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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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毯子拉过头，我真诚地感谢我柔软的床，感谢我能够钻回到床上。我所能做的一切便是躺在那里，毯子盖住双耳，前后摇晃着，感觉那种紧张把我转成一个越来越紧的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大脑里压着，使我发抖，好像要爆炸一般。我很糟糕地意识到我皮肤的每一颗小粒子，每一处痒痒和不适，每一个声音和嗓音。黛安娜待在公用房间，跟詹妮和阿本娜说话。
玛吉轻轻走了进来，把身后的门关上。她看见我和黛安娜进来的。她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她经常给我揉背，这是我感到情绪紧张时惟一可以帮助我入睡的办法。她把我的头放在她膝盖上，开始揉我的肩膀，抚摩我的头发。我向她蜷缩过去，开始无声地哭泣。我把天蓝色的绒毯盖在头上，就那样躺在那儿哭，抓着她的脚踝。她的腿跟毯子一样毛茸茸的。
随着深深的大口呼气和啜泣，一切都从我内心深处翻倒出来。我颤抖着做了几个深呼吸。“玛吉，”我对她说，“我希望死去，或者把我的生命倒回去，直到再回到子宫里。”我靠着玛吉的膝盖，毯子盖住了头。我想回到某个安慰人的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我不会感到被暴露在如此一个不饶人的世界的泛滥光芒中。在这个世界里，我必须拒绝我母亲，为了成功而没有母亲。我所有的思绪形成一个个小圈，在我的脑海里旋转。我试着向玛吉一下子全部解释清我的感受，然后我试着按顺序把它都告诉她。我觉得要是能够把一切都倾诉出来，她会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有她那样的膝盖的人都会理解的。
她留在那里，抱着我。我感到了内心征战着的部分将会在哈佛找到和平的第一丝光芒。我感到我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我剩下的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在哈佛呢？对许多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他们想要权力、财富、安全和知识。他们想要站在图腾柱的顶上。可是我所看到的哈佛令我作呕，让我异化。我不想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它看起来那么自我包容，远离这个世界的贫困和悲哀。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跟那压迫串通一起，让穷人们继续困顿下去？
我曾梦想自己离开哈佛，住在某个远方的山脚下做一个隐士。我曾经和妈妈以及其他流浪者一起露宿街头，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存。我处在权力堆的最底层，带着不确定的幸福。我想做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那种自由是自欺欺人，因为没有社会内部的权力，我们要完全自由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梦里，我们每天都必须为基本需求而努力。我的生活被缩减了，没有社会所提供的所有的好处和舒适。我只可能跟我妈妈一样自由。
那天早晨，在跟玛吉谈过也哭过后，我决定留在哈佛。我会尽可能遵循它外表的规则——那是麦克先生曾经教过我的东西——同时依然按照我自己的标准生存着。我依然可以拥抱我的妈妈。也许我会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还有它赋予的权力，并且我不是利用这权力来过得舒服，而是可以用它来让别人不舒服，这样他们就想要变革了，或者我可以利用这权力来为穷人呐喊。当我拥有了一个哈佛的学位——即使我不同意从很多意义上它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和排斥主义——我不会为我自己使用这种权力和它给予我的承认，我会利用它发出一个声音，那声音会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我选了天文学课程是因为课程标题——宇宙与一切——听起来很幽默有趣。课程介绍手册这样描述这门课：“我们将把一些基本原理应用到起源、进化和宇宙的命运上。我们将继续检视我们的银河系。我们将讨论行星、恒星和黑洞的起源和演化。我们将问宇宙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变成那个样子的。”我没有想到这门课会涉及到费解的天体物理学。任课教授每节课上都飞快地讲解许多等式。我理解那些基本的概念，觉得我数学可以跟得上。我向教学助理要求额外补课。我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公式和题目，但仍然解不出正确的答案。我去找韦尔德楼的学监，告诉她我担心通不过。她告诉我不要着急，给了我几盘星座冥想磁带去减压。她对我说继续努力，并说以后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放弃这门课。但是学监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因为撤销上这门课的最后期限早已过了。因此我只好继续读下去。
我知道自己大考会不及格，不过只要我去参加考试，我可以得个E，这是个不及格的分数，但比得ABS要好点。要是我不参加考试就会得ABS。我必须在考场里至少呆上一小时。我试着做开始的几道写作题目，可是那些更难的写作题把我挫败了。一月中旬，在大考前一星期，一名大四学生在他宿舍里上吊自尽。我坐在考场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有一道题目要我们写我们上天文学14课程的体验。我写道，我知道这门课会不及格，不过我挺下来了。我写道，我很高兴自己对宇宙有足够的认识，并认识到一门课不及格还不足以让我绝望到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规定时间一到我就离开了考场，在门口把我那本蓝色小考试记录册交给了学监。
第二天，负责新生的教务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天文学教授给她打了电话，因为她担心我可能会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天文学教授第一次注意到我。我解释说我没事，我写的是相反的意思。
我嘲弄这门课程的名称，笑着说鉴于我已经连“宇宙与一切”这门课都没有通过，其他就没有什么我可以不及格的了。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正如贾尼丝·乔普林唱道：“自由不过是剩下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另一种说法。”我带着那样的态度开始了自己在哈佛的第二个学期。
为了应对大学第一学年我周围那种陌生感，我读诗歌，并在日记里写诗歌。我写完了五本大日记本。我希望自己能写出好诗来，但是我写完它们，自己就嘲笑起自己的诗歌来，因为那些诗是那么烂。我决定春季去参加诗歌讨论会，不过那只接受申请者。甚至连创造性写作班都是排外的。要是你还不会写诗，你是连诗歌初学班都没有机会去上的。我在申请诗歌班时，见到了一门叫做“创造性非小说”的课程。我也申请了上这门课并且获准了。
我的同班同学有几个大四本科生，两名职业生涯中期的记者，他们得到了尼曼奖学金到哈佛来读书，还有一名前美国国会女议员。我喜欢在一个有不同类型学生的混合班里，那里的学生不局限在有钱的十八岁左右的学生。这个班让我写对我很重要的事情：跑步，摔跤，生活在寄养家庭，以及我高中时候的朋友们。那个学期，我的其他课得了C（及格），可我的写作课得了A（优）。
我自己读了一本战后波兰诗歌的书。那些诗歌充满了希望，诗里点缀着战争与死亡的体验。诗歌用新的欣赏感觉去看待生活中的简单事物。诗人亚当·瓦齐克写了一首关于他兄弟的诗，令我想起了妈妈。瓦齐克的兄弟由于二次大战后多年的伤病和失业而发了疯，从窗户跳楼自尽了。瓦齐克写道：
我没有去停尸房看他，
只是跪在他抽屉前哭泣，
看着那些琐碎物品，跟他一样被废弃：
一只坏了的打火机，一些小发明玩意，
他是那么欢喜那些神奇的技艺——
在他眼里，它们代替了诗韵和节律。
这首诗让我哭了起来，让我想起了妈妈收集的报纸文章和麦当劳玩具，那些别人都会称为废物的东西，那些她在收容所无法拥有的东西。
我被哈佛录取一年多后，妈妈通过一个叫做“安居附加”的计划租到了她自己的公寓。在流浪了十五个月后，那可是件大事。
她很喜欢我大二时的室友维罗妮卡和阿莲娜创造的“墙纸”，她们用皱纹纸和金属纸覆盖在墙壁上。妈妈想为她的新公寓做这样的墙纸。我给她买了些深蓝色纸和金黄色的金属招贴纸。她创造出了整个银河系，一个展示在墙壁上的宇宙。尽管我曾经没有通过“宇宙与一切”这门课，可我知道在妈妈的宇宙里没有人会失败。她没有想过我的分数以及跟其他人去比较。这个思想是她教了我一辈子的东西。
在她新公寓的后部——她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有一条通向卫生间的过道。沿着过道的一面，那里展示着她的宇宙。每一张深蓝色的皱纹纸都被在墙上拉平整，用双面胶布粘在那里。每张大纸的边沿都重叠起来，这样——从地板到天花板——原来涂着白色涂料的墙壁一点也没露出来。在这普通的画布上是妈妈的心灵艺术创作，她的恒星，她的月亮，她的行星。
第一次把它给我看时，她指出了每一个星座和彗星。有几颗星星会在黑暗中闪烁，有些则是贴纸，“我最喜欢的那些是用薯片袋内侧的纸做的。”她说，边指给我看几颗小小的形状不规则的手画星星。“这是最好的一些。”地板上撒满了纸片、金箔、一卷卷贴纸、画着星星的纸、剪刀以及她说起的薯片袋闪光的内侧。
主要的行星在黑暗中发着光芒，是立体的，半球体形状。她从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买了这些。它们似乎被镶嵌在了墙壁上，在广袤的夜空中露出来。小小的动物贴纸在这太空的底部行走，因为上面的宏大而显得非常矮小。
那墙壁令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上面布满了成千上万的装饰。看第一眼是不可能注意到全部的。细小的火箭飞船放大着飞过表面多坑的红色月球。妈妈告诉我，那里也有真的彗星的传真图——她从我考试没有通过后给她的天文学课本里剪下来的照片。
她关上厅里的门，这样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观看这堵墙壁。过道中央的电灯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块呈“人在月球”形状在“黑暗中闪耀”的肥皂。“趾高气扬的肥皂。”她说，为她那没有夸张的幽默感感到满意。
我在哈佛念了一年大学后才能够明白妈妈会建立她自己的结构、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处事，那样不错。那之前，我只看到她是与众不同的，她与我被扔进去的那个精英宇宙格格不入。
在看了妈妈那堵墙壁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奈玛一起走过哈佛园。地上的树叶看上去非常诱人，棕色的，很容易碎。那是个风很大的夜晚，对12月初的天气来说还算是暖和的。奈玛和我躺在广阔的树叶地毯上，遥望着那温柔的深蓝色天空。奈玛推了我一下，很快我们便在树叶上翻滚起来。我们滚啊滚啊，直到我们撞上了一棵树，或者两个人撞在了一起，然后我们改变方向，心醉神迷地往前往后斜滚过哈佛园。
“闭上你的眼睛试试看。”奈玛说道。我们从空荡荡的黑暗中滚过去。我们再睁开双眼，灯光像一个个大圆圈在旋转。那些高大雄伟的建筑房顶看上去如同很久很久以前的城堡。我们可以看到比平时更大的天空。
只有运动，只有草地的感觉、真理的感觉。那风强劲而宜人。看着那些一小团一小团的白云高高地在我上方快乐地旋转着，我感到安全而自由。那蓝蓝的天空昏暗着，缀满了无穷无尽的明亮的星星。我感觉自己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人，而且依然可以被哈佛园内的这些建筑围住，仿佛它就是我自己的后院。我感到幸运，被一个曾一度如此陌生的地方包围住。
我们在公用房间里休息，我那几位一年级室友谈论着她们是从哪里学会自己的学习习惯和规矩的。
“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新教徒的工作习惯。”桑德丽娜说道。
“我父母很重视严格的学习习惯。”詹妮附和进来说。
“我父母让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做功课。”阿本娜说，“没有讨价还价。”
我有些慌神，回想起我经常在上午十点钟还在打最后一页报告，上学迟到，而妈妈在一边匆忙地帮我把图片贴到报告封面上。我记得有很多回我在凌晨两三点钟醒来，做生物实验报告。我恐怕自己没有学习习惯，没有严格的规矩可言。
在我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安排得有条不紊时，我感觉我的脑海就像我长大的家那样乱糟糟的。我喜欢零敲碎打地积累知识，根据一些天生的感觉来粘贴建构知识。如同妈妈那无休无止的一堆堆剪报文章那样，我的知识除了自己可能对别人毫无意义。我咽了一下喉咙。在哈佛，自然后果法则会把我引向何处呢？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那样自信和能干。
我在大学一年级学到了DISCIPLINE这个词的新含义。哈佛的一门discipline指一门学问或学科，诸如历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工具。在那些课程里，我们读关于如何界定、组织和确立知识的书。
我试图按照那些学科规定的方式去处理学业，可感觉不自然。在哈佛，我被要求从一个客观的距离去对话题进行分类、列举、评价。每一门学科的规则刺痛着我，包围着我，就像妈妈有次曾经徒劳地在我们公寓里追逐我时手里拿着的那根皮带。
我记得在小学时，大雨如注，巨大的水滴落在黑色天篷上。阿斯托利亚经常下雨，一张很大的塑料天篷遮住了半个操场。在潮湿天里，所有的学生都挤在盖着篷的区域，打四人制篮球，跳绳。可我的朋友唐娜和我喜欢不理睬四人篮球的规则。我们站在露天，站在紫色和灰色的棉花球般的云朵下。我们轮流站在天篷边沿上的落水管下。水管中的水急流下来直冲到我们半干的衣服上，而我们毫不退缩。我站在水管下，我的头发立刻被冲到脸上。我的衣服变成了深色，像水里打了褶的大袍沾在身上，鞋子里浸满了水，而且——突然——我整个人被改造了。唐娜和我转着跳着，让自己晕眩起来，把水像螺旋一样地溅射出去。终于有位老师走过来，责备了我们，把我们像二年级的囚犯而不是超级英雄赶回了学校。我们的运动鞋嘎吱嘎吱地响着，在我们身后的学校又大又空旷的过道里留下了肮脏的水痕。
Disciplin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里的dis…（表示“分开”）和capere（“抓住”）——“分开抓住”——在哈佛，在一门学科下学习意味着不管某人自己去抓住知识。它表示从远处观看从落水管里流下的水，数有多少水滴，而不被那潮湿浸泡到。我记得还是个小姑娘时，曾经有天夜里在一个卧谈聚会上跟我朋友洛兰一起吃掉了三百二十颗胶姆糖。我们不是守纪律的孩子。于我，在一门学科的要求下学习意味着在一台显微镜下一粒一粒地观察那些胶姆糖，但不去碰它们，不去吃它们。
我吃不准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大学一年级我最喜欢的课是写作课。此外，我时刻面对着那个令人困惑的有关自己身份的问题——我身边都是阶层背景跟我不同的学生和教授。我感到我和他们的差别甚至体现在思考和处理生活及学习的方式上。研究这些差异让我感兴趣，我想过自己可能选社会学专业。我选了一门叫“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的课。
这门课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福利改革的知识，可是我却感到被社会学的规则束缚住了——它搜寻知识的方法（分类、列举、观察）以及它发现有用的那类知识（割裂的、概念上的）。
许多哈佛课程教导我说，知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