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1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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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怀疑他走迷路，碰到了什么凶猛的动物，或者被困在山涧了，大家赶紧拿着手电分头去找，一边大声叫喊。我问齐小菲：“我昨天晚上看见你们，好像吵闹过。”她说：“我打算这趟回去后，办出国留学手续，他听了很不高兴，觉得我在欺骗他感情。”
“梁步兵不会为了这么点事情想不开吧？”一个同学说，“我想不至于的。他不至于躲到山里不出来。”
一个晚上的搜寻工作没有进展，山林那么大，要寻找一头牛都不容易，何况一个人。第二天，林场派出工人帮着我们继续搜寻，我们大部队下了山，只留下两名学生干部向工人们提供各种可能的寻查线索。经过这件事，山林露出它神秘可怖的一面，它拒不交出梁步兵。风景失去了意义，并且瞬间丧失了所有魅力。我们一路出溜着下山，再也不愿意跟它有任何身体接触。
到了山脚下，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月亮川的瀑布垂直落下，竟然跟着我们一同下了山。我突然吓出了一身冷汗。
回到晚唐村，大家都默然不语。那些狗又跑过来跟我们的脚，亲吻我们，晚唐村来客不多，它们已经记住我们这群大学生了。我披着夜色在村子里独自转悠，明天就要离开此地。我走到河边，把揣在包里的弹弓扔进河水中。山泉狂乱地将它卷走，似乎很喜欢这礼物。
……我们俩似乎总也走不出那片树林，如一座沉沉的炼狱，他几乎对我无话可说。大一的时候我们曾经多么亲近！那是我刻骨铭心的初恋。我甚至记得他熟睡的样子，他的饭盆反扣在我饭盆之上。当他走到崖边，我迅速从包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弹弓，把他叫住，他最后回头瞧了我一眼。一枚坚硬无比的小石子如爱神丘比特的小羽箭飞向他，击中了面门，他仰面躺下去，我看到一只朝我正面张开的虎皮蝶坠人山崖。
我含着眼泪跟到山崖，喃喃说道：谢谢你，梁步兵，谢谢你让我成为我自己。作者简历
”
刘春，1970年生于江西省分宜县，198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就职于北京青年周刊杂志社。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半边人》。
不知所终的旅行
■ 晓 枫
读刘春的作品，可能比读别人的，更需要读者的耐性和心智。虽然这样说，像是为皇帝制装者的诡辩，但额外说明依然是必要的，因为她的小说不符合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一些作家不满足于单纯的故事讲叙，他们向往破坏钙化的小说模式——革命的步伐是那么艰难和微、弱，以至称其“实验”有所勉强。在这两篇小说里，刘春并没有表现出前卫，但她固有的探索乐趣和向前的半步，可能使她偏离众多读者的视线。
一个取自《圣经》的标题：《好人如何；罪人又如何》，让我们陷入隐隐的道德怀疑之中。桃园小学的范校长是公认的老好人，他品行端正，治校有方，又广种桃李，诲人不倦。他的形象几乎是个世俗版的圣徒，但上帝如何回报这个无可指摘的好人？范校长把生活经营得周全，却躲不掉脑后的致命一击。好人和坏人在作者眼里——我同样猜测在上帝眼里——是边界模糊的概念；至少，好坏常常殊途同归；世人看不到因果相报。这篇贯穿教育主题的小说乍看非常像朴实的怀人散文，作者不慌不忙地写范校长的身世、抱负、嗜好，几乎不存任何悬念暗示。但是范校长倒下之后，作者笔锋一转，文体突然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散发出强烈的小说味道。结构的自由性和处理闲笔的热情，一直是刘春的两个显著特色。
《山中》的大部分内容由“闲笔”组成。如此短小的篇幅里，作者不惜以一种“浪费”的方式东拉西扯，如同旅行笔记，枝枝蔓蔓，信马由缰，漫不经心地穿插着植物学、地理知识、动，物传闻、村人闲聊……她对细节不加拣选，对情节不加组织，看起来似乎未经逻辑和条理的过滤。正是这种缓慢的进入方式、松弛的语言节奏，使我们放松警惕。初读过程我几乎失去好奇和信心，最后一瞬谜底释放，原来公子多情——如此不合章法，她竟然把95％的篇幅用于铺垫，并且不像古典的欧·亨利那样事先提示，在即将被揭穿之前的一段，杀手的面目还坚持着无辜。对于这篇小说，我认为重读是必要的，因为重读始觉作者是如何经心铺垫的，以及在铺垫中蓄意保持的克制。她暗度陈仓，“废话”之中交待清楚了人物关系和事件发生，其间梁步兵与齐小菲的小动作与只言片语，并非旁观者的闲话，始终是一个好妒者在听者有心；目遇梁齐之后作者笔触简短，左右顾盼，其实不过内心起伏的外化形式。刘春铺垫了一级级台阶，读者沿着它们走下去，进入圈套……只是叙事的幽暗，使人没有察觉脚下的台阶而已，直至深谷，发现朋月高悬。
刘春强调小说的智力成分，是个尊重技巧的写作者——这种尊重，包括对成规的回避，以及不使技巧过于急切地显露。从个人趣味上讲，我喜欢的正是刘春的“别扭”。她的作品不是一张火车票，读者知道起点和终点，阅读的期待和喜悦相当于欣赏沿途风光——不，这是不知所终的旅行，你不会预知何时出轨。
壶嘴儿
■ 母国政
我不喜欢壶嘴儿。
你不明白？你当壶嘴儿是什么？壶嘴儿是个人！壶嘴儿是我的同学——就算是同学吧。
那年，日本鬼子开进了我们的小县城。一夜之间，我们校园里原来闲置的小后院，成了鬼子兵的大队部。从那以后，我们全校师生就无法安生了。
他们不仅霸占了小后院，我们上课、踢球的前院也成了他们出操、洗衣裳、晒太阳的地方。带挎斗的摩托车突突突地驶进驶出。两只棕红色的大狼狗，总是蹲在我们一年级教室门外，伸着软软的大舌头，龇着锋利的长牙，在砖地上留下一摊摊黏稠的涎水。听在学校住宿的老师说，夜里，常常能听见中国人的嚎叫声，惨厉极了。没几天，许多同学不来上课了，女老师不来教书了；再过几天，那个瘦瘦的狭长的小脸总是绷着的校长也不露面了——学校无限期地停课了。
对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事能比不去上学、不必看老师的冷脸更快乐呢！我们可以到天主教堂北边的大化河去凫水，在柳荫下的沙滩上下五子棋，可以到高粱地里掐乌米。运气好的话，还能到香瓜刘的瓜地里偷个香瓜吃——我们用铜子儿在火车道上轧成的专吃香瓜用的小刀片儿，已经好久没用过了。
世界上总有好管闲事的人。不管闲事，他们就吃不香，睡不安，牙根子痒痒。
管我们闲事的，是天主教教堂的神甫——一个满脸金黄色大胡子的比利时老头儿，他会说很地道的中国话。去年，我爷爷向教堂里捐赠了一些钱，给贫苦的教友添置冬衣，他请我爷爷吃晚饭，爷爷带着我去了。他把红得像血的酒倒在高高的玻璃杯里，说：“你们烧锅酿的白酒，劲头儿太大。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吧。”我亲耳听见的。
他听说我们学校停课后，对教堂里的于修士说：“兵荒马乱的，孩子们无事可做可不好。你把教友的孩子们召集起来，讲讲圣经故事，唱唱圣歌，再让他们写写大字，温习温习学过的功课，他们就不会给爹妈惹是生非了。”
就这样，我们二十多个教友的孩子，不分大小，不分年级，便同在教堂东院一间洁。白的大屋子里上学了。
我和壶嘴儿就在那会儿成了同学。
其实，壶嘴儿不是我们县立小学的学生，他家原住酸枣屯，离我们小县城二百多里地呢！年初，日本鬼子在酸枣屯和当地的保安队打了一仗，一颗追击炮弹正落在他家烟囱上，他这才和家里人逃到我们这里，投奔他舅舅于修士。有了于修士这层关系，当然，他也就能到教堂里来上学了。
壶嘴儿姓胡，大名胡天佑。并不是因为他姓胡，大家才叫他壶嘴儿，而是因为他的嘴小——特别小，可能他小的时候叼不住妈妈的妈妈头儿吧，他妈便用针线把他的嘴从两边缝起来，只留下一个榛子大的小洞儿——那不是跟茶壶嘴儿差不多吗！
我不喜欢壶嘴儿。
不是因为他的嘴太怪异。其实，除了嘴之外，他的眼睛、鼻子都很漂亮，特别是那两道几乎是竖起来的眉毛，又黑又亮，像戏台上穿着战袍、握着大刀的大将军似的。
在班上，他年龄最大，看上去有十四五岁吧。个子也最高，又黑又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在山里长大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他腰间都煞着一条又厚又宽的牛皮带，皮带上的铜环又大又沉，亮闪闪的。
那时我七岁，觉得他又威武，又霸气。
他真的很霸气。
那时，我们临帖写大字，用的是糊窗户的高丽纸。高丽纸柔韧，有淡淡的亮光，写上墨笔字后，黑是黑，白是白，别管字写得好赖，看着挺舒服的。
壶嘴儿独出心裁，他先用墨汁儿把洁白的高丽。纸染黑，在窗台上晾干，然后在一只小碟子里用凉水泡开一块白粉子，浓浓的。他就用毛笔蘸着白粉子在涂黑了的高丽纸上写字。他很得意，鼻子眼睛都在笑，惟独那茶壶嘴儿似的小洞儿，却做不出笑模样。他自己觉得好，愿意脱了裤子放屁，于修士又不禁止他，他尽管这样写好了，与我们无关。也许，将来他会成为书法家呢！
可气的是，他居然干涉起我们来了。
有一天，于修士去城关外前唐屯看望一位患病的教友，临走前布置我们每人写五篇大字。于修士一走，壶嘴儿便窜到讲台前。
“你们想把字写得像古人写的一样好看吗？”
那还用说！
“古人写的字都刻在石碑上，把它拓下来以后，字是白的，地儿是黑的。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我的字为什么那么好看！”
同学们有的大笑，有的起哄。
“吹牛不花钱哪！”有人问他，“谁说你的字好看？叶大中的字比你的好得多。”
同学们笑得更起劲了。
壶嘴儿一点儿不知道难为情，挺沉着地用板擦敲敲讲桌，笑眯眯的，让大家安静。
“我舅舅说了，让我今天看着你们。不听话的，先罚站；再不听话的，打手心儿！”
于修士从来没打过我们的手心儿，今天壶嘴儿掌权，那就说不准了。
那天，我们的字，都“像古人写的一样好看”了。可是回家都挨了一顿臭骂——墨汁儿和大白不仅沾在手上、脸上，连衣服和鞋袜上也没能幸免！
教室外边有棵大桑树，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高最大的桑树了。夏天到了，树上结满了桑葚儿，从教室的大玻璃窗望去，一片片紫，一片片红，大桑树就像开了花一样，桑葚儿又甜又香的气味隔着玻璃就飘进来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像出圈的羊似的，冲到院子里，找根短棒，找块木板儿，甚至脱下一只鞋——向桑树上用力掷去，然后就哄叫着，挤上去捡掉到地上的桑葚儿。紫的真甜，红的有点儿酸，又酸又甜。
我们正吃得高兴，壶嘴儿慢慢悠悠走过来，一直走到大桑树下，脱掉鞋子，两手扳住树干。只见他一只脚向树干上一登，身子就轻巧地离开地面，然后手足并用，眨眼间就爬到树上。他并不禁止我们向树上掷短棒或木板儿，只低着头，警告我们：“别砸着我！”我们深知这警告的分量，都仰着头，望着他站在树权上，一只手摘着桑葚儿，不断地往那张我们几乎看不见的小嘴里送。唉，那一定都是又大又紫——紫得发黑的桑葚儿！
他吃够了，有时会大叫一声：“接着！”便用手或脚摇撼着枝杈。他真有劲儿！枝杈就像被暴风袭击似的抖个不停，大大小小的桑葚儿，雨点般哗啦啦掉下来，把地面都铺满了。我们惊喜地叫着，笑着，撅着屁股边捡边往嘴里塞。等上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们的手是紫的，嘴也是紫的。
别以为壶嘴儿有多好的心肠，才不呢！第二天他就向同学们讨债了。
他要是看见谁在吃炒花生啊、芝麻糖啊、葵花子啊，他的眼神就不对了。他的眼睛本来挺好看的，可一看见吃的，就变了——亮闪闪的，凶巴巴的，能把吃的看化了。只见他两手向桌子上一撑，跃过两把椅子，三跳两跳，就跳到人家面前，一伸手：“给点儿！”
我们东北人都挺大方的，喜欢接待亲戚朋友，管吃管住。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说到英雄豪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每当说书先生说到这儿，把用青玉做的醒木往桌子上一敲的时候，就把这八个字凿进我们心里了。我们是把这八个字当做圣经看待的，“有福同享”，炒花生、芝麻糖、葵花子算什么！可“有福同享”是跟朋友‘我不喜欢壶嘴儿，同学们也不喜欢他，谁都没把他当做朋友。不是朋友，那就另说了。
正当人家犹犹豫豫的时候，壶嘴儿已经不高兴了。
“昨天，我还请你吃桑葚儿呢！”说完，一只黑手已经插进人家的口袋里，把炒花生掏出来了。
他那副吃相真难看！他能把人家的豆包三口两口塞进鼻子下的小洞洞里，几乎是一整个豆包在他口腔里蠕动着，那时，他的腮帮子胀得鼓鼓的，下巴颏儿向前膨胀着，比鼻子还要高。我真为他的小嘴儿担心一会被撑裂呀！
大家讨厌他，可每天中午放学后，我们住在城北的十几个同学还得跟着他。
天主教堂建立在小小的山冈上，山冈下大化河由西北向东南哗哗淌过，在视线所及的范围里，能看见河上有两座桥。南边的是座有青石栏杆的漂亮的石桥，它和教堂一起建造的，那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了。遗憾的是设计师做了错误的估计，他当时以为，人口越来越多的小县城，会向火车站所在的东南方向发展，事实上，后来新建的住房多在县城北部、西北部。于是，商店、旅馆、饭馆、茶馆、学校、澡堂子、理发店、大车店以及逢五的大集，都跟踪而至了，那座青石桥，几乎通向了旷野。住在河对岸的教友们要到教堂来做弥撒，都要绕道才能走上石桥，很不方便。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有一位教友提出建议：在石桥的北边，再造一座桥，当时他就撂下五块大洋。修桥铺路是积德行善，是好事，不管信教的，不信教的，大家都纷纷捐款，一座简陋的小木桥很快就建成了。这座小桥，最便捷地把教堂和县城的中心区连接起来，我们来教堂上学，都要走这座小桥。
河对面，有一座很大的院落，高高的大门楼，高高的灰色围墙，非常气派。在我们这座偏远的北方小县城里，不知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盖了这么一座大房子。两扇黑色大木门总是严丝合缝地关闭着，门前的街道上也看不见停留的行人，我总觉得这座大院子有些神秘，有些恐怖。后来听大人们说，大院子里住的都是日本人，男人们在县城火车站、邮政局或商行里当职员，女人们持家，和县城里的中国人没有交往，所以大家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自从鬼子兵进驻县城之后，情况就变了。那两扇大门敞开了，我们不仅看见了穿着和服的妇女踩着呱哒呱哒的木屐从大院里走出来，拎着花布手提袋上街买东西，还不时看见日本军人骑着摩托车来大院里做客，喝得醉醺醺的。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大院里还藏着十多个与我们年纪相仿的男孩子，�
