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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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门课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福利改革的知识，可是我却感到被社会学的规则束缚住了——它搜寻知识的方法（分类、列举、观察）以及它发现有用的那类知识（割裂的、概念上的）。

　　许多哈佛课程教导我说，知识是我身体以外的一个箱子。我可以围着知识走，去拨弄它，从所有不同的角度去睨视它，不过我一定不可以走进去。

　　我回想起三岁时在里面玩过的那个大纸板箱。那时候，我的邻居朗达和我爬了进去。我们在箱子里过家家，妈妈给我们在箱子上开了个可以打开合上的纸板窗户。蓝绿色的光线透过盖在箱子上面的毯子照进来。知识是一个暗淡的蓝色梦。如果知识是只箱子，我想钻进去。我寻找着我自己知识的起始：我是怎样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东西的，我是如何经常去了解和学习的。

　　学习——对于我来说——必须是个人的，实际的。我需要带着学问行动，带着新知识去经历长长的障碍，如同一包包洗好的衣服或者杂货食品。要在我的身体和大脑里感觉到它的重量和运动。要把知识吃下去，像一下子吞下三百二十颗胶姆糖并痛苦地把它们消化掉。我希望知识像从落水管流下的水一样浇在我身上。我想感受它那种冰冷的潮湿尖叫着穿过我的皮肤。我的知识在身体和混沌一边。

　　这就是为何我坐在“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课堂里时会变得目瞪口呆的缘故。课堂上讨论用表格列出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的问题。我想要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来思考贫困，然而这门课的语境没有创造出一个提供给个人知识的舒适空间。当我发言——讲到我母亲和她的生活，讲到我们一年的生活费用不到五千元——我的话语自内心喷涌而出，涌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我的话语如泥牛入海，如倒下成一条线的多米诺骨牌。其他学生一片沉默。

　　我想起了四处流浪的时光。上无片瓦，周无堵墙，在敞开着的露天，生活是痛苦的，可它给了我一个观察这世界的场所，生活在编织的世界之毯的边沿，挣扎着，系在边缘。那样的观点就像被楔子钉在地板和墙脚之间，像房间角落里隐藏着的灰尘，被扫出了视线。我生活在书页边白上那空洞的空间里。我生活在天头上，地脚上，还有两侧上，在那些文字的周边。那些权力的文字写在书页的中间，那些《宪法》里的文字，学校里教的文字，福利法的文字。我变老了，我学会了爬进那一行行笔直的文字里。我已经在文字里了，在我可以写文字的大学里。可那跟一直在里面并不相同。

　　我在哈佛选课程的经验引导我去创建自己的主题研究（专业），我称之为“儿童研究”。大二那年，我申请上专题研究系，提出我想研究“贫穷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希望上包括心理学、社会学、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研究、教育学、文学以及创造性写作等在内的课程。在传统学科范围外挑选一门研究课程时，我选择拒绝大学内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和谈论的方式。穷人们和孩子们那令人窒息的声音从一排排的图表后喊出来，从那些长长的多音节文字里喊出来。我想要用可以被我最想与之说话的那些人们阅读的语言写作：穷人们、单身妈妈、游民家庭——也被更有学问的人阅读。

　　我把研究计划整理好，去找一名导师。我给所有那些教或研究“贫困或儿童问题”课的教授打电话，跟他们见面。很多教授都感兴趣，但大多数都已经有了自己系分配给他们的学生要指导。他们没有时间再去指导另一名学生了。每位教授都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然后我会去跟他们每一个见面。

　　我去拜访了萨拉·劳伦斯·莱特富特教授。我曾在教育学院上过她开的一门课。她是名高大的黑人妇女，穿着漂亮的非洲袍子。她的长发用装饰梳子挽成一个发髻。我为她的存在而惊呆而感到敬畏，还没有开口跟她说话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她很和善，有着一双富于同情心的眼睛。跟其他教授一样，她无法再指导其他学生，并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

　　我拜访了不同学科的四十几名教授，包括约翰·肯尼迪公共事务学院和法学院、教育学院的教授们。详细说明我完全想学的东西，把它解释给别人听教会了我锲而不舍。我清晰表述我的想法和计划的能力与日俱增。到我去见第四十位教授时，我完全知道了如何跟人说明我希望学和做什么、怎样学和做以及为什么要学和做。我终于在文学系找到了优秀的导师。

　　妈妈在我还是孩子时对我的独特的无管束教养方式、麦克先生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及其对个性的强调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去从事一项特殊的专题研究，在一种约束之外从事学习。　

　　我们可以坐在安全的角落里，如花瓶般一言不发，我们仍然还是会一样地害怕……只有用这惟一的方式我们才能存活下来，加入到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富有创造性不断延伸的生命，继续在成长的生命。而那从来都是带着恐惧的——怕被发现，怕四处查寻的刺眼光照，也许还有审判……但是我们早已经从所有这些中活下来了，在沉默中……现在我总是提醒自己，如果我是天生的哑巴，或者为了安全而要一辈子遵守保持沉默的誓言，我仍然会经受痛苦，我依然会死去。那对建立观点倒是很好。

　　——奥德丽·洛德

　　大一学年即将结束时，玛吉对我说：“你一定要见见穆恩。她和我一起打橄榄球。高中时她也摔过跤。”穆恩有两只会说话的深棕色眼睛，淡而清爽的皮肤，留着一个男孩子头。柔软的棕色头发垂在额头上，她用手把头发推到后面去。她谈论着女性主义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家长式等级。我入迷地听着。我们成了朋友。那年夏天我们都在波士顿过，因此我们决定每周二和四晚上到波士顿学院的开放场地去摔跤。我很兴奋，又能做我所喜欢的事了。

　　在波士顿练习时，我们获悉在纽约上州有一个摔跤夏令营。夏令营是保罗·怀德曼开的。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摔跤运动员，并且曾经是个全美明星运动员，在全国大学摔跤赛中名列前茅。广告小册子上说女摔跤运动员也欢迎参加，于是我们决定去。

　　保罗让我们住在他屋里，这样我们就用不着跟那些高中男生住在一起了。穆恩和我是夏令营里惟一的两个女性，而且我们年纪也比大多数男生大。夏令营营地在美丽的纽约乡村，靠近山。除了每天三次摔跤课外，保罗还带着我们大家徒步爬山，沿着附近的一个湖泊跑步。我们要爬上梯子才能到那间“摔跤室”，那其实是一间旧谷仓的顶层。谷仓墙壁有些部分已经倒掉了，因此我们几乎就像在室外摔跤。透过老木头之间的缝隙，我们可以看见阳光、树木以及蜂蜜色的田野。保罗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一英寸，体重只有一百一十磅，可他十分的强壮。他的人格使他看起来更高大。在摔跤课结束后，他教我们练瑜珈。看到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男生们做着古老的瑜珈姿势，那真是滑稽。

　　几年前保罗曾经在哈佛组织过一个女子摔跤俱乐部，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问我们是否会在哈佛摔跤。穆恩不想，因为她不希望从事一项男性统治的运动。她更喜欢女子橄榄球，她觉得那更受人支持，更有教养。可保罗和穆恩似乎都期望我能够参加哈佛摔跤队，这事我从没想过。我觉得那些男运动员会比我强得多，而且教练会把那些不够有竞争力的人给刷掉，不过他们说服了我去试试。

　　我回到马萨诸塞后给哈佛摔跤队的教练杰伊·韦斯留了个信。我的大二学年两星期后就开始了。我的两个室友和我刚刚搬到亚当斯楼的一个套间里。还没有开学，韦斯教练就来电话了。季前队长训练下周一就开始。他要我下午四点在马尔金运动中心前集合。我挂上电话，开始跳上跳下。“耶！我被录取了！”我对自己大叫。我简直难以相信。

　　下周一我出现在马尔金运动中心的台阶上，哈佛园里的纪念教堂的钟声正好敲响四点。台阶上站着三十名男生，伸展着身体，谈笑风生。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罗伯·德尔宾，他前一年跟我一样住在韦尔德楼里。他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摔跤队员，他们都跟我握了手。我的头发编了辫子，身穿黑色的“四十岁然后感觉它”牌衬衫，从我朋友艾米莉那儿挪用来的黑色东北女子冰球队短裤。韦斯教练从运动中心走出来，他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岁，让人惊讶。他穿着短裤和哈佛摔跤队T恤，他体形健壮俊美，长着深棕色的眼睛，留着小平头，看上去年轻结实，完全可被人认为是一名摔跤队员。要不是他带有的那种沉稳的权威样子和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我是不会知道他就是教练的。他要我们沿着查尔斯河跑一个四英里的来回，从波士顿大学桥上过河，然后跑回哈佛体育馆。到了哈佛体育馆我们就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我们一大队人穿过科克兰楼那扇铸铁大门朝河边跑去。我下定决心要跟上去，我的肾上腺素激发出来了，我像上了电一样。我设法跟几个跑在队伍后面的男生待在了一起。

　　我朋友罗伯告诉我，韦斯教练接到我的口信时他在场。教练对有女生要加入摔跤队有些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可是罗伯说道：“耶，我认识她。她很酷。”意思是他认为我是当真的，没有人会因为开玩笑而去摔跤。

　　罗伯后来还告诉我，有几个男生问他：“那个跟我们一起跑步的女生是谁？”他们无法确定我是谁或者我在那儿干嘛。不久，我就认识了所有的男生，并在季前训练结束时参加了新队员入会仪式。入会仪式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哈佛广场中间的T型下沉场地上举行。我应该打扮成男生样子，但是那天队长联系不上我，因而我是穿着一条印着许多蝴蝶的红裙子出场的。我们18：00在一名队长宿舍里集合。大多数高年级队员坐在沙发上喝着罐头啤酒，而其他人在帮着新队员穿他们的出场服。那些男生告诉我我的入会要求是去弄到五个女生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叫马特的新队员被打扮成一个外星人，用报纸从头到脚包住。有人给他拿了一把手电筒，告诉他去照那些毫无防备的陌生人，要他们“带我去找你们的头儿”。布拉德穿着一件飞行夹克衫，戴着飞行员护目镜，身体周围用硬纸板做了一架飞机。他手里还拿着一只轰隆隆放着“顶级武器”里的音乐的盒子。斯科特·斯麦德，我们都叫他蜘蛛侠，穿着蜘蛛侠化装服。

　　新队员们喝了几杯啤酒后（要是他们想的话，这可以平静一下他们的紧张心情），我们奇特的游行队伍便朝下沉广场出发了。艾迪是名盲人新队员，他在高中也摔过跤。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背得出沃伦·G和斯努普·多戈的唱片里的歌曲。一名高年级队员和他一起盘腿坐在广场中央。他吟唱着说唱歌曲，身穿大袍，头戴穆斯林头巾，身边放着红头的盲人手杖。我很害羞，不敢去找女生要她们的电话号码，于是几个高年级队员喝过了啤酒壮着胆帮我完成了任务。两名轻量级新队员，凯文和丹，穿着弹力短裤，在下沉广场中央进行“世界系列空中转体斤斗”比赛。他们的身材非常棒，肱三头肌很结实，看上去就像是小型版本的世界摔跤联合会的摔跤手。罗伯用他的摄像机把所有的都录了下来。

　　我们吸引了一大群人观看，最后连警察都出动了，驱散聚拢来的好几百人。我们队长领着我们回到宿舍，在那儿我们看了罗伯拍的录像，笑着我们自己。

　　季前训练一结束，我每天在摔跤室大约要花三个小时训练。我是惟一的女性，也是摔跤队历史上第一个女队员。我在这个都是男人的空间待的时间要比我上的任何课程花的时间或者所有我上的课程花的时间加起来还多，比我跟任何一个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这个经历是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学会了重新把我所感觉到的身体和声音的脱离连接起来，跟男性的身体和声音连接起来。这个故事中大部分行为都发生在心理深处。但是我在搬走那些高山，那些代表我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方式的大山。

　　哈佛摔跤房是个红色的子宫一般的怪怪的地方，地板和墙壁鲜红如血，柔软而有保护性，如同羊水。墙壁对着墙壁，地板是块厚厚的有弹力的鲜红垫子。墙壁也包上了红色的垫子，以保护被摔上去的队员的身体。室内保持温暖，有些日子甚至达到华氏九十度，以促进队员出汗。这个子宫样的空间滋养着、包容着一队人的成长。

　　房间的一侧有高大的窗户。白天，太阳照进来，在垫子上映上了拉长的正方形。灰尘和毛发在空气中闪耀着，慢慢地飘落下来，掉到红色的海绵地面上。那些缓慢移动的尘埃和无精打采的阳光跟摔跤队员们激烈的运动和叫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根根懒懒浮动着的灰尘被快速运动着的一只手臂、一条腿、一个身体突过。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上午，阳光让我们平静、有个好心情，即便我们汗流浃背、呼吸加快。

　　窗户对面的墙壁上用厚实的红色字母写着这样一条口号：“哈佛摔跤：获取胜利的权力从这里开始”。垫子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圈排着队不穿衬衫的坚毅男子的黑白照片。上面有哈佛摔跤队的一年一张的照片。这间摔跤房反映了一种男性传统，甚至连红色垫子都在激发着雄性的进攻性。它把摔跤运动员们浸润在一个鼓励他们“成为男人”、不畏痛苦、赢、赢、总是努力去赢的传统里。这些理念被建造进了哈佛摔跤房；它们在墙上沸腾着。

　　训练是我每天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而且经常是最开心最满足的部分。

　　在这间房里，我感到没有了那通常的二分法：心灵——身体，男人——女人，内部——外部。我在低年级参加摔跤的同时，我也在教育学院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课程名称叫“心理的极端地图”，由著名的教育和妇女心理理论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似乎跟摔跤的心理过程相呼应。卡罗尔的新心理学理论是要把每一个两重性的两半放回到两者的关系里，把身体与思想联合起来，在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上架起一座桥梁。

　　刚开始时，要坚持我自己的权力并跟教练和队友沟通使我很痛苦。我跟他们处得很好，但是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论过。我进入摔跤房时，我遵循了低级组和高级组人之间接触的规则。我不跟人对视，穿鞋时看着我的鞋子。我等着别人来跟我说话，听着男生们的玩笑逗乐时保持安静。我微笑着，但不加入进去。我不觉得有任何重要或者相关的东西要说，因而我保持沉默。

　　季中的一个星期二，没有人跟我摔跤。“教练……我不想打扰你，可是那些轻量级队员一个也没来。”

　　他微笑着说：“他们中三个刚被送去医生那儿去治疗疱疹，一种皮肤感染。”

　　“噢。”我说道。

　　“也许你也应该去检查一下。去让凯特给你检查一下。”

　　凯特是我们的教练员。她给我检查了一下，没有出疹子，只有光滑的皮肤。第二天上午在心理学课上，我碰了碰我的下巴，某个点上的皮肤化开去，裂了开来。我感到那下面有血和脓液。随着我轻柔地抚摩着皮肤，血管前后移动着。头有过几次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