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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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我脸上有几处开始脱皮，脓包长成了硬硬的小山一样，我通常挤推张三或李四的脖子和肩膀的身体部位上的敏感皮肤上长出了一片片盲文一样粗糙的疹子。
起初我试着用掉半瓶粉底霜来盖住那些水疱，可是随着疼痛的地方越来越糟，粉底霜反而弄得它们更明显、更突出，于是我不再试着掩藏它们。
我告诉医生我参加了摔跤队，我的几名队友得了疱疹，可医生不听。他用责备的眼神看着那些患处和我。他没有做皮肤培养，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意识到他应该做。
他开了些抗生素，认为那些红红的有脓汁的患处是一种葡萄球菌感染。我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可患处更厉害了。它们很痛，又痒，还有节律地跳动着。到了周末，我脸上一半都是了。我发烧到了华氏一百零二度，我想做的是躺在床上哭。
医生又检查了那些患处，给我又开了另外一种抗生素。他再次耸耸肩，否定了我的提议说那可能是疱疹。我开始哭起来，他却厌恶地说：“没有什么好哭的。”嘲讽着我，“疤痕会在几个月后褪掉的。”让我担心的不是疤痕。他以为我所关心的是我的容貌。可是让我哭起来的是他不肯听我的话。
我又吃了三天新的抗生素，最后找到了学校皮肤科医生。她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说道：“这是疱疹，毫无疑问。”她给我开了加强剂量的Valtrex（一种治疗疱疹的药）。我的队友们一直在服这种药。“他有没有做皮肤培养？”她问。她要跟我的医生好好谈谈。
我一吃了VALTREX药，水疱就不再扩散，开始出血，结痂，这意味着患处在愈合。
我想躲在宿舍里，一直到那些患处全部没有，但是我不能。我要到那些痂全部愈合后才能参加摔跤训练，因为会传染人。但我仍然要到体育馆去，在跑步机上跑步，举杠铃——教练韦斯要求做。而且我仍然要上课。开头几天我穿了件带帽子的汗衫，在去教室的路上头看着地，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我，认为我得了麻风病。
我在写作课上脱下帽兜时，班里同学喘着气问：“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出了车祸？”糟糕到那样。我解释了那个情形，他们都入了迷。下课了，他们没有让我感到对病有自我意识。
我还参加了BGLTSA（双性恋、男女同性恋、变性者和支持者联盟）会议。那些女同性恋者围住了我。“你怎么啦？你跟人吵架了还是什么？伙计，你看上去很坚强。”她们崇拜地查看着我的痂。
这是有关虚荣和自信的一课，我从队友们那里学到的，他们对自己的患处满不在乎，毫不禁忌。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切，从癣到葡萄球菌到眼睛被打肿、身上有瘀伤等。对他们来讲，疱疹是个大玩笑。他们开着令人恶心的玩笑，笑过一场就完。我也学着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我染了绿头发或者紫头发，或者我是惟一一个跟一群男人在一起训练的女人，人们已经盯着我看得够多的了——要是他们盯着我脸上的患处看，我为何要在意呢？
几星期后，我在体育馆的引体向上练习处见到了我的医生。他认出了我，把眼睛看向别处。他知道犯了个错误，甚至都没有勇气说什么。他只能做三个引体向上。我仅仅对他傻笑了一下，做完我十二个一组的引体向上，然后走开了。
男孩子——在大约五岁或六岁时——被教导要把他们的感情藏起来，要坚强，不可以哭。在男人们身边，我学会了把我的感情也藏起来，因为担心这些感情会受到嘲笑。我感到追求真正的关系或者分享感情的意图不会被人认真对待，被人认为是不重要的。随着我了解到更多有关男人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后，我认识到他们和我一样受到压力，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作为一名女孩，我被告知我是弱小的，伤感的，无助的，需要别人保护。而作为男孩，他们被放进一只箱子，把他们禁锢起来，不允许他们跟人分享感情。我开始明白我们之间有着比我曾经认为的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在挣扎着要挣脱一只壳，或者模子，跟我一样，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向往。
我队友中有几个人的脸上跟我一样有一点点的红肿患处。无数寄生病毒已经侵入了进来，在我们的皮肤下殖民。在拉丁语中，virus（病毒）意思是蛇的毒液。它也可以指任何使心灵或人堕落腐败的邪恶有害的东西。
我认识到疱疹和由社会规范导致的倾侧的人际关系都是疾病，它们不以性别来区分。疱疹是男女彼此关系的一个比喻。我们共有的弱点，不论我们之间有何差别，都变得不相干了。
跟他们越是接近，我就越难把我的教练和男队友们仅仅是看作白人男压迫者。在某些意义上，我也是名压迫者——因为我作为白人的优越，因为我上了一所精英大学。同时，我也可被视为受压迫者——因为我在贫困中长大，由一名单身母亲靠救济抚养成长，并且我是名女性。由于我可以认识到我们都受到了压迫，同时又是压迫者，我很容易对教练和队友们产生移情和爱，把我们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成长和理解的源泉。
面对一个跳上肉体的病毒，我们间的差别消退了。在这个病毒对世界的认识中，强壮、虚弱、雄性激素、雌性激素、高低喘息的声音都变得暗淡了。它接受任何一个主人，使我清楚我们之间多么紧密相连。我们都共享着那腐化关系的病毒，固定在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上。这样的角色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很久很久了，其起始是一条紧紧缠绕的蛇的头，深藏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需要一起来清除我们自己免受那蛇毒的侵害。
心理学课上，我们在学习有关大多数在我们这个文化里的青春期女孩都经历过的与她们身体的脱离。年轻女子进入公共领域，在那里人们灌输给她们这样的观念，即她们的思维和感情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思想中拥有的东西必须通过身体展现出来，因此年轻女子们也学习如何隔断她们身体的平衡感。我们了解到身体是脆弱的、弱小的、充满欲望的，是用来昏晕的，于是我们学会了不能坚强地坚持。我的教授卡罗尔·吉利根认为这种不平衡在青春期的时候产生。她对爱玛·维拉德中学的女生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爬水塔和梯子时，那些年纪最大的少女总是那些惟一不能爬上去的人。很多年轻女孩不假思索地就去爬树爬栏杆。长大一些后，她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平衡感，变得容易晕眩。
在女性变得不平衡并且被向着一个更被动的身体知识引导时，男性则常常拥有更多机会去使用他们的身体，获得他们的平衡，更多的训练轮流强化他们的心智，赋予他们信心。在打猎、体育运动和艰巨的体力劳动中，他们被教会要把身体和心智联合起来。
摔跤帮助我逃脱了部分跟我自己身体脱离的心理。许多女性都未曾有探索自己内心的身体平衡感的机会，而我通过摔跤获得了。
摔跤运动员必须用一种把身体范围拓宽的姿势站立，把中心放在臀部，这样她才不会被对手用一个单腿绊倒，或者高胯推或者出其不意的臀摔摔倒。我感到跟自己的身体重新连接上了，我的平衡能力与日俱增。
要是在训练时我没有保持好平衡，我们的助理教练格拉尼特·伊万诺维奇（乌克兰人，刚开始学英语）就会这样描绘我：“风来。”他说，边用双臂做着一侧到另一侧的动作，把风挥舞进来。“要‘呼……’。”他撮起嘴巴，发出吹气声，把手臂平伸，学着我侧躺着的样子。“下次，不。”他会说，然后给我一个夹头摔。他第三次这样说了后，我的身体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我站得直直的，保持了平衡，在他双臂把我朝这边那边猛推时，我的肌肉抗拒着他的推力。
一天在开始训练前，我在穿摔跤鞋，把长长的鞋带绕在后跟上，然后在前面把它们收紧。男队员们围坐着，在做伸展活动。我抬头看着。他们在抓一只两英寸大小的蟑螂。那只褐色的东西在垫子上爬前爬后。男生们围着嬉笑着，蟑螂又一次被弹到了房间的另一侧，勉强能爬起来急急忙忙逃走。这些哄笑着的男孩子们——我对他们感到惊奇。
我想起了跟蟑螂的一次相似的对峙。那时我一个人在女更衣室里，那只蟑螂堵在我的东西前面。我后退，围着它走，朝它扔鞋子。我实在不想碰它。我被抚养长大是要变得这样胆小的吗？我是否可以从来不注意到这个样子？受了欺骗……从什么时候起的？出生？青春期？要绕过去，小心退开，别挡道。没有什么景象像那些自信的大笑着的男人那样，用胳膊肘撑在地上，肌肉绷紧，把一只蟑螂像曲棍球那样玩。
另一天在训练前，詹姆斯和我靠在墙上，坐在那儿说话。他用冰块捂着肩膀。男生们正在用白色绷带捆一名男生的腰，把他的两只前臂绑在两侧——那天是他的生日——把他的双腿也一样绑着。一群男孩子大喊着，大笑着，站在前面，把他拽起来，抛上空中。我的教练大笑着，跟其他人一样响亮，一样无所顾忌。他们都那样开心。詹姆斯和我互相笑了笑，耸了耸眉。在我大脑里我听见了两个声音。一个是逻辑分析发出的声音：这是典型的男性运动，多么吓人，多么暴力。另一个是我的感觉、我的直觉发出的声音：可是这有多开心。看着他们像小孩子般玩耍着，我感到非常开心。
有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向往、一种希望，对我难以在自己身上抓捕到的那种无形的欢乐的男性的粗犷。男孩子们或许也会在某些方面被教导要虚假、被禁止，可是这种粗犷的欢乐，这种他们对身体的无拘无束的使用却是我在长大以后，在我进入青春期不再是个小丫头的时候丢失了的东西。
我向每天见面并喜欢的这些男生伸出手去，我伸出手要寻找自己永远会成为或者拥有的东西。我看出他们用女性通常不会用的那种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我想要找到那些方式。男人们是那样自由，开玩笑那样随意，笑声那样轻松，肉体那样自在。
大多数女性希望拒绝“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参加摔跤，我很多时间都跟男生们在一起。我参加了一项“暴力的”传统上是男人的运动，并从中找到价值观，那是否意味着我在“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呢”？我寻找着男人们在一个传统的男子项目中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一种男性人格”。男人们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女的，我曾经错过了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在寻找“我体内的雄性激素，我自己作为女性的某个碎块，我很不情愿去承认或者探索的那部分。”
格拉尼特不仅帮助我提高平衡能力，也帮着增强我的声音力度。教练要我们停下摔跤训练休息一会儿时，我们有时候玩“死亡篮球”游戏。惟一的规则是投篮。运球，抓球，喊叫，用拳头锤打自己胸脯来吓唬另一队，这些都是合法策略。玩游戏者常常最后在篮球馆的硬地板上滚作一团，盲目地在把体育馆隔成两半的帷幕下跑来跑去。
格拉尼特让我做记分员。玩的时候我必须喊出分数。要把我的声音喊到足够大符合格拉尼特的要求使我感觉麻烦很大。每次我喊出分数，他都要摇头，然后用手围住耳朵表示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不够响。他不断地迫使我，让我非常难堪。可是这办法还真管用。我的喊声越来越响。最初几次以后，我不再那么被自己尖厉的声音吓着了，别人也没有觉得太吃惊，因此我一定听起来可以了。罗伯体重一百八十九磅，急跑而去，边叫着：“奈特，我来抓你了。你在哪里，奈特？”去吓一名比较瘦小的摔跤队员。我呼吸更放松了些，知道我的声音不会像他那样难听。他从奈特手里抢过球，扣了一个篮。“二十比十四。”我的声音变得更响亮，更有自信，我的游戏也是。我跳起，断球，撞倒几个比较瘦小的队员。我的嗓音能够做到这么大，这真让人惊奇。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们举行训练赛，有裁判计分，选拔参加大学代表队的运动员。每个摔跤运动员都参加了争夺战，甚至那些可能不会有机会进入代表队的也是。
我站在摔跤房边上，紧张得出汗。大家都在为比赛热身。我想待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我不想跑圈、做练习性绊倒。要是我开始热身的话，那意味着我把自己很当真，意味着我相信我有机会赢得比赛。我内心的声音从毛孔里汩汩而出。它们用咸咸的汗水、紧张的发冷、发抖的身体在说话。它们提醒我：你不是真的真的认为你能够打败一个男人。努力做几个绊倒，可你不会赢的，你做不到。你会看上去在作可笑的努力。因此不要把自己当真。
我的心理是一块有众多殖民地的土地。在我开始认为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一文不值时，外部的声音在我脑袋里殖民。我的大脑不是自己的了。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太弱了，你会一直是弱的。”另一个殖民地则会因为我是个单薄的女性而祝贺我。所有这些声音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是另一个相反的声音争斗着冒了上来。它浮到了其他的上面。那是奥德莱·洛德的声音，以及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说道：“现在你在沉默中受着煎熬，对不对？在这房间里跑步让人们看到你是认真的，那种痛苦会更大吗？而且，也许，谁知道他们对你开始在自己身上放进价值会感到高兴呢……”“要是我要忍受痛苦的话，我最好还是开始行动。”于是我开始跑步，把自己当真。我开始更清晰更有力地说话。我开始叫教练和队友帮忙，我的声音开始被人听见。
我学到了，主动出去建立关系的痛苦要比保持沉默的痛苦更好。
在摔跤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等级。我知道教练的重点放在男队员身上，因为这是他在讲话中说的——摔跤队的目标是在全美摔跤协会I级东部冠军赛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他的工作，尽管他给每个人都发训练目标计划，但他从没跟我单独坐下来讨论过我的目标。我没有得到他的输入——我也不问他要。因而我只是自己做训练。我觉得他不在意我跟那些男生一起训练，可是要是那会使某人的训练慢下来或者受影响的话，那我就不会有机会跟那人一起练习。顶级的摔跤队员排第一位——有一个按照性别也按照能力区分的等级。不过我一直在最底层坚持着。
然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上是没有等级的。我的教练很尽心尽责。他要求我们有同样的纪律和付出，对所有摔跤队员都一样。如果我训练迟到，结束后要做一样的快速跑作为处罚。我被指望参加每天的训练，不会因为我是女的而给我任何休息时间。每次我向教练提个问题或者请他做什么（比如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从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体育奖学金），他都会很快很真诚很专心地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跟教练沟通——建立关系。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谁，为什么参加他的摔跤队呢？我怎么知道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的角色和目的，因为那跟其他队员的差别那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