一些事也都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干的相对比较少。我们有一个教研室，有一些报纸、图书，我负责一些宣传。现在我们又买了一台电脑。用一句比较俗一点的话说，我的这份活儿，在监狱里算是最好的了。在外边的时候人们都说我命好，因为那时我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总是特别容易化解，包括我做生意。别人说也没看你费多大劲，像人家那样刻意去求人去做一些事情。好多时候是很顺利的就把钱赚到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人的这一生，好运和厄运都是成比例的，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所以你不可能这一生永远都是好运。可能我的这次厄运把我后半生的厄运都化解了。我到了这里边运气也不错。”
　　王勉对自己的狱中生活感觉并不坏。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人都不错。但后来我发现，有些人真是太可怕了。可能我们原来生活的那个圈子与这样的人相隔太远了；道德标准相差太远了。她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都理解不了，我真的理解不了。”她开始向我讲述狱中的恶劣环境。
　　“我跟您说，坐牢，不跟家人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和她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本身没有那么多心计，在这里你要不停的去解释本身都说不上是事情的事情。根本连鸡毛蒜皮都说不上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对我是一种污辱。就是这种事情让我觉得在监狱中是最可怕的。”王勉的口气很重。
　　“包括强制劳动也好，不允许做这个或那个，这些对我来说我都能够接受。”
　　“我想，有些东西就是再严它也不可能把人严死，人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生存。如果你按着制度走，就不会有人来惩罚你。所以，只要他让你怎样你就怎样，你在这里能够活得挺好。”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它没有准则，你不知道她今天又会出什么花样。没有丝毫逻辑，太可怕了。”
　　我明白，王勉是在说那个她无法适应的环境。
　　那个环境我听别的女犯也说起过，但始终没有太具体。她们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那个环境，但有一点我不明白，那个环境究竟是由怎样的一些人构成的，难道她们不属于那个环境的一分子么？
　　“有一次我们这里的人说我，律师那张嘴是练出来的，你怎么就说不过一个农民。队长在那问话，她说十句你说不了一句。我说，我是说不出黑白颠倒的话。”王勉说着，情绪变得有点激动。
　　“我觉得有些文化素质特别低的人说话特别没有原则，不管是不是确有其事，随口就说。胡说八道，把这里闹得乱七八糟，连管教队长都没法判断真假。所以，我只能少说话。不参与任何事。我不愿意跟她们相处，尽量少打交道。”
　　我想，像监狱里的不少罪犯一样，王勉做过坏事。但是她正常状态下的为人并不一定很坏。
　　她对我说，在外边的时候，她朋友非常少，李晶晶是她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把她送进了监狱，这使得她对朋友的概念要重新审视。
　　她说：“进了监狱之后，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交怎样的朋友？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人是否需要交朋友？朋友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勉说，将来她出去以后，肯定会远离曾经熟悉的环境，远离那几个所谓的朋友。
　　对于李晶晶，她说平时很少想起来，只是有时候偶尔有人问起来的时候才会提到她。“我想将来出去以后我应该去找找她。俩人一块坐下来，交流一下，到底是我无法面对她还是她无法面对我。当然，也可能那时候的我，虽然我出去了也是自由人，但跟一般人比起来，狱中的这段经历永远是一个污点，因为这段经历，是没法解释的。这一点上我跟她无法比。但是，其它方面，尤其是从做人、做朋友来讲，她在我面前应该是逊色一点的。”
　　我记得，当丈夫转告王勉“李晶晶问她在监狱里面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她曾经带着很深的报复情绪说：“你告诉她，我肯定会活着出去。”
　　她会报复李晶晶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她可能不会再去做违法的事。十多年的狱中生活，她应该变得更理性一些了。



*林一凡：六旬老太坐大牢，只为区区六万元


　　她不是高官，但应该算是厚禄。因为早在1994年，她的年薪已达18万元人民币。　　她生活俭朴，从来不浪费一分一毫。在她的观念里，没有穿破的衣服就不能扔。花去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买一瓶洗头水、洗面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她一生不知道钱的重要，因为她从来都没有缺过钱。　　然而，就在她临退休前，她整好59岁的时候，因为区区6万9千元人民币，她被送进了监狱。　　她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六十多岁老人在监狱里参加高自考



　　“我曾15岁入团，18岁入党，（党和人民）培养我大学本科毕业，（使得我）学有所长。毕业后从事建筑工程设计38年，工作中曾多次获奖，并于1989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建筑设计公司经理等职。然而，由于没有重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在经营管理中没有正确把握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没有认真掌握财务政策、制度，终于犯下罪错，成为人民的罪人。每每想到此，我无比痛心、悔恨。”（引自她在狱中所写的《认罪悔罪书》）
　　当林一凡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几乎被惊呆了。
　　因为，在采访之前，我只听说她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年考过了三门，考试成绩比许多年轻罪犯都要好。我想，一个60多岁的老人参加高自考，在社会上已属罕见，更何况事情发生在监狱里。
　　这是我采访罪犯林一凡最重要的由头。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来得及仔细了解她的基本情况。在她的管教队长带她过来之前，我知道了她犯的是经济罪，但具体哪一种罪，不是特别清楚。一位管教介绍说，这名老年罪犯很用功，也很有毅力，她不仅自己非常配合管教的工作，遇有新来的罪犯想不通时，她还经常帮助管教做她们的工作。这里的罪犯都比较服她，她的年纪最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讲的道理让人觉得靠谱儿。她为人善良，经常在经济上帮助那些家庭条件困难的罪犯，其实她自己平时的生活是相当检朴的。因为她宽容、谦让，所以在罪犯中间她相当好的人缘。
　　一位管教，用如此赞许的语言去介绍一名罪犯，在我到监狱采访罪犯的经历中是第一次碰到。
　　我猜不出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罪犯。
　　我想，不管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但她现在首先是一名罪犯。我相信不管她是因为什么事情进了监狱，进监狱本身，对任何人来说都应当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任何人在经历这样的打击之后，能够正视现实，接受一切，应该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从无法接受到最后正视现实，她应该是经历了一个普通人所无法想像和体验的心理磨砺。我很想知道她的心路历程。



2。做人的失败



　　“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
　　管教队长带她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什么地方搞错了：她安详的神情和看上去健康的体魄，真让人不敢相信她是一位65岁的老年罪犯。她坐在桌前，双手十指交叉，自然的放在桌上。和所有罪犯一样，她身着囚服。囚服下面，她穿着一件白色保暖棉毛衫，棉毛衫的袖口有点破了，却洗得非常透亮，让人感觉干净又整洁。虽然她也按监狱的规定喊了报告，但是看不出她有一点卑微，那气度俨然一个修养上好的女教授形象：温文尔雅，带着一种自信；短发自然整齐，没有一丝蓬乱；肤色略显苍白，那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女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气色。而她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让人明显感到她的身上浓重的书卷气。
　　我知道，这样形容一位正在狱中接受教育改造的罪犯，似乎有点不妥。但是那真的是我当时的感觉，不是杜撰，不是瞎编。
　　“我的犯罪入狱，断送了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幸福。”她的表情异常伤感。
　　“我是1963年毕业的老大学生，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1988年以前，在本市某权威专业建筑设计院工作，从事房屋建筑工业、民用建筑设计。北京城里，我参与设计的医院、饭店、使馆、宾馆以及住宅小区、工厂等等重大建筑，很多。”她开口跟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防备。我不知道管教是怎样跟她说明我的采访目的，但有一点我看得出来，她知道我是一个记者。面对一个记者，如此坦白，我真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坐过几年监狱的人。却相反，她的一颦一笑都透着一股单纯。她的单纯让我觉得有点心酸。她向我讲述她的经历，连她的具体单位甚至她单位具体在北京的什么方位都讲了，我想，那是她一辈子从事技术工作特有的严谨和一丝不苟。
　　“1988年，因为工作需要，市委有关部门决定把我调到某实业旅游开发公司，组建设计公司。该公司属市委局级单位，设有开发公司、建筑公司，但缺少一个中间环节的设计公司。我被调到这个公司以后，任党支部书记兼公司经理，就是俗话说的，单位里的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掌管所有权力。”她的叙述口齿清楚，声音浑厚，虽然听起来明显苍老，但还是很有力量。她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如数家珍，连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发生事件的具体时间都记得非常准确，我真有点怀疑她是经过准备的，因为她讲话的声调和语气像背诵课文一样熟练、顺畅且听不出感情色彩。
　　“那怎么会出事呢？”我非常不愿意太直白地去问她的“问题”，但又不得不问。
　　“在我当经理期间，1997年，因为一个工程一张支票，共计6。9万元。因为做模型、换成现金、法院认定构成了贪污罪。”她的话语第一次出现了不连贯，甚至出现了语法上的不规则。但她没有一个字说自己冤枉，我觉得这是她与我所采访的许多罪犯最不相同的地方。
　　“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了？”我问。
　　“那个时候我已经59岁了，如果60岁退休，再有一年我就该退休了。退休之前，发生了这件事。唉！”
　　“我想，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经济效益上还可以吧？”
　　“挺好的。”她说。
　　“那就是说，不应该在钱的方面出现问题的。”问这话的时候，我有点小心小心翼翼。是怕伤害她作为一个年长之人的自尊心，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罪犯面前感到不知所措。
　　她先是一愣，然后说：“一般的……嗯……，一般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嘲讽，我知道那是针对她自己的，我感觉到她的不好意思，有点难于启齿。因为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表情很怪，同时词句很不流畅，不想说，又不能不说，像是犹豫，又像是不知如何表达才好。
　　“因为从事技术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挺好，而且我们的实际工资真是挺高的。”她继续说。
　　“那怎么还会这样。”我觉得我有点穷追不舍的味道，但是如果不这样，我又怕她不再说下去。
　　她仿佛陷入了一种回忆。“这是我在工作当中、人际交往当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一切都很方便，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主要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愿意把事情……”她明显的犹豫了一下。“嗯，把事情再搞复杂。”她居然用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官样概念。一种老年的、饱经苍桑的城府，这个时候在这位单纯的老人身上显露了出来。
　　我明白，她不想再去论说案子本身。但这并不说明她对自己的案子没有想法。
　　“我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她像是自语。
　　我想，林一凡贪污的金额是6。9万元人民币，法院判她有期徒刑8年。从法律本身来说，应当属于“重”判。因为我知道，按法律本身的规定，贪污罪原则上是一万元判一年，特殊情况从轻或从重，具体分寸由法院的法官来掌握。
　　“从法律程序说，我这属于重判。”林一凡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进一步对我解释说。
　　“为什么呢？”我问。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无奈。
　　“因为我不认罪。”她第一次用了非常果断的口吻。“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我都没有认罪，律师给我做的也是无罪辩护，他们说我态度不好。”
　　“是哪个单位举报的你？”我又问。
　　“我想，事出肯定有因，法律应该不会无中生有，但是究竟是谁或者哪个单位举报的我，我真的不清楚。”看的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她不想说。
　　我很想知道她面对自己贪污罪的深层心理。可是她在说完了她的工作经历以后，便沉默不再说话。她望着我，眼睛里含着笑。我还是无法把一个面带这种微笑、脸上充满慈祥的微笑的老人，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我望着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我和她面对面，互相望了有几分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