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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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架很重，换档很费力。麦克先生提出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可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我骑着它更舒服，而且比赛还有一星期就开始了。

　　“那就尽你的全力。”麦克先生对我说，“不要担心那些个骑昂贵自行车的运动员。他们处在一种不同的状态。他们处在‘祝你一天过得好’的状态。即使你有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他们还是会比你快。你参加比赛不是要赢。你是为了对利莉和你舅舅（他们都死于白血病）表示敬意而去比赛的。”他送给我一只闪耀的红苹果形状的小别针。上面写着：“我改变世界——我教书”。

　　“我把这个送给你，”他说道，“因为——你教我。你是教师。你在教别人如何做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我自豪地把那只苹果别针别上我的书包。每当看着它，我都会想起麦克先生，想到他是多么独特，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是教书，而且也是向自己的学生学习。

　　“嘿，水果蛋糕！带上你的头盔了吗？”在我们上驾驶课的第一天，麦克先生问道。

　　在昆西玛丽娜湾的一个停车场，我第一次来到他那辆褪了色的红色小丰田雄鹰轿车轮子后时，我的汽车知识非常有限。我得先想好开车的顺序。首先，把车钥匙插在点火器里，调整座位和反光镜。好了，接下来呢？把排挡放在开车挡或是倒车挡，再检查一下反光镜。“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哦，我以为是反过来的。我要两只脚一起踩呢还是用一只脚？”

　　“噢，老天。”麦克先生说道。

　　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哈佛毕业生，碰到汽车我还像个幼儿园小孩。

　　麦克先生开始教我开车时，我对驾驶害怕极了。汽车是件危险的武器。如果我不清楚我在干嘛，我会把人杀死的。

　　麦克先生刚开始时在小侧路上教我。每当我们要穿过忙碌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就停下来换位子。“你还没学会就让你在这里开车是不公平的。”他说。

　　我同时也在上驾驶课。我的教员跟麦克先生不同，他把我带到昆西最繁忙的地区。他把指令大声说给我听，然后我马上就得照着做，大部分时候都自己开车。我们转弯时我从乘客座位上紧紧抓住方向盘，然后从教练车乘客座位一侧猛踩刹车。

　　“你全都替我开了，我怎么能学得会开车呢？”我不耐烦地问他。

　　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开车是在我们学了几个星期后。跟麦克先生在一起，我胸有成竹，知道该怎么操作，尽管自己仍然有点胆怯，因为我从未开过每小时四十码以上的速度。我们沿着坡道前进着，麦克先生的声音引导着我：“再加点速度，再加速。好，好。”我做了个深呼吸，感到很平静，因为我信任麦克先生。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让我做任何不安全的事。“加速，再加速。好，好。”哇呜，我每小时开到六十英里了。

　　麦克先生去年退休了。他“退休”后打算每周继续到西尔斯中学教四十个小时。他在昆西高中全职教书的同时每周到该校工作二十小时（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上大学而不背上债）——可是他就是无法离开教书这个岗位。

　　他离开了西尔斯，在他“退休期间”，现在在马萨诸塞多彻斯特的圣彼得教区学校给三十名黑人和拉美七年级、八年级学生上文学、社会学和宗教课。我在寒假前最后一天去参观了他的班级——全班学生正在搞庆祝活动。在教室一角是麦克先生从家里带来的人造圣诞树。圣诞树用学生做的物品和贺卡装饰着。

　　教室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有些是昆西高中学生的，另一些是他现在的学生的。有放学后他带他们出去的“小型野外旅游”照片，三个五个一起出去，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单独跟他们在一起，这样他们可以逐步信任他。

　　麦克先生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学生们围了过来，问我有关哈佛大学的情况，关于写作，关于摔跤。一名男生递给我他写的两个故事，然后，在我看的时候他害羞地走开了。学生们觉得好像早就认识我似的，因为麦克先生跟他们讲了我的很多事。《波士顿环球日报》上刊登的关于我的一篇文章贴在一面墙上。学生们检视我的头发——有点红的紫色头发——拿它跟文章照片里我的黑头发比较。“你的头发变了。”他们责怪我，怀疑我不是那个真正的萝拉莉。

　　几个学生在下棋，那是麦克先生带来并教他们玩的游戏。“我喜欢让他们在空余时间有事情做，做那些让他们思考的事情。”他说。

　　麦克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给我写信。一名叫丹尼拉的黑人女孩，高个子，留着长辫子，写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她从一家收容所搬到又一家收容所。她，她妈妈和两个妹妹住在一间房间里。今年她没有得到生日礼物，她妹妹也没有，但她努力不让妈妈烦心，因为，她在信中写道：“她在为我们做最大努力。”我马上就给她回了信。

　　麦克先生放学后还留下来，因为学生们似乎就是不想离开学校。他们围着他的讲台喧闹着，把最喜欢的CD放到CD机里播放，问了麦克先生和我无数个问题。

　　“麦克先生，寒假里我需要做什么作业？”丹尼拉问道，从他肩头看着成绩本。

　　另外一名学生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紧站在他面前。“麦克先生——麦克先生——爸爸。”她说，不耐烦地颠起脚尖以便可以离他更近。他一点也没有被打扰，把他的关注轮流交给每一个孩子。　

　　上高三时一个深秋的日子，我正坐在文化遗产课程休息室吃午饭，斯蒂芬妮忽然说道：“我想参加摔跤队，但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去。”

　　“女生是不可以参加摔跤队的。”我说。

　　“可以的！你没听说过诺伍德的那个女生吗？她是摔跤队里惟一的女孩。”斯蒂芬妮挑战似的注视着我。

　　“我和你一起去参加。”我说道，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以至于我冲向了桌子，胳膊肘打翻了一盒巧克力牛奶。我通常在冬天跑室内田径，不过这年是由一名足球助理教练带队。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田径比赛。训练活动是在咖啡厅里跑圈跑二十分钟。我喜欢越野跑和春季田径运动，但对冬季田径运动兴趣很小，特别是由于我的项目，两英里跑，意味着要在室内单调地跑上二十四圈。

　　在我们高中，女生惟一的冬季体育运动是篮球和室内田径。男生可以选择这两项体育活动中的任意一项，还有另外三项体育活动：冰球、摔跤以及游泳。

　　几天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见到了摔跤教练文图瑞利先生。他同时也担任地球科学课老师。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那时他在高中的四楼楼顶逮到了我。我的朋友帕姆和我一时兴起从开着的大窗户爬了出去。为什么不呢？让我们到那里看看。我们坐在屋顶平坦的部位，边聊天边做我们逃课的西班牙语和法语课回家作业。文图瑞利先生一定是听到我们的说话声了，因为他把头贴在窗户上，说道：“我希望你们没打算跳下去。”帕姆和我从窗户里爬回去，离开了身后阳光融融的屋顶，来到光线昏暗的三楼过道。文图瑞利先生把我们交给了我们的老师，鼓着嘴巴微笑着。

　　我跟他打招呼说我要参加摔跤队。他说：“星期三下午三点，训练场见。”他的表情一点没变。

　　人们问：“你为什么要练摔跤？”我不知道，于是便编造回答：“摔跤是很好的身体锻炼。我要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用上每一块肌肉，这样我可以更强壮。”

　　斯蒂芬妮找到了一份放学后做的工作，决定不去摔跤了。我不想退出，那么多人都知道我要参加摔跤队。我下定决心去试一试，因为我说了我要去的。

　　接下来的星期三，我整理好训练要穿的衣服。我朋友帕特里克告诉我穿T恤衫、吸汗的衬衫和裤子，这样我的膝盖就不会在垫子上擦伤了，我还没有护膝。离训练开始只有十分钟了。我跑进女子更衣室，匆匆忙忙换好衣服。更衣室跟一只大的更衣箱那般大小，靠四面墙壁都是更衣柜，中间有张长凳子，跟隔壁宽敞的男子更衣室不同。女孩子们说笑着，挤在一起，衣服有换多换少的，换下的衣服堆在她们旁边。我告诉她们我参加摔跤，她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摘下戴着的许多耳环，把鼻环取下来，把一大把这些金属玩意儿放进我的CONVERSE牌全明星high…tops。

　　我冲进摔跤房，头发像烟花般朝四处飞舞。几个男生在互相摔跤。其他的朝天躺着——眼睛闭着或是睡眼惺忪地看着天花板。——他们突然猛地坐了起来，转身看着我。我伸手把头发捋了捋，希望不让自己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可是我手的动作似乎让大家更清楚我是个女生。

　　摔跤训练是在学校主体育馆楼上举重房隔壁进行的。地上铺着一张蓝色旧垫子，上面的乙烯层已经磨破了，东一块西一块地剥落。那些举重的学生有时停下来，看我们训练。

　　第一次训练开始了。两名队长站到前面，喊道：“列队，各就各位！”男生们赶忙坐到蓝垫子上整齐的方格里。我学着他们的样，在后排坐好队。队长面对我们，发出口令：起来一，起来二——这是仰卧起坐的口令。下去一，下去二——这是俯卧撑的口令。我把脚趾顶进垫子，挣扎着做每一个俯卧撑。我们做一百个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然后做尽可能多的屈体跳跃，每做一个就喊出一个数。

　　我们活动几分钟拉拉韧带，俯身触碰脚趾，左右弯腰。男生们把臀部伸出到韧带最极限。左弯腰，碰脚趾，直立，伸臀，右弯腰，碰脚趾。热身运动接近尾声，教练文图瑞利匆匆进来。他拿着公文包，穿着上课时的装束：领带，扣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棕色的便裤。他迅速解下领带，解开衬衫上面的几粒扣子，把皮鞋踢掉。他一把抓过离他最近的摔跤队员，还穿着袜子就开始喊指令，同时把那名男生摔去平衡，演示做正面夹头的正确动作。

　　我们的第一个训练动作是旋转操练。教练把一名叫阿什利·戴维斯的队长叫出来，帮着做示范动作。阿什利的双手和膝盖撑在地上，背有力地弓着。教练把胸口紧贴住阿什利的背，他的身体在它支撑下转动。他在转动中给阿什利的脖子加力，每次转过时用手把他的脖子往下压。阿什利努力把头和脖子抬起，双眼朝前方看。

　　旋转操练的目的是让脚的移动速度加快。要是对手双膝双手撑地，要绊你的腿时，你可以四肢伸开，在他身后或背上旋转，这样可得两分。

　　我跟训练房里最小的男生约翰尼·理查兹配对练。他很有自信来弥补体格上的不足，而且非常健谈。他看上去并不跟我想的那样不自在。他说他先转，于是我的手和膝盖着地，背弓着，手指尖压进了满是灰尘的蓝垫子里。汗水和脸上化的妆混在一起变成白水滴从我鼻子上掉下去。我的背和手臂用力支撑着男生的重量，他的胸口紧压着我的背，双腿从我头上快速转过，手臂在我脖子上加压。教练的哨子在远处吹响。男生变换了方向，继续旋转。

　　轮到我时，刚开始把胸口贴在约翰尼背上感觉很奇怪。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惟一的身体接触通常很少而且很正式，要么包含着性的意味。这是种新的场合，跟男生身体的接触不是由于性的关系或者很正式的关系，而是非常紧张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决定对之不去多想，只是去做。我俯下身去，学会了用胸部平衡自己，同时把双腿用一百八十度弧度飞快地旋转。

　　文图瑞利教练长着一双坚毅的棕色眼睛，脸上的笑容很僵硬。他令我想起一个发条玩具，发条总是上着的。他是名教师兼教练，确保你整堂课或整个训练专心致志，全力以赴。

　　“我会试练一个星期。”第一次训练结束后我对他说。

　　“好的。”他说，眼睛早已经朝别的地方看了。

　　训练的第一周，我们做了成千上万个俯卧撑、仰卧起坐和屈体跳跃，就好像整个冬季都只做这些。为了热身，我们也围着垫子无休无止地跑圈。我们在垫子上快速跑，练习摔跤姿势、进身步以及模仿摔倒。到一周结束时，我们进行了最初几天的真正的“实际”摔跤。

　　我有本笔记本，记录对摔跤训练的感受以及我想要提高的动作的描述。我写下来时，脑海里想像着教练的样子以及他讲解那些动作要领的话语。有几个男生天生就是摔跤的料，掌握得很快，但我似乎通常要比大多数队友花更长时间才能弄明白。我得把一个动作做上好几遍才会隐约理解一个动作的作用。我习惯于比同学学得快，并且很奇怪的是，我喜欢比其他人更加用功。

　　我把动作要领一遍遍地记下来，想像着教练说的话，然后想像着在另一名摔跤队员身上用那一招。我把记在笔记本上的话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

　　把他压倒

　　肩膀压向胯部

　　头偏向一侧

　　截向臀部

　　设法绊倒

　　（把手从对面伸出）

　　或者把双腿插到他两腿间。

　　或者夹住他的脚踝（把他扳直你就赢）

　　走过去

　　把他的腿（你抓住并压着）

　　放在你的膝面上

　　同时你往上往前跨步　

　　然而摔跤是一门完全不同的学问，在实际发生时，跟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高中上的物理课看起来倒是很符合我对摔跤的想法：力量，运动，无法用言辞表达的物理诗歌。

　　通过摔跤，我变得更加成为我自己，把更多的自我加到了自己身上。我以某种方式伸展自己的腿，我会感觉到以前从未发现的一块肌肉。身体的运动如同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感觉——一种自我表达，用不着任何语言，但却很有必要对我自己和他人说出来。

　　要是我生活在一只思想的集装箱里会怎样呢？那我就不会在乎我的身体，但会觉得被禁锢，动弹不得吗？从物理学我们学到，空间会像可以伸展的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那样弯曲——我们的运动（以及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改变空间的形状。如果我们只是思想，那么空间对我们而言是无法理解的。我摔跤时改变了空间的形状。它延伸，弯曲，急剧地，精确地。

　　当我的大脑觉得内心全部停止下来时——那些想法和挫折感匆忙地聚集起来，一片混乱——我需要用身体开始思考。我通过运动来这样做，让思绪逃逸并成形，把它们释放进物理世界。每个思绪都带电，它穿过我的身体离开然后又盘旋回到我体内。要是我把我的思想关进脑子里，它们在那儿会是浅薄的，不真实的，无法跟任何固体的东西互动。

　　我一动不动坐得太久时，我的大脑把自己搅动成一个个圆圈，像一块过于紧张的肌肉一般疼痛。

　　“那么你要退出了。”第一周训练结束后文图瑞利教练说道。我浑身被汗水湿透，头发衣服乱糟糟的，身上带着淤伤，脸上还有灰痕，看上去像个打了就跑游戏的牺牲者。我盯着教练。

　　站在教练面前，我回忆起二年级时玩儿童足球游戏的情形。我记得站在一排孩子中间，然后只剩下我一个站着，因为别的孩子都一个个地被伙伴选走了。我的双脚在地上滑来滑去，看着凝重的柏油路面，感到很羞愧，别的孩子在争执谁要跟我“搭档”。

　　游戏最后终于开始了，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